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门户网:十大考古新发现一锤定音_遗址-发现-考古-出土-发掘-土墩

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昨天下午揭晓。广东和甘肃各有两个项目入选，其余6项云南、河南、山西、福建、安徽和上海平分秋色。 
　　专家投票一次定名单
　　昨天下午2时，在听取了入围的全部24个项目的情况汇报之后，10余位专家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讨论，并最终一次性投票决定了进入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
　　按照评选要求，凡200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在中国各地进行的合法的考古发掘、调查等项目，并于今年2月底前在《中国文物报》公开发表的，均具有参评资格。入选项目需有学科新贡献，须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发掘。参评内容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且在考古学科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和发现。
　　评委、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介绍，继去年的“文物丰收年”之后，从今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来看，依然有新的发展和发现，其中，也有一些考古项目的“新发现”是以前完全没有想象到的。
　　入选项目15年前已遭盗掘
　　文物盗掘依然是昨天的发布会上媒体关注的焦点。
　　入选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15年前（1992年至1993年期间）就已遭到盗掘，其中的秦公大墓被盗，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
　　甘肃省文物局副局长廖北远介绍，其中一些珍贵的文物曾出现在拍卖市场上———上海博物馆就曾通过香港拍卖市场花费100多万元收回了几件青铜器。但由于无法证实这些珍宝是从中国流出，所以追回流失文物的难度很大。而且，至今尚不能统计出秦公大墓究竟有多少文物被偷走。
　　廖北远说，在遭到盗掘之前，当地文物部门并不知道有这个文物点存在，因为大堡子山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梯田，从地表看不出来。
　　遭到盗掘之后，经过部分挖掘和清理，大堡子山遗址从2004年开始正式进行考古发掘。经过勘测，礼县境内共有300多处文物点。
　　被动挖掘九成因工程建设
　　由于我国坚持的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保原则，有关部门对主动考古有严格限制，在无法对文物进行有效保护时，通常不允许主动发掘。
　　评委张忠培介绍，主动挖掘往往是为了研究课题的需要或是制定文物保护计划。目前，在我国主动挖掘非常少。
　　而在被动挖掘中，90％是由于工程建设所致。此外，也有一部分是由于盗墓者抢先挖掘，破坏了文物历史信息和资料，最后不得不进行考古挖掘。
　　专家认为，盗墓者先于文物考古工作者挖掘，并非“考古跟着盗墓走”，而是文物监管执法不力所致。张忠培认为，很多文物点都是考古工作者已发现了的，出于保护文物的角度而不进行挖掘。但有关部门并没有认真执行和捍卫《文物保护法》。“甘肃（秦公大墓）被盗，两年里，没有人制止。”
　　4月8日晚,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徐苹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忠培在新闻发布会后接受了本报独家采访,对入选的十大考古新发现逐一评点。 
　　云南富源大河旧石器洞穴遗址该遗址位于云南东部富源县大河乡茨托村海拔1743米的癞石山上,是个总长约35米的洞穴。2006年的发掘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共获得石制品1400余件,动物化石150余件,人牙化石1枚。该遗址遗迹现象非常丰富,有人工垫石地面、火塘等。该遗址发现的人工垫石地面为西南地区首次发现。该遗址发现的石制品既有本地区文化的传统特点,又有典型的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勒瓦娄哇技术特点,是莫斯特文化在我国南方的首次集中出现。 
　　大河遗址文化层的年代为4.4万年至3.6万年,它的发现表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发生于中国南方的时间早于中国北方。这或许意味着不同的交流路线。 
　　张忠培点评:该遗址的各种迹象比较全面,既有人工遗迹,也发现石器有新的特点,再加上有人牙,在发掘过程中还十分注意保护。 
　　广东深圳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该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沙丘遗址。出土的遗存有新石器时代和商时期的,其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存最为重要。根据碳十四测定的数据,该遗址应距今7000—6000年。对它的考古研究,为珠江三角洲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至近7000年间考古学文化的分期、断代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标尺。另外,距今7000年的遗物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发现的、有准确测年的人类最早的遗物,这些遗物为探寻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古文化之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发掘表明该遗址是当时规格很高的对周围遗址有较强辐射力或者控制力的一个中心性聚落遗址,也是目前惟一一处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典型遗址。可以说咸头岭遗址是一把钥匙,它是深入认识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的关键之一,通过对该遗址的深入研究,有望为解决一些久而未决的岭南史前考古问题提供重要的线索。 
