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怀念恩师张玉书先生_张老师-海涅-中国-德语-读者

2019年1月9日9:00，按先生遗愿，只举办家庭范围内的告别意识，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谨以此文悼念先生“谁还会在你的生日给你送白玫瑰呢？”

　　2019年1月9日9:00，按先生遗愿，只举办家庭范围内的告别意识，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

　　——谨以此文悼念先生

　　“谁还会在你的生日给你送白玫瑰呢？”

　　那个低到尘埃里的女人，临死前毫无责怪的留言，诀别时除了感激和爱恋，就是担心来年爱人在生日那一天看不到白玫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让我第一次走近了茨威格。这样凄丽的故事，相信没有哪个女性能不被击中。而我，就是那千千万万个女人之一。同时，喜欢英文翻译的我，开始惊叹译本的精良，羡慕翻译的巧妙，于是特别留意了译者的姓名——张玉书，并把这个特别的名字收进了我印象的抽屉。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他是斯蒂芬·茨威格小说的中文译者，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

　　一晃数年，我后来分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为了在业务上有所精进，我在北京大学自费进修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那年年底，我去拜望各位翻译家前辈，其中就有张玉书老师。初见张老师，我顿时眼前一亮：对，这就是他，只有这样潇洒儒雅的他，才能写出那样美妙的文字。我情不自禁地向张老师说起我读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等作品的感受，而他只是默然微笑。然而当他听说我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却露出了既惊且喜的表情。我想，应该是我一心求学问道的态度终于打动了他。他问我：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大社，外国文学出版是一个份量很重的版块，作为分管领导应该是非常忙碌的，你能按时上课吗？我发窘了。张老师真是善解人意。那几个月，时间对我而言可谓是捉襟见肘。张老师看出了我的苦恼，当即对我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一对一给你授课。反正我也退休了，收下你这么个好学的学生，我也高兴。”我当时欣喜若狂。

　　在听张老师讲课的日子里，我慢慢发现了为什么他会取得如此独特的学术成就。张老师常常强调：研究外国文学，必须要有亲身体验，要有个体心得，要有个人独创。

　　当中国读者都在痴迷于《少年维特之烦恼》和《强盗》时，张老师翻译了《歌德席勒文学书简》，为大家展示了作为思想家的歌德和作为哲学家的席勒。

　　当中国读者还在争论，海涅是抒情诗人还是政治诗人的时候，张老师以文艺理论著作《论浪漫派》和四卷本《海涅选集》，描绘了“思想家海涅”“诗人海涅”和“战士海涅”。张老师对海涅的全面研究，不仅为中国读者解惑，在海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很早就得到了德国学术界的认可，早在1979年就成为德国海涅学会的首位中国会员。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第一波“茨威格热”的直接推手就是张老师，他用了几年的时间翻译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等作品。将这位优秀的奥地利作家引入中国读者的视野，为茨威格与中国读者之间架起了一座最美的文学桥梁。

　　“从我的泪里，开出娇花朵朵，我的叹息，化作一曲夜莺的歌。”

　　一次，我约北京新闻出版局局长冯俊科一起去见张老师。冯局长也是北京大学的校友，更是个爱读书、爱写书之人。谈话间，他不经意地背出了海涅的诗句：“从我的泪里，开出娇花朵朵，我的叹息，化作一曲夜莺的歌。”张老师一听哈哈大笑，开心异常，因为那正是他的译文。

　　事实上，张老师的人生也可比作泪里开出的花。

　　哥伦布“在人生的中途，在富有独创性的中年发现了人生的使命”。张老师则在他的青年时期就认定了德国文学研究的志向。可是，他的《论浪漫派》是在沉睡了十年之后才面世的，并由此把中国的海涅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张玉书教授19岁时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从此一生守候在未名湖畔。从教数十载，他在教学、翻译和文学评论三个领域笔耕不辍，而从不追求奢华的物质享受，他对完美的追求全部付诸教学与研究。退休后，张老师更加专注于翻译，老而弥笃。在新世纪，为了更全面地展现茨威格的文学创作类型，张老师又相继翻译了《约瑟夫·富歇——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巴尔扎克传》等。

