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第三届EAST科技艺术季(一)：重观机构_集体加速创新_-科技-机构-艺术节-项目-合作

时间：2019年11月15日上午地点：中央美术学院报告厅（根据论坛发言删减整理，未经嘉宾修改）2019年第三届EAST-科技艺术季于11月15日正式启动。

时间：2019年11月15日上午

地点：中央美术学院报告厅

（根据论坛发言删减整理，未经嘉宾修改）

2019 年第三届 EAST- 科技艺术季于11月15日正式启动。本届科技艺术季以“新时代的全球科技艺术全景”为主题，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协同进行，邀请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五十余位艺术家、理论家、 科学家及三十余家知名科技企业围绕相关议题展开重点讨论，活动包括三场顶级学术会议，四个展览，四场工作坊及若干场讲座。

15日上午首先展开的讨论是“重观机构”。论坛邀请了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电子艺术大奖及展览部门总监马丁·霍齐克，美国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科技艺术实验室总监约珥·费雷，以及荷兰埃因霍温MU艺术机构总监安杰丽珂·斯班尼克斯参与。

马丁·霍齐克介绍了林茨电子艺术节如何关照数字革命及其对全球社会和自然的所有影响，并引领着一种新型艺术的发展，我们称之为媒体艺术和媒体艺术家。此次演讲是关于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的简要介绍，同时也是对日趋复杂的技术世界的反思。

来自美国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科技艺术实验室总监约珥·费雷则讲述了起初受到LACMA初期艺术与科技项目（1967-1971 年之间）的启发，把艺术家和南加州地区的科技公司匹配在一起，实验室也支持运用新兴科技的艺术实验。通过一系列的资助方，实验室得以在博物馆内支持新兴艺术项目。目前已经有超过30名来自加纳、匈牙利、爱尔兰、韩国、墨西哥、英国、美国和瑞士等国的艺术家通过艺术与科技实验室的奖项发展了他们自己的项目。

自2005年起，安杰丽珂·斯班尼克斯开始经营 MU 艺术空间，担任总监与策展人，该艺术空间是荷兰 领先的当代艺术机构之一，以多学科研究闻名。安杰丽珂·斯班尼克斯从年度生物艺术与设计奖（BAD Award）的角度出发，探讨生物艺术与设计作为一个鼓舞人心的新兴艺术领域，它在十年的时间里发展起来，并成为荷兰优秀年轻艺术家们的文化生产和展示平台。

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

邱志杰：集体加速创新

邱志杰：早上的论坛主题是“重观机构”，我们希望重新反思全球各地的科技艺术机构、艺术节、美术馆，在推动科技艺术的发展和对话之中，探讨所起的作用以及今天的机构的使命变迁。这三年来，我们已经组成了一个紧密联系，甚至是有效工作的共同体，每一年新朋友的出现都滋养出新的事情来，催生出越来越多的项目，这三年来我们都是越来越忙的，我相信我们还会更忙。

我跟马丁刚一起在深圳策划了“科技艺术40年：从林茨到深圳”，是影响很大的展览，我们和荷兰的V2之间实现了艺术家的助力和互访，芝加哥美院的爱德华教授帮我们开设了科技艺术史的课程，中央美院的作品已经连续两年出现在林茨的校园展等等。我一直在想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年一度的聚会，我想绝不是我们想把媒体艺术或者科技艺术这些人变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小圈子，而恰恰是为了让它的影响力可以扩散到整个社会机制中，去促成创新。

我想起克雷斯-安德森，他曾经说过一个概念，叫做集体加速创新。集体创新加速，就是当一群创新者他们是紧密联系的时候，一个创新者的成就能够迅速的被另一个创新者所掌握，在这个基础上，他旁边的这个人会去产生进一步的创新，这样的创新反复的迅速叠加，会迅速的把创新推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因此，创新者可以以做贡献的心态加入集体创新，既要以一种做贡献的心态加入这样一种集体创新，又要更加紧密的联系，以便加大我们的创新的浓度，创新的密度和创新的速度。