　　张忠培点评:其一,这个遗址在发掘中总结出来的一套沙丘遗址的发掘技术程序,比较好地解决了沙丘遗址固沙的难题,对今后沙丘遗址发掘水平的提高有借鉴作用;其二,它是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时代研究的重要发现。 
　　河南灵宝西坡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河南灵宝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带,目前已发现的该时期大型遗址多集中在灵宝境内。为对仰韶文化中期的社会、经济形态有更深入的认识,2000年至2006年,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6次主动科学发掘和系统钻探,发掘面积累计5000余平方米,历年发掘均有重要发现。这些发现,极大深化了学术界对仰韶文化中期社会复杂状况的认识。大型中心性聚落、特大公共性建筑和缺少奢侈品的大墓,构成了该时期复杂社会的显著特点。这些与中国其他主要史前文化区迥异的特点,可能对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对中国第一个王朝最终在中原的建立产生了重要影响。 
　　张忠培点评:1958年曾发现过一个这样的墓葬,但之后就再没发现。这次考古的重要意义是:发现的是一个墓地,进一步证实了我们过去的推断——这是一个史前时代的重要变革时期。 
　　广东高明古椰贝丘遗址该遗址位于广东高明市西北角,东距西江1.8千米,现存面积约4万平方米，是目前所知新石器时代晚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保存最好、信息量最丰富、最具代表性的贝丘遗址。此次考古发掘古椰贝丘遗址的资料填补了岭南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多项空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发现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而且发现大量的植物遗存,如橄榄、南酸枣、楝果、坚果和瓜类种子约20多个品种,为复原这时期该地区的古环境和古地貌提供了坚实而又丰富的物证。同时,出土的40多粒未碳化的稻谷,在岭南地区的史前遗址中是首次发现,是研究岭南稻作起源的珍贵资料。此外,大量的有加工和使用痕迹的木器在岭南也是首次发现;大贝壳中屡屡多有数个小贝层层相套的现象,更使古椰遗址显得古朴、神奇和重要。 
　　徐苹芳点评:贝丘遗址以前也有发现,但这次发掘并未局限于贝类,特别是采集到其他诸多动物、植物考古学的材料,在贝丘的类型上有了新的发现。 
　　山西柳林高红商代遗址该遗址在高红村南的一座山梁上,这座山梁被东西横贯柳林的三川河三面环绕,北邻307国道。整个山梁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东、南部坡度较缓,西、北部陡峭。从上至下均发现有陶片。离河岸不远有战国、汉代陶片和灰坑一类的遗迹;在高处的缓坡上采集到的陶片属商晚期。山梁顶部较平缓,当地人称柿枣垣。垣上地势西高东低,西部平坦;东部是漫坡地。据研究,晋西北、陕北高原一带在商晚期可能为某政治集团的活动范围。高红遗址可能是该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 
　　张忠培点评:该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认了过去零星的发现属于哪种文化,确认了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发现的遗址具有宫殿规模,这就增加了这种文化的内涵,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这种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已有了政权建设。这个发掘推进了这类遗存的进一步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当时商代的北面有一个强大的文化。 
　　徐苹芳点评:长期以来,在吕梁山区屡屡发现有着相似文化特征的商代晚期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土地点分散,大多出自墓葬中,一直没有发现与之相应的遗址。高红商代基址的发现无疑为吕梁山区的一些晚商青铜器找到了归属。 
　　另外,遗址中有大型的夯土建筑群表明这曾是宫殿,这非集团的力量不能做到,说明这里曾是一处政治集团的活动中心。这处遗址的发掘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吕梁地区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我国先秦土墩墓被认为是吴越文化的特征之一,福建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土墩墓。此次对浦城县仙阳镇管九村土墩墓进行的考古发掘,填补了这一空白。共发现土墩墓30多座,出土陶器、原始青瓷器、青铜器、玉器等共计200多件。墓葬中出土的72件青铜器,器形有剑、戈、矛、箭镞、刮刀、锛、尊、盘、杯等,这是福建地区一次性出土青铜器最多的考古发现。值得一提的是,其中10件造型精美的越式青铜剑,在全国首屈一指。 
　　此次蒲城县管九村发现的30余座土墩墓,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相对完整的黑衣陶、(原始)青瓷器、印纹硬陶器组合,也是福建省一次性发现数量最多的青瓷器组群。此外,出土的众多越式青铜器,特别是兵器的形制对先秦时期越族青铜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也对福建地区先秦时期社会历史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而夏商时期的黑衣陶为主的土墩墓则对南方土墩墓起源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填补了这一个领域的空白。这批夏商、西周至春秋的土墩墓以平地掩埋发展至浅坑并向深坑过渡,反映了西周至春秋这两个历史阶段土墩墓发展演变的脉络,对研究土墩墓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不仅如此,这批墓葬的年代跨度从夏商、西周至春秋时期,C14测年在距今4500-2500年间,其中的西周至春秋的墓葬居多,因此填补了福建地区考古学时代序列中夏商周时期的缺环,学术意义极为重要。 
