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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门户网:李昌菊:_董希文与油画工作室_董希文--艺术-画室-教学-中国-面貌-学生

    分类栏目:人间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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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初,油画作为改良中国

    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初,油画作为改良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引进中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几代油画家的努力,油画已成为本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中,李昌菊大致依循20世纪前期(1900—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1949—1978年)和新时期以来到世纪末(1978—2000年)三大部分,探讨中国不同时段的油画本土化现象。本篇文章为第二篇《学习苏联与自主发展》(1949—1978)的第三章节《民族化教学探索》的第二节内容,详细介绍了董希文以及他所提倡的工作室教学对油画民族化风格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美术学院在中国美术教育中拥有无与比肩的重要地位。该院担当着为国家培训美术人才的任务,也责无旁贷的承担着美术教育的新课题。在六十年代初的宽松气氛中,不仅油画研究班的教学,该院油画本科教学也开始萌发新的探索,油画家在教学中不仅重视基础,而且开始高度重视扶持个性、培育风格,这使中国油画教学在原有基础上打开初步多样化的格局,其中,对民族化风格有明显提倡的当属董希文。

    董希文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油画家,也是相当有责任感的教育家,他的创作追求与教育思想高度契合。在教学中他敏锐的发现全盘苏化的弊端,并积极呼吁美术教育面貌的多样化,他的教学主张符合中国油画的发展。不止于此,他还准备在油画教学中有计划有方案的实施自己的设想,虽然因历史原因未能彻底实施。

    在油画教学中,董希文强调基础,维护并激励学生初显的个性,将“应该有中国的形式特点,努力吸收中国民族和民间艺术,努力吸收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特色”作为董希文工作室教学大纲中的“油画艺术追求最高目标。”董希文工作室教学是对本科油画教学的一种创新探索,虽然壮志未酬,但他独到的见地,为倡导民族化风格的油画本科教学提供出思路与经验。

    工作室制

    双百文艺方针的贯彻执行,不同领域都表现出积极的态势。针对美术教学,文化部在1956年8月到1957年5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先后召开了两次会议,如前文所述的1956年的“全国油画教学会议”和1957年5月7日的“艺术教育工作的总结座谈会”,召开的地点都在中央美术学院。在艺术教育工作总结座谈会上,求新求变的观点得到了明确的表现。江丰,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呼吁道:“……(要)允许各个不同,不要大锅菜,清一色,一个学校要有一个学校的特点……。学校应该大胆改变,各个教授有各个教授的画室、创作室,只要国家批准,都可以开室,学生喜欢到哪个工作室、画室都可以……”。[1]这段对话显然是针对当时教学面貌单一的现状而提出的改革建议,具体改革途径是成立画室、工作室,当然前提是国家批准,这样,学生有了选择余地,不同的面貌便可以期待。

    对于教学面貌单一雷同的现状,董希文旗帜鲜明的表达了观点:“过去美术院校的质量如何不谈,现在的美术院校基础虽有进步,但面目变化小,以前老学校,程度虽不高,但面貌不同,谁领导有谁的面貌,如徐悲鸿领导的学校有徐悲鸿的面貌,刘海粟领导的上海美术有上海美专的面貌,颜文樑等人领导的苏州美专有苏州美专的面貌,杭州艺专又有杭州艺专的面貌,都有它的好处。现在的学生,打了几年的基础,几乎都一样,没有特殊的地方,没有出路。我们要请专家,最好多请几个各派不同的专家,不要一个样的。苏联各个艺术院校都有不同,有的强调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近生活,有的有地方色彩,各有不同,而我们则千篇一律。基础的打法也要有不同,不能一个样。过去苏州美专打基础以面入手,上海美专从线入手,用正副线等等不同的打法,有不同的基础。因为打基础的方法不同,将来画法,表现方法就有所不同。而我们学校一个样,很拘束。……互相交流,越交流越统一,越没变化,应该争鸣。”[2]董希文强调了面貌应该不同,指出应从基础开始不同入手,自然画法、表现方法就会有差异。无论哪种方式,在董希文看来,打基础都是重要的,是面貌产生不同与变化的根本。