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电子艺术大奖/展览总监马丁·霍齐克（Martin Honzik）

马丁·霍齐克：林茨被技术改变的这40年

马丁·霍齐克：先来谈一谈我们奥地利的林茨电子艺术节。林茨电子艺术节在这40年里，一直努力培植的是原本在市场上并不存在的艺术门类，我们把它叫媒体艺术家，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在科技的社会里为艺术创造更多的机会。

1970年的晚期，奥地利的林茨跟中国的任何城市比都太小了，我们大概有5万的常住居民，这样一个小城市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政府的税收费用在这样的艺术节上呢？好像我们所代表的是一种非常小众的艺术形式，在当时我们甚至不认为媒体艺术是一种艺术。但是林茨在当时是一个污染很严重的城市，生活质量很差，我们的愿景是希望去向往这样文化的形式，让城市被技术所改变。

1979年，实际上整个电子化的革命来到了德国的林茨。整个科技革命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当时创建了一个艺术节，这个艺术节里面大概有23个参会，不知道来自多少个国家，当时大家讨论的问题基本没有什么相关性，和文化没有相关，和整个社会的相关讨论也没有，基本上是这些科学家工程师聚集在一起，大家讨论这些新的技术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1979年之后的十年，我们发现这个艺术节不断的发展，就决定组织一个国际性的艺术节，是比较有逻辑性的，因为很多的机构都在做这样的国际艺术节，希望能够寻找其他的一些内容，包括电脑动画等等，来自于传统的视频电影等各个范围，此外还包括音乐等。

1996年，林茨本地的一些政治人物说看到了自己种的种子长得如此茂盛，后来这些政治家们就说我们需要建一个“纪念碑”，因此奥地利融了很多资，建立了“未来博物馆”，那时我还只是一个艺术系的学生。

有一些东西是具有相关性的，所以可以驱动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可以被强迫创造一些独特的东西，因为没有任何实验室、任何机构，能够创建一个新的模型。大家一起的工作建立了未来博物馆。

我们希望艺术家可以提交他们的艺术创作，不仅仅是电子创作，同时也可以给他带来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创作，之后把它放到博物馆里面，利用新的技术。未来博物馆以及未来实验室后来变得非常成功，这是我们领域的一个实验室，我们这个艺术领域已经不再是一个小的领域，而且在全世界很多的学校里教职员工的人数也在不断的增长，包括整个媒体等等，都是我们这个范围领域所覆盖的。

2004年的时候，我们建立了一个档案馆，现在我们已经接收到了8000个提交的资料。2009年的时候，林茨成为一个文化之都，欧洲的文化之都，实际上在1979年已经具备文化之都的潜力了，那个时候人们会给我们一些资源，让我们做创作，我们当时也做了很多的创作活动，所以林茨应该是第一个从工业化城市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城市的成功例子。

林茨电子艺术节所做的是一个“生态系统”，首先我们是一个文化机构，是研发机构，同时我们还是一个教育机构，这是三合一的职能。我们的角色是一个催化剂。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艺术作为桥梁，把所有的东西做活起来。

今年5月份，我们重新设计了我们的博物馆，还是比较大的一个转变。2009年，如果你评估或者分析我们的博物馆，你可以说这个博物馆就是5到8个特定的技术，你们可以在博物馆里面来研究这些技术。但通过长期的讨论，我们当时决定专注于一个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我们认为人工智能还没有达到极致的发展，人工智能不仅仅会影响我们，也会影响工业化，影响所有的技术，因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进展速度可以对我们现有的一切带来挑战，所以我们一定要训练周边的一些人。

