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春风两度忆故人——纪念陈原先生百年诞辰_变异-语言-界限-辞书-让我

十五年前，也就是2004年10月26日，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出版家陈原先生逝世，享年86岁。我没有及时得知消息，此后也没有写过任何纪念文字，但是内心对于他

　　十五年前，也就是2004年10月26日，我国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出版家陈原先生逝世，享年86岁。我没有及时得知消息，此后也没有写过任何纪念文字，但是内心对于他的离世是很惋惜、很沉痛的，而且这种痛惜的感情随着岁月的推移而越发加深了。有些人，当他在世的时候，当你想见就能够见到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可贵、幸运，只有当他走了，走得越来越远、再也回不来的时候，才会突然懂得有他在多么好，也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巨大损失”，对国家、对集体、对自己。陈原先生对于我就是这样的前辈。

　　我是通过阅读陈原先生有关论著认识他的。第一印象是他非常博学，读了许许多多的书。他的脑子就像一部百科全书，几乎无所不通。他学的是土木工程专业，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具有专业知识这是可以想见的，令人惊奇的是，他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举凡文史哲、政经法诸多领域都广泛涉猎，其中在语言学方面还有精深的研究。他精通英语，还会世界语，对拉丁语、俄语、日语等其他语言也不乏常识；他的脑子里装着古今中外的知名人物、大小历史事件、各种思潮学派乃至种种轶闻趣事，因而在文章中，在讲话时，都能信手拈来，旁征博引。他精通编辑出版，具有世界眼光，参与策划并主持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意在把“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代表者”所积累的时代文明的精华，“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汲取营养”。他深知辞书出版事业的重要性，主持并参与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辞书出版规划的制定，并为规划的落实竭尽心力地鼓与呼。《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编纂、《辞源》第二版的修订、《现代汉语词典》的劫后重生都与他的推动有关。他深知辞书编纂者的艰辛，多次说“搞词典工作的甘苦，不搞这工作的人，永远体会不出来的”，甚至还说出了“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但它是圣人干的”这样石破天惊的警句（1980年11月在《汉语大词典》第二次编委会上的讲话）。作为党和政府文化事业的领导干部，他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善于辩证地分析对待客观事物。例如在《关于词典工作中若干是非界限》一文中（《中国语文》1977年11月），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从九个方面深刻地辨析了被“四人帮”一伙故意混淆的是非界限，其中关于词典和政论的界限、客观态度和客观主义的界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封、资、修大杂烩”的界限、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革命的文风和帮八股、繁琐哲学的界限的辨析尤为精审。作为一名辞书工作者，我深感此文的观点和思想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领会。再如，他曾主管国家语委工作，抓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但是他跟别人不同，强调要研究语言文字的变异，指出“变异同规范是矛盾的统一，没有变异就没有规范，没有规范也就看不出变异。”他指出：“不要只看到变异的消极作用，而无视变异对于丰富语言并且使语言更加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这种积极意义”，他提倡“社会语言学既要研究语言变异的消极方面（即冲击并妨碍规范化的方面），也要研究语言变异的积极方面（即丰富语言表达力和适应语言交际需要的方面）”。这段话充满了辩证法，非常深刻，对我们今天如何看待网络语言、网络文学、网络信息等问题都极具启发和参考意义。读他的文章，听他讲话，你能感到他在政治原则上的刚性，也能感到他实事求是、通情达理的柔性。他是运用语言的大师，他的文章逻辑性强，语言朴实简约，幽默风趣，激情洋溢，一泻千里，有真性情，能感染人，一如他的为人。我深感，像他这样真懂马列，能在非常广博深厚的中外文化知识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行政领导工作和学术研究的专家型领导干部是多么宝贵、难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今天，在我们为全面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今天，我们更加需要这样既立足本土和传统，又放眼世界和全球的睿智远见的文化带头人、策划者和富于革命激情的实干家。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纪念他百年诞辰的现实意义吧。