    美术教育界的核心人物也力图变改,面貌单一的现状已为大家共识,这构成推动美术教育发展的动力。至于具体的途径,则已有了初步设想。

    早在1953年至1954年间,当时任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的艾中信,受邀到德国访问参观和考察了当地许多小型的、专业课程设置不尽相同的教学风格迥异的美术院校,令他印象颇深,回国之后曾他不仅著文介绍,还在中央美术学院提出试行工作室制的最初设想,得到江丰院长和许多教授的赞同与支持。

    1955年正式成立油画系后,艾中信曾领导全系教师就油画系高班建立工作室教学的具体方案进行过多次讨论。到1958年,顺应当时大跃进形式,油画系创立了以画种区分的工作室,即王式廓教授领导的年画工作室,罗工柳教授领导的架上绘画工作室和董希文教授领导的壁画工作室。当时59届和60届两班四、五年级学生分别进入这三个工作室。

    但是,学生中搞红专大辩论,教师“拔白旗”,油画系搬到模式口农村办学,以及参加十三陵水库建设、首钢劳动,到徐水大炼钢铁,城市化运动和抽调高班学生搞革命历史画创作等临时政治任务不断,致使三个工作室的教学计划没有按原来计划展开。1959年下半年,重新又恢复正规教学,油画系由模式口搬回城内上课,油画系仍按着艾中信先生的最初设想,实行教授领导的工作室制。也即,1959年下半年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恢复了正规,油画系才开始了工作室制的教学,这一历史性的设想得到了真正落实(图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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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24 1962 年  董希文与许幸之、吴作人、罗工柳、艾中信在中央美术学院

    油画系的工作室由三位老师分别领头:吴作人、罗工柳、董希文,各名称则经历了从工作室到画室的变迁,以董希文工作室为例,则由“董希文工作室”到“董希文画室”到“第三画室”。[3]从画室导师来看,第一画室吴作人曾留学法国,系欧洲写实画法,第二画室罗工柳曾进修于苏联,系苏联现实主义表现技法,第三画室董希文则自成一格,以自身的民族化探索实践为美术界认可。当时的第三画室是一个教学团体,董希文主持方面工作,另有许幸之[4]、詹建俊[5]、梁远清[6]共同开展教学。在三个工作室成立之初,虽以教授命名,但并非主张以教授个人风格面貌培育学生,艾中信在教学工作会议上曾多次强调教学工作室制主要是发扬不同教学主张的优势,侧重于不同教学法原则的建立,启发学生们才智和艺术个性。[7]工作室刚建立时试行高班工作室制,学生进校时低年级不分画室,四、五年级最后两年(当时学制为五年制)才进行画室学习。至1962年开始实行五年全部工作室教学制,这一制度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所有学校停课时止。

    工作室制意味着中国油画教学在参照国外油画教学体制的基础上,努力朝向了多样化发展,导师的导向将是建立起工作室面貌的关键。

    主张多样  扶持个性

    董希文工作室在教学中贯彻董希文的学术主张,一方面提倡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学习,一方面主张对西方艺术各种风格流派采取“兼容并蓄”的精神,提倡“广收博采”。同时特别注重发挥学生的艺术个性,提出教师应以“顺水推舟”的方式教课,不求一律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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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25 董希文给学生讲解技法

    重视打基础的多样化是董希文油画教学中独具的特点(图2-3-25)。“董希文一直在基本功练习和创作教学中贯彻民族化基础上的百花齐放的方针。他说“基本功也应该是百花齐放的”。曾说“现在我国艺术院校的素描都是一个样子,都是契斯恰柯夫,把铅笔削得又长又尖,2H、H、HB、……直到6B,一遍一遍地上去,画得像照片一样,好像不是契斯恰柯夫的面貌的素描就不是素描。岂不知素描也是百花齐放的,中国和外国就不同。外国各个国家也不同,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的素描也不一样,同一时期各个画家的素描的面貌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你说哪个素描是好素描?都是素描,都是好素描。没有基本功的百花齐放,就不可能出现创作上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的百花齐放,基本功面貌千篇一律,在创作风格上也就造成千篇一律”。[9]