大家知道奔驰之前有无人驾驶的汽车，之前在法兰克福车展也都展示了这样的汽车，但是他们怎么样把这种技术很好的让人们利用呢？因为其实无人驾驶的汽车要跟人进行交互沟通，还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我们希望可以用一些软件的开发，可以跟人有更好的人机交互。比如说一个爷爷或者是带着一个家里的小女孩，面对一个无人驾驶汽车时，会有怎么样的人机交互的形式？另外一个是Honda，大家都知道日本的机器人也是非常成功的，他们也跟我们一直在进行合作，现在看上去还是非常不错的。

美国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艺术与科技实验室主任约珥·费雷（Joel Ferre）

纽珥·费雷：重启后的LACMA 科技艺术实验室

纽珥·费雷： 7年前，我们洛杉矶的艺术与科学实验室，实际上它是既有一个艺术的实体空间，也是我们的一个项目，我们给艺术家的一些项目作出支持，现在我们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我们也已经资助了全世界超过30多个艺术项目，不仅仅是在加州，不仅是在美国，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来进行这样的艺术支持的。

两年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艺术合作项目，我们当时是非常希望可以去追踪一下环绕地球的卫星，这个卫星大家也可以看到，1960年的时候，当时是林肯实验室，来自MIT的实验室发射的一颗卫星，但是这个卫星的信号断了，就失去了联系。但十年前，它又开始发出信号了，所以我们发现有一些频段好像接收到了，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哪里来的频段声音，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1960年代的林肯实验室发射的一颗卫星又回来了。

一些艺术家们开始觉得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艺术作品或一个项目，希望跟这个卫星可以建立起一些联系，他们自己做了一些天线，不能从真正的天文学或者是太空的科学角度去审查天线的构造，但是它们仍然可以去接收到一些声音和一些讯号，所以这其实对于艺术家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讯号。

一旦跟这个卫星建立起了一些联系，我们就会看到它的轨迹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会看看这个卫星信号是实时的，它的声音是怎么样的特质，这些声音的片断被人听到以后，其实它有点像美国西北部的那些乡村音乐和乡村民谣，而大家也会知道来自MIT和波士顿的这些人，还挺喜欢听这些乡村民谣的，他们就觉得这个卫星跟我们的沟通的方式还比较有意思的。

一开始我们的合作项目都是具体的艺术品制作，当然这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艺术家来到这里，他们想要创造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我们会发现可能实验是希望提供很多的机遇，如果你太聚焦很多具体的东西，很多时候这种机遇就消失了。

我们在2013年重启郡立艺术博物馆的科技艺术实验室项目时，就尝试向过去的项目进行学习，我们想做的事情是代表一系列的科技实验，将它们去和一些艺术作品进行合作，希望去找到一些新的创造艺术作品的方式，而不仅仅是希望一些人想好了他们的想法再来。我们希望是在在艺术家和科技领域的对话中，我们站在中间，更多扮演辅助者的角色，所以我们会做很多中间人的工作，希望这些所有的资源和所有参与的公司都可以成为我们艺术创作的资源。我们的科技艺术实验室和谷歌，和现代以及很多的汽车企业包括高科技的实验室，还有一些艺术高等院校合作，所有的这些合作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艺术家的资源，我们不希望艺术家只有机会和少数的一些公司和机构进行合作，希望艺术家们能够和所有的机构去合作，而且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机构都有机会接触到不同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和灵感。

荷兰埃因霍恩MU艺术机构总监、策展人安杰丽珂·斯班尼克斯（Angelique Spaninks）

安杰丽珂·斯班尼克斯：埃因霍温的未来实验室

安杰丽珂·斯班尼克斯：我是MU艺术空间的策展人和总监，我们的机构也在不断的增长，我们的名字虽然叫做MU，但是名字却不是Museum的缩写，我介绍一下MU。

MU位于埃因霍恩，不是一个大的城市，荷兰第五大城市，居民人数是23万。这个城市逐渐成为一个最新的荷兰的科技创新中心，我们把它叫做头脑港，而且在这个区域内有很多的一些新的建筑建立起来了，同时也建立了新的城市中心，有一些新的城市文化以及一些创新的技术。MU，并不是一个博物馆，是一个政府公开出资的艺术空间，没有任何艺术展品，没有收集任何艺术展品。我们现在已经有21年的历史了，现在已经成为荷兰领先的混合机构， MU自己的定位是包括实践艺术和新闻科学表演都会涉及。