　　不仅如此，张老师对中德文化交流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曾先后创办中德语言文学文化年刊《文学之路》和德语文学翻译和研究年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这两份刊物不仅团结了国内德语学界的诸多名家，而且提携了年轻学子，从而整体提高了中国德语学界的国际影响力，并直接促成了国际日耳曼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

　　可是，晴天一道霹雳。正当他自在享受语言穿梭之乐的时候，2015年底，医生对他说出了“癌症“二字。张老师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一方面积极配合治疗，一方面更加刻苦努力地翻译茨威格。

　　北京大学发布的讣告中说：“张玉书教授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中国德语语言文学的教学、翻译、研究和人才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远见卓识，勤勉精进、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引导和激励着后辈学人砥砺前行。”我想这评价是中肯的、贴切的。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资深翻译家”，更是一位言行一致的好师长！

　　“如果这柔弱的枝条一旦开出鲜花，我应该对你表示感谢，我崇高的大师！”

　　说心里话，我这关门弟子尚不能算合格。最初，张老师让我每周末去他家里上两小时课。可是一忙起来，我根本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的概念。每当这时，张老师一定会善解人意地为我进行电话授课。正是张老师的特别小灶，让我在工作中越来越充满自信，并策划了“中国翻译家译丛”“20世纪文学大师小丛书”等得到张老师高度认可的选题。正是基于这样的师生关系，我有幸成为此后张老师译作的第一读者。何其有幸？我居然成为这样一位翻译家的一对一学生和第一读者！

　　张老师是德语界的大学者，但他的英文也很好，因此他是我译作的第一读者，常会给我提出许多具体修改意见，从来没让我觉得有任何理解障碍。他告诉我，外语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基础，而研究外国文学又会提高外语水平，二者相辅相成。翻译的第一步是理解，第二步才是语言转化。外语水平高有利于理解的准确性，而母语水平高才有利于语言转化。外文与母语也是相辅相成的。此外，在中外文与母语的转换中，细细体会不同语言从文化到结构到表达的细微区别，既能更好地掌握外语，也能更好地观察母语。张老师的翻译以语言清新含蓄、朗朗上口著称，这来自于他醇厚的语文功底。正是因为老师的教导，我在分管外国文学出版的同时，坚持阅读我国名家名作，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张老师深知做出版工作的重要意义，一次他有意无意地说起要给读者介绍好作品。什么叫好作品呢？比如他当年翻译席勒的名剧《玛利亚·斯图亚特》时补充了席勒小传，目的就是想通过介绍其人品和著作，重点突出作家的勤奋努力及高尚风格，以激励年轻人发奋向上，积极进取。这一点对我今天的工作一直产生着影响。

　　张老师说外国文学的研究者和出版者有着共同的义务——正确引导读者。比如茨威格的译著问世后，他就会观察读者的反映，留意各类评论，因为他不希望心爱的作品被误读。遗憾的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作品虽然打动人心，却有不少读者认为茨威格不是严肃作家，只会写些风花雪月。张老师对我说，我们有责任多做些工作，引导读者从更深的心灵层面、更高的人性层面来理解作品、反观自身，这样才能释放文学本身的能量。为此，张老师在每次出版译著时都非常认真地自己撰写前言，将他对作品写作特色的把握和文学价值的理解，深入浅出地织入字里行间，这些文字仿佛是一盏灯，带领读者走向光明。

　　张老师在业界称得上德高望重，而在享受鲜花和美誉的同时，他始终感念师恩。冯至先生的语法课，谭玛丽先生的语音课，田德望先生和赵林克娣先生的帮助，他都牢记于心。我想，张老师能把海涅致其老师施莱格尔的十四行诗翻译得如此深情，应该与他自己发自心底的感恩之心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

　　“如果这柔弱的枝条一旦开出鲜花，我应该对你表示感谢，我崇高的大师！”此刻，这正是我想对恩师说的最后一句话。而先生曾对我的无数教导，也将永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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