新国学网:国学的高不成低不就(1)

“国学热”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迫切
我的学术生涯，当然还不能算是为时很长，却已遭逢过很多热浪，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热”，以及稍后的“文化热”，还有九十年代的“汉学热”，以及眼下正方兴未艾的“国学热”。——这大概可以说明中国大陆的舆论气候，很有些与众不同的特点，老是采取类似运动的发展形式。
而且，上述每一次热浪，又多少都跟自己有关系。并不是存心当“弄潮儿”，往往自己坐上去的时候，还是一条冷板凳，谁知捂着捂着就捂热了。——回想二十多年前，具体说来是在1989年10月的某一天，当我在朋友家里咬着牙说“不如建立一个国学所”的时候，中国文化其实是最受冷落的，简直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当然话说回来，这次举国规模的“国学热”，跟以往的那几次热浪相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典型地表现为“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这回的“运动”，不再是由上层推动下层，而是由下层推动上层。正因为这样，这种热潮也就充分地说明，在民间社会的潜在文化心理中，对于国学的内容有相应的需求，而且心情还是相当的迫切。由此，我个人也就倾向于相信，这种现象将来一定会对中国今后的走向，发生相当不小的影响。
无论如何，尽管带有初始阶段的杂乱，而且裹挟了明显的商业目的，甚至诱使得某些趋利之徒，但我仍从大致的方向上，宁愿更看好这次国学热。——在我看来，这毋宁是在一个紧要的历史关头，再次雄辩地证明了，对于规范中国民众的道德生活、乃至丰富中文语境的历史经验而言，中国文化固有的价值体系和言说方式，不仅仍然是最有活力的，而且可能是最有效验的。
曾经有人问我：你怎样评价“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我随即回答他：决不要想要以经验手段去“科学地”检验它，那实不过是一种验前的文化暗示，属于任何文明都总要先行奠定的、潜伏在个体认识的地平线之下的“文化前理解”（cultural pre-occupation）。若非要追问其效验，那么这种效验也是要落实在无论过去还是将来的历史进程中——也就是说，尽管有了这种文化上的暗示，我们仍然有可能看到教化的例外或失败，即从个别案例那里发现“性恶”的证据，但从具有统计意义的总体来看，绝大多数受到“性善”暗示的人们，却绝对不可能全都属于例外，由此社会就有可能总体上表现为安定祥和、秩序井然。
这也就验证了我最近常常表达的一个判断。中国历史的正反两面，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如此这般地教训了我们：一方面，即使有了儒家思想的正面约束、制衡与范导，中国社会也不会是无懈可击的；但另一方面，要是失去了儒家思想的约束、制衡与范导，那么中国社会简直就会一无是处！
因而，正像美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丁（JohnAustin）所指出的那样，语言行为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有无中生有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也有可能催生出真实的社会事实来。而从这一点出发，我就不由得发出下述的畅想：很有可能，就凭下一代人这么普遍念诵着“人之初，性本善”，他们就远比“文革”中成长的一代，和改革中成长的一代，更能意识到为人处事的标准和底线，而不再总是做好准备去冲破它和蹂躏我们的神经。——果真如此，我们就完全可以把这种常识的恢复，视为对人心的一次有效的收束，甚至视为业已残缺的中国文明对于本有功能的再一次顽强的自我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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