　　我跟陈原先生相识得很晚，只有两次实质性的接触。第一次直面相对是1998年上半年，那是一次只有三个人参加的特别午餐会。说是午餐，事后得知，原来是一次面试。当时商务馆的总编辑一职付阙，陈原老有意推荐我，但又不知我的底细，于是，让时任商务馆总经理的杨德炎同志安排了这次午餐见面会。陈原先生和蔼可亲，春风拂人，使我一下就没有了与长辈、名人初次见面的拘谨。吃饭间，陈原先生问我对办好商务有什么建议，这个突然袭击让我措手不及。我对于出版业完全外行，哪里说得出什么建议，但又不好什么都不说，就无知者无畏，搜索枯肠地说了几句。没想到陈原老高抬贵手，让我通过了这次面试，报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调我到商务工作的程序，虽然后来因为我自己的原因中止了这件事，但陈原老的知遇之恩却记在了我的心头。以我浅薄的学识和习惯于书斋生活的性格，根本担不起这副重担，而他对我竟然如此看重和信任，让我惶恐不安，像背着块沉重的巨石，实在是承受不起。那之后，连续两年春节我都到前三门他的寓所去探望、拜年。

　　说起陈原老前三门的寓所，我的印象是逼仄而狭小，所有的空间几乎都被书和家具占满了，书房像个作坊，而作坊的主人就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写出了洋洋洒洒、穿越时空的华章。当时我有些为陈原先生这样的老同志和文化名人抱屈，觉得他应该有更好一些的居住条件，但回看陈原老，他谈笑风生，乐呵呵的，好像从未考虑过这类事情似的。有一年春节我去看他的时候，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记不清他家里是门钥匙还是电闸什么出了问题，他有些无奈，我连忙给杨德炎同志打电话，杨总很快找人给解决了。

　　我跟陈原先生有联系的第二件事是《赵元任全集》的编辑出版。这是陈原先生在八十高龄时为商务馆推荐并亲自谋划的一个重大出版计划。自1999年起，陈原先生不顾年迈体弱，亲自担任全集的编委会主任，筹划和定夺重要事宜，又抱病为全集撰写前言，终于使皇皇20卷，2000万字的《赵元任全集》得以隆重推出，为学术界完成了一件大功德事。记得编委会成立之时，他曾两次提议让我当主任，这简直是开玩笑，我吓得连连反对，并直言这是非常不严肃、不妥当的，让我何以自处！虽然，他的提议应该理解为长者提携后进之意，但是他能想到并提出这个建议，却很能代表他宽厚、大度、慈爱的秉性和属于他的那种大家风范。他后来抱病为全集撰写了七千余字的前言，还差一个结尾没写完就住进了协和医院。商务命我为全文补个结尾，我奉命战战兢兢写了几行字，是真正的狗尾续貂。聊可自慰的是，这几行字见证了我跟陈原先生两辈人之间的一丝文字缘分。

　　在《赵元任全集·前言》末尾，陈原先生对后十卷的内容这样写道：“这十卷的内容展示了这位语言奇才是怎样把他的智慧扩展运用到音乐创作、文学翻译等艺术领域的；展示了他的博学，他的勤奋，他的淡泊，他的豁达，他的幽默，他真挚的友情和温馨的亲情。”我读到这里，深感这一段文字其实是夫子自道，是知音者的惺惺相惜与灵犀相通。不是吗，每个跟陈原先生共过事的同事朋友，受过他教导的后辈学生，都会感受到“他的博学，他的勤奋，他的淡泊，他的豁达，他的幽默，他真挚的友情和温馨的亲情”，都会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党的文化战士而痛惜。

　　陈原先生的一生都献给了国家的文化出版事业，并为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纪念他，就是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把他关心并为之奋斗终生的文化出版事业、辞书编纂事业、语言学研究事业做得更好。

　　哲人行已远，两度沐春风，谨以上述文字表达一个晚辈对陈原先生的敬意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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