我们的任务是来创建并且展现这些新的概念，新的工作，新的作品。包括艺术家和观众，艺术和社会，以及现在的想法和未来的现实之间来创建沟通，我们在不断的努力，希望能够不断的出台一些好的项目活动。我们有一个四年规划，项目包括城市的转变，还有后数字化以及后人类的探索，以及艺术设计和设计的艺术，我们把它叫做Newsroom。

我们有一个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合作，缩写为BAD的奖项，也是一个国际的奖项。我们会请一些本科或者硕士的学生来递交方案，在这些作品中进行甄选，有16个项目被甄选出来，并且让他们来海牙进行比赛。届时会有12个研究机构来进行对接，之后这些团队会有机会来把艺术家的一些原始的方案进行重新地规划，之后进行进一步的实施。

每一个获奖者将会得到2.5万欧元预算的奖金，他们用这个奖金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们总共有6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的计划转换成现实，获奖的项目将会在MU的年度主题：生物艺术和设计展中展出。

圆桌对话：我们需要更多的钱来关注艺术和科技的研究

邱志杰：下面是我们圆桌的时间，早上我们重点是谈机构，我们设立一个机构，最成问题的或者能够让一个机构启动的肯定是钱。当然美术馆有自己的预算，安杰丽珂·斯班尼克斯你的资助从哪里来，我看2.5万欧元，不少的，你的生物艺术奖每年发出好几个，每个人都拿着2.5万欧元的钱，奖金从哪里来？来自企业捐助还是政府？

安杰丽珂·斯班尼克斯：奖项的钱是来自科学组织，他们会给钱，我们也是可以接触到三个层级政府机构的支持。从全国来讲我们是有一些资助者的，但是来自不同的一些省市，另外我们跟其他的一些相关方来进行合作，从他们那里得到钱。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的政府支持的机构，我们是希望能够支持年轻艺术家，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平台，支持新艺术。

邱志杰：您说的科学机构是什么样的科学机构？

安杰丽珂·斯班尼克斯：比如说有一个很大的科学机构，就是NOW。在荷兰，他们就是来进行科学，尤其是生命科学方面的支持，他们也拿出钱做研究。他们会有一些想法，把艺术家和科学家结合在一起，实际上是科学界或者是跨学科的一种思维方式。NWO一开始是从一个小规模、小层面来进行的，经过九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大的科学组织，我们也希望可以找到新的钱，新的合作伙伴，可以让我们的项目走得越来越远。

当然从科学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他们可能现在兴趣有点削减，但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尤其是国际艺术组织的角度来说，他们兴趣又大增，我们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科学方面，一个是艺术家方面，这两方面如果都能给我们一些资助就最好了。

纽珥·费雷：我们的科技艺术实验室在LACMA里面是有一系列公司，还有洛杉矶郡给我们很多的资助，特别是2013年当我们重新建立实验室时，我们也可以从郡拿到很多的钱，也可以去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支持者。

邱志杰：马丁·霍齐克你们每年的花销，门票可以回来多少？有用吗？

马丁·霍齐克：我们是让门票尽量的便宜，还是有一点点价值，对我们而言，整个的社会包括我们周围的区域居民们，他们能够从我们的艺术节里面获益，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艺术节保证一定的品质，能够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人的需求，我们大概每年有十万人参观。