    董希文希望从根源上去解决最后创作面貌的单一化,这就是基本功,该训练从多个方面体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如其一,学生学习吸收的艺术来源方面,给出的方案是广泛的学习范围,他曾推荐一系列国外艺术家:埃及古代美术、希腊古代雕刻、巴比伦雕刻、阿尔克米拉、席勒、荷尔拜因、勃鲁盖尔、格列柯、安格尔、德拉克洛瓦、柯罗、米勒、莫奈、西斯莱、塞尚、梵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10]在1963年的教学大纲中,董希文主张:新派(现代诸流派)要学习,不是全盘否定。学习艺术手法,摸到他们的技术底子,利用他们的技法来丰富我们的艺术表现,而不是玩尝他们的审美趣味……有时为了加强对对象的表现,可以变形和夸张……”[11]

    这些主张,对于今日的我们显得稀松平常,但在当时,美术领域内对西方美术史中的风格和流派可容许流传的范围极为有限,除了古典主义、写实主义极窄的方面外,印象派以后均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的表现,一概受到排斥和粗暴批判。[12]董希文希望切实改变这种状况,使艺术能够多样化发展,他在课堂中告诉学生,现代绘画注意实在感和量感,告诫学生不要画得表面,画得轻飘,要像塞尚那样坚实和明确,那样落地有声。他也建议学生从形式上分析绘画诸因素,如形、色、线。如果想“变”,可以从表现现象的诸因素中集中某几个因素来表现。董希文的指导引发了学生的极大探索兴趣。“我们开始被一些尚在“禁区”的大师所吸引,是这些大师拓宽了艺术的新疆域,他们的行径引起我们内心的振动。我们渴望了解他们,渴望了解更多的东西。我们成立了一个艺术小“沙龙”,聚在一起商讨,琢磨、争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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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26  董希文画室课堂指导照片 1959年

    培养学生的个人特点和风貌,是董希文在教学中十分注重的方面。每个学生在基础阶段就包蕴着他独特的个性的萌芽,如果教师视而不见,只是用一种框框去限定,无疑会将一些可贵的初生的品质消失在萌芽状态。董希文要求在严打基本功的基础上,鼓励学生表现上的特点与爱好。他提出了“顺水推舟”的教学方法,实质上就是尊重个性,因材施教(图2-3-26)。“顺水推舟”教学法,概括说来即是:竭力启发帮助学生认识艺术自我,找到自己的特点所定。确定自己艺术发展的方向,在充分尊重学生艺术个性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教学手段谆谆善诱,启发引导,顺着学生艺术个性发展的方向,推着学生这只小船,航向宽阔的艺术海洋。[14]

    无论顺与推,都是在爱护和发扬学生的艺术个性。艺术个性因人而异,它深潜在学生的表现之中,是在早期不自觉的表现出来,学生一般并不自知,有赖于教师的慧眼发现,帮助其发掘出弱小状态的个性,并加以放大,这样艺术个性才有可能发展,若不然,统一的模式、整齐划一的教学,不加分别的对待,只会泯灭艺术个性的幼苗,从而影响学生可能生成的艺术创作面貌。“例如,对董福章的色彩,先肯定他大胆地提高色阶画得比谁都鲜明的优点,又提出防止简单化的倾向;刘秉江从印象派色彩中吸取营养,他经常支持鼓励要求刘秉江更广泛地吸取,并经常肯定他在艺术处理和造型能力上的优点,高泉的油画速写画得比谁都快,画面色块调子干脆利落,董先生形容他的个性是“硬派小生”,结果高泉的画风至今仍些保持着气势中的硬朗气质,对袁运生大胆吸收现代派的手法,处在当时情势,董先生不能不“提醒”他注意不要受到消极的影响,但他对袁运生的创造才能是十分欣赏的,他并没有阻止袁运生的探索。我曾经学别的同学的手法,总觉得自己不取打破外轮廓 这个框框,觉得自己画得较单薄。对董先生讲了,他说:“你的观察方法与民族的传统审美习惯比较接近,你不要改变。[15]