回到财务方面，我们是有林茨市政府所拥有的，我们是一个社会民主党，我们整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大概损失了一百万欧元的公共资助，但是过去的五年里，我们也是发展的很快，也改变了我们的一些态度，我们逐渐的把自己看作一个平台，作为一个开放态度的平台。虽然我们损失了很多的控制，但是作为一个平台你可以去社会各个层面的参与，这一点和你所做得事情是很像的。我们的社会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欧盟，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也需要我们整个的监管和整个管理层能够完成很多复杂的申请和流程，因为你要把你的时间精力花在行政事物上，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创造上，所以我们觉得作为一个来自欧盟世界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我们整个的项目，艺术节的视野，不仅仅是要造成欧洲内部的科技和艺术的结合，同时我们也希望去和世界各国合作，有很多的文化机构和科技机构合作。

邱志杰：你已经在世界多少地方发展了林茨电子艺术节？

马丁·霍齐克：这不是殖民地。我们有很多的方向，现在是我们进行扩展的阶段。我们实际上是在和联合国，还有深圳以及央美进行很多的合作，也会在北京、首尔和莫斯科进行巡展。我们还在非洲只有一个项目，更多的是我们需要做，也想要做这样的项目，在世界所有其他的地方我们都想做一些项目，我们有一些机会，保持有好奇心，也是开放的形态，去和世界各地合作。

邱志杰：我们已经把话题转移到第二个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资金，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我们和产业界，和公司的合作，我要问纽珥·费雷，早期欧顿和迪士尼合作，这个钱是迪士尼出，还是你们美术馆出？

纽珥·费雷：是迪士尼在花这个钱，它们最后是属于公司的，公司拥有这个作品的所有权。现在我们新的一代模型，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去否决所有权的转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也是很复杂，当你开始的时候，这个支持项目的公司会出钱，很难在背后左右他们，特别是给予艺术家更大的自由，实际上他们的一些工程师可以和艺术家合作，最重要的机会是在于艺术家可以进入这个公司的内部，去和他们的专家进行合作，他们可以使用新的工具包。在我们的项目里，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艺术家进入火箭实验室，去和天体力学工程师进行合作，他们也是能够去站在正在被建造中的火箭面前，其中我们的一个艺术家觉得这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比如我们去年的卫星项目，还是最终需要公司促成这些事情，不仅仅是有艺术家和公司之间的人际关系，我们要找到公司里面正确的人，需要理解艺术家的想法，才能跟艺术家进行深度的合作，能够理解艺术家的想法，能够真正的去承诺，能够投入其中。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开发、发展一个项目，我们需要这个项目能够完成，能在管理层和高层的一种长时间的支持，才能让我们的项目变成现实。我觉得实际上艺术和科技的结合，当然技术很重要，但是最终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邱志杰：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大概中国每一个科技公司都在高喊艺术和科技融合，所以你只要打出这个大旗，所有的人都表示他们很支持。

但如果你接触的是公司的品牌部门，品牌部门需要的是网红展，你只要把一个空间洒满了录像，加上一些镜子，有很多光斑晃来晃去，就会有很笨的女孩子打卡拍照片。他们往往就期待品牌部为社会影响，会非常推崇青年文化。但是往往我们需要找到他们真正的技术研发部门的人，因为往往搞技术的和搞科技研发的人会真的爱艺术，那个品牌部是假装爱艺术，而且这个人又要碰巧有实权，在公司里面有权利，能够拿到钱。

纽珥·费雷：有时候情况也不一样。比如说我和很多公司的品牌部沟通，他们有的是非常在乎我们艺术的概念和想法的。所以我们觉得最终是取决于你是和这个公司里的谁打交道，一定要找到正确的人，不管是品牌部，工程部还是科技部门，实际上有的时候和一些工程技术部的人也很难沟通，他们有的时候不能理解我们在做什么。