    提倡中国风

    在第三画室的教学大纲中,油画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之一是:应该有中国的形式特点。努力吸收中国民族和民间艺术,努力吸收中国传统画的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和艺术特色。在教学中,董希文广泛推崇民族传统与民族意识,褒扬民族艺术,提倡油画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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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27  董希文与学生在敦煌 1960年

    为使大家更多接触民族传统绘画艺术,他给工作室安排了国画课并组织参观了各地博物馆及石窟艺术。(图2-3-27)他细心地把自己多年来对敦煌壁画研究的成果讲授给大家,其中包括敦煌石窟艺术的起源、发展与衰落的建制过程以及各时期的特点与具有代表性的北魏、盛唐石窟。对于传统绘画,董希文建议同学到中国画中寻找表现原则,他说中国画的特点是重规律,重本质。规律在中国画上被提得很高,规律以外的杂质全部不要。规律变化有时加强有时添补,使之更统一,规律的变化产生了许多风格和表现手法,产生了各个时代不同的风格,应该灵活掌握规律,使规律变为感情,成为艺术。画画时要像中国画家那样对待对象和看“穿”对象;作画的态度不仅是再现对象,而且是表现对象,包涵着画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观点。“董先生的艺术主张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回答是明确的。似乎有这样一种效果:油画这一外来画种与中国民族艺术的距离被拉近了。油画一旦从表面描摹中摆脱出来后,可以运用线,主动地控制色彩和处理造型,也可以用散点透视处理空间……,中国传统绘画,民间艺术中有些惯常的手法可以较自由地运用到油画表现上。这在那时是极大的突破。此外还有一个较远的影响,虽然那时的所想所做仅仅在手段、手法运用上,没有触及观念上的更大变化,……但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角度理解艺术和更多地思考艺术。”[16]

    在教学过程中的课堂练习里,董希文也倾注了民族意识。从模特、道具选择,董希文都会有意识加以安排。“如设置以大块黄色和富丽堂皇的中国建筑柱头花纹为背景,衬托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老油漆工人的影像作业,本身就具有中国气派和装饰风格,……”。[17]在他在油画教学中,要求在具有油画特点和准确的色彩关系的前提下,尊重对象的固有色,不要一拿起笔来就想到把调子画灰下来。为此,他要学生在画作业时先把肯定明确的色彩画上去,然后按关系画不肯定的色彩。要对色彩进行概括和归类,体现装饰风格的特点。用笔一定见笔,笔笔传神,色彩情调和意境必须是中国的情调和意境。

    “短短几年,袁运生、刘秉江、姚仲华、高泉等在他的教导下雏鹰般露出了头角。”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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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3–28 1963年  第三工作室师生在中山公园举行毕业总结时合影

    但第三工作室这种教学思想和教学体系,是和当时以苏联模式为主的教学体系与教学方法格格不入的,受到校内外强大的压力。认为第三工作室走的是“白专”道路,是走向西方资产阶级的穷途末路,……甚至把挂在走廊上的学业成绩纷纷取下,把个别毕业同学的毕业创作定为“黑画”,把同学课余理论学习小组定为“小沙龙”而受到无理处分等等。1964年以后形势有所变化,工作室的兴旺气氛趋于消失。工作室短暂的兴旺(图2-3-28),是在石缝中萌生的一茎小草,它不久即被政治运动的汪洋所淹没。短暂的四年,虽然并未形成一套有民族特点的教学体系,[19]但却带有很多突破之处:对打基础多样化的强调,对表现意识的着意培养,对学生个性的扶植,对中国特点的提倡,构成了董希文工作室教学有价值的探索,它们对今日的油画教学仍然不无启迪。

    注释:

    [1] 文化部学校司:《总结艺术教育工作参考资料(之十)》,油印件,(57)收字372号。转引自曹庆晖:《新中国油画教育教学重建管窥—以中央美术学院油训班和油研班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00年,第30页。