我觉得人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是来自文化领域的，我们不希望为一些公司当小丑，为他们展示他们的东西，我们需要去理解他们的一些规则，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看，看到了新一代的艺术家，他们不仅仅有创意，他们实际上知道自己想去的方向。无论是科技人员还是技术人员，实际上他们可以眼睛对眼睛看这些科技人员，他们可以去挑战这些科技人员，有的时候科学家都难以想象，艺术家居然可以问出有深度的问题等。我觉得今天的艺术，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准确直接的概念，也需要能够去真正的和科学家技术人员进行对话，去改变。

安杰丽珂·斯班尼克斯：我和设计师进行过很多合作，包括设计思维等，设计研究在荷兰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领域，他们做很多的研究，去问成千上万的问题，他们想要去找一些解决方案，他们寻找的是一些机会，新的想法和新的哲学，他们会去直面很多的东西，作品也是实现了这一点。年轻的一代我非常崇拜他们，他们很勇敢，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和业界合作，他们真的要成为明星了。

纽珥·费雷：艺术家逐渐在克服一些恐惧，有的时候是博物馆、美术馆的问题，好象我们期待着艺术只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存在，公众对艺术的参与度比他们想象是要高的，公众可以去到一个购物中心里，我们可以看到墙上的一个广告，比如看到一个橱窗，他们可以将它和一件艺术品区分开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野，而且越来越明显。

邱志杰：在加州我们经历过硅谷的崛起，经历过西雅图到洛杉矶，一大堆科技公司的崛起，现在科技公司的实力大到要挑战民族国家了，你觉得这个情况下，美术馆对他们来说还是一个有面子的机构吗？因为当年美术馆是非常有面子的。

纽珥·费雷：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觉得你说的对，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他们有很多的资源，他们的受众真是非常大，要比我们大得多。而且我们项目中有媒体公司和大型媒体公司合作的时候，你刚开始会想：天哪，简直就是我们团队里面的一只大老虎，谷歌我们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但是最终他们再大的公司不过是人，所以你虽然面临着这么强大的公司，他们有自己的一些项目，有自己的一些关注，你还得要考虑你自己有什么选择。不管怎么样，你需要在合作中生存下来，在加州尤其是南加州，你需要更多的参与才能更多的有机会胜出。也就是你更多的和这些企业一起合作，你合作的关系越健康，双方更好的了解自己想要什么，这个合作才能越成功。

考虑到自己是一个艺术机构，和其他机构是不一样的，你要了解这一点，你会把自己的价值带到这个合作关系中，也许带不来什么经济或者说在全球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你可以提供一些东西，所以这点就是你的权利和力量所在，但是你坐在那的时候，可能感觉比较孤独。的确，你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是你有这样的意愿，觉得自己需要改变，尤其是博物馆的模式，我们需要改变，需要博物馆，也需要这种高端的学术的一些对话，还有知识分子的对话。

邱志杰：我们每天有十万的观众，一个月就三十万，双年展如果搞半年就是一百八十万个观众，但是可惜我们科技艺术类的作品都扛不了三个月，也就只能是扛五天，每天都得艺术家本人去关机开机，重新启动作品，重新设置作品，这是我们的遗憾。

更多的时候应该是整个社会出钱，由公司来提供技术和艺术家提供思想，社会场景可以滋养起科技艺术，让做生物艺术的，做AI的，做材料的和媒体的这些艺术家能够挣钱，能够比做雕塑的挣到更多的钱。其实不挣钱我们也会做，我们需要打开社会应用的空间，同时又要保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即使这个东西好象也没有什么用，但是我们应该去做一些没有什么用的事情。

这几天我在给一些中央美术学院搞艺术收藏的班上课，我告诉他们以后只收藏和科技有关的艺术家，在中国不搞科技的艺术家他们已经全部都堕落了，他们的作品一定没有科学价值，他们每天喝红酒抽雪茄赌博，那些艺术家不思考人类问题和社会问题。恰恰对科技感兴趣的艺术家真正的在严肃思考问题，而且非常努力的在学习。就要收藏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是未来，是历史，即使今天看起来没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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