    [2]文化部学校司:《总结艺术教育工作参考资料(之十)》,油印件,(57)收字372号。转引自曹庆晖:《新中国油画教育教学重建管窥—以中央美术学院油训班和油研班为例 》,硕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00年,第30页。

    [3] 1960年上半年,三个工作室学生分别集体创作了三张大幅油画,以吴作人工作室、罗工柳工作室、董希文工作室名义,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画报》等报刊上发表,引起社会上很大的反响。但也由于工作室制度在中国初建,社会上不少人对这种教学制度还很陌生,故也有个别人误认为这三张学生作品即为工作室教授所作。为此,吴作人建议改“工作室”的称呼,应更正为西欧通行的准确称呼“画室”为好。所以,1960年下半年起油画系宣布一律改称“吴作人画室”、“罗工柳画室”、“董希文画室”。但翌年由于吴作人患病,罗工柳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主持历史画创作,都不能到工作室授课,故又三个工作室名称改为第一画室、第二画室、第三画室,延续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载《世界美术工作室·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河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4] 许幸之(1904-1990),江苏温州人。1924年东渡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回国后与江丰、胡一川、蔡若虹等联合中华艺术大学、上海美专、杭州艺专等校进步青年成立左冀美术家联盟。1945年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授。1959年从美术史论研究室调至董希文工作室任教,共同负责高年级的教学任务。

    [5] 詹建俊(1931—),生于辽宁沈阳。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绘画系。1955年进中央美院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主持的油画训练班。195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在第三工作室任教,负责1-4年级的创作课。

    [6] 梁运清(1934—),生于广东东莞。195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同年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留学,进国立德里斯顿造型艺术大学壁画系学习。1961年回国,后在董希文第三工作室任教,当时负责1-4年级的素描和色彩课的教学。

    [7] 《世界美术工作室·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河北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8] 詹建俊:《第三画室的历史沿革与教学主张》,转引自《世界美术工作室·中国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三工作室》,河北美术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页。

    [9] 靳之林:《董希文的艺术教育思想》,《美术研究》1980年第4期,第51页。

    [10] 李玉昌:《董希文的教学语录》,《美术》2003年第7期,第54页。

    [11] 费正:《深沉的悲歌》,转引自李玉昌,谢善骁:《无尽的怀念——纪念董希文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8月版,第133页。

    [12] 詹建俊:《董希文先生的“兼收并蓄”和“顺水推舟”》,转引自李玉昌,谢善骁:《无尽的怀念——纪念董希文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8月版,第63页。

    [13] 费正:《深沉的悲歌》,转引自李玉昌,谢善骁:《无尽的怀念——纪念董希文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8月版,第135页。

    [14] 邵伟尧:《“顺水推舟”.因材施教——董希文美术教学法的核心》,《艺术探索》1994年第2期,第42页。

    [15] 邵伟尧:《“顺水推舟”.因材施教——董希文美术教学法的核心》,《艺术探索》1994年第2期,第43页。

    [16] 费正:《深沉的悲歌》,转引自李玉昌,谢善骁:《无尽的怀念——纪念董希文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8月版,第134-136页。

    [17] 费正:《深沉的悲歌》,转引自李玉昌,谢善骁:《无尽的怀念——纪念董希文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8月版,第136页。

    [18] 候一民:《忆董希文》,见侯一民:《泡沫集》,辽宁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19] 1972年,梁运清曾去看望董希文老师,当时,他虽然身患癌症,病情严重,仍然十分关心教学工作,他说到在他有生之年有两件事尚未办成而感到十分遗憾,其中之一是第三画室实行全面画室制只办了两年多,还没有总结出一套教学经验,就遇到了美院“文艺整风”和“文化大革命”而中途夭折。见梁运清:《化作春泥又护花》,转引自李玉昌,谢善骁:《无尽的怀念——纪念董希文先生诞辰八十周年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8月版,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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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标签: 艺术 画室 教学 中国 面貌 学生 油画 董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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