　　徐苹芳点评:土墩墓过去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浙江、苏南、皖南(近年来江西地区也有一些发现)地区,现在福建也发现了土墩墓,且年代比以前发现的那些还要早。出土了铜器和原始的瓷器,表明这是南方少数民族百越的一支的贵族墓地。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该墓地是抢救性发掘,清理被盗墓葬三座,出土金、银、铜、铁、陶、骨以及玛瑙、釉陶珠等文物2200余件。 
　　三座墓葬的结构形式新而独特,墓道、车坑、墓室为一体,台阶式墓道,下接车坑,车坑侧面(北)开偏洞作为墓室。墓道中各发现随葬车4乘、墓室各一乘,车乘装潢极度豪华。这类车乘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实属罕见。 
　　墓室内的车用金、银、铜箔制成的各类动物饰片对车箱、侧板进行装饰,用金、银箔制成的各类牌饰对车轮各部位进行全面装饰,使其在外部看不到有木制痕迹。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错金、银、铁制车构件和金、银、铜车饰品,以几何图案和动物为主。一件青铜茧形壶底部有阳铸铭文“鞅”,带有典型的秦文化特征;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金、银、铜饰品如:虎、大角羊等、有着明显的北方草原文化特征;出土的海蓝色釉陶杯和大量的釉陶珠,有着浓厚的西域文化特点;出土的铲足鬲和陶器,又有着强烈的戎人文化风格。 
　　从墓葬的型制、出土器物及装饰极尽华丽、规格甚高的随葬车乘分析,这批墓葬应是一支戎人首领的墓地。初步推断这批墓葬的年代为战国中晚期。 
　　墓葬出土的一批尚不知金属成份的动物饰件、俑、车构件等,为我国冶金史的研究提供了一批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徐苹芳点评:这是一座反映战国时期西戎首领的墓葬。该地区曾出土过一些金银片,但一直以为是家具上的饰品,直到此次出土随葬车才知这些金银片是装饰车乘的。这个墓地还出土了一个小玻璃杯,它是西亚的,这证明,此地在那时已与西亚地区有联系。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该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20世纪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2006年调查、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通过调查与钻探,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发掘大型建筑基址一处(21号建筑基址),中小型墓葬9座,祭祀遗迹一处。祭祀遗迹位于被盗秦公大墓的西南部,相距约20余米,包括大型“乐器坑”一座、人祭坑4座。特别是大型“乐器坑”的发现对于被盗秦公大墓墓主的确认以及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徐苹芳点评:祭祀坑中出土的编钟在考古上有重要意义。历史上周围就曾有类似编钟出土,但一直未找到出处。该遗址的发掘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 
　　安徽六安双墩汉代墓地该墓位于六安市金安区三十铺镇双墩行政村长岗自然村境内,为一南北并列双冢墓。墓室形制为“黄肠题凑”木结构,保存完整。墓葬周围还发现清理了3座陪葬墓、1座车马坑和2座陪葬坑。双墩一号汉墓主墓室和车马坑虽在唐代被盗,仍出土漆木器、铜器、玉器、金箔、银箔、兵器、车马器、封泥和植物种子、果实等随葬品500余件。经调查,在双墩汉墓周围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的范围内,现存有大小墓葬30多座,其中包括双墩在内的南北并列巨型双冢墓计有4处,这些墓葬封土保存完好,俗称“八大墩”。 
　　双墩一号汉墓和六安国王陵区的发现,揭开了西汉六安国的神秘面纱,对研究六安国历史、汉代诸侯王陵制度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 
　　据《史记》等记载,六安西汉时为六安国封地,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封胶东康王少子庆为六安王(共王),历夷王禄、缪王定、顷王光、育共五代,王莽时绝。一号墓出土有“六安飤丞”的封泥和铸有“共府”铭文的铜壶,与六安国有关历史记载相吻合,墓主疑为共王刘庆,二号墓为王后墓。以双墩为中心的古墓群大致属于西汉六安国王陵区,其他3处并列双冢墓应是六安国另外三代王的王陵。 
　　徐苹芳点评:这是汉代六安王的墓地,曾在古代被盗,但其“黄肠题凑”的墓室结构仍非常清楚。这片墓地范围很大,整体保护价值巨大。 
　　上海普陀志丹苑元代水闸遗址该遗址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志丹路和延长西路交接处。水闸总面积1500平方米,由闸门、闸墙、底石、夯土等部分组成。 
　　根据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结合文献记载,确定志丹苑水闸遗址为元代建造,距今有700年历史,是已发现的同类遗址中规模最大、做工最精、保存最好的一处,在中国水利工程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徐苹芳点评:这是一个年代十分标准的水闸,以前这样的遗迹发现很少。它是建立在宋元时代的吴淞江旧道上,说明上海在当时已很重视水利工程。此外,它的建筑模式完全符合宋代《营造法式》的要求。它的发掘对研究宋元时期江南地区的水利工程,流域的历史变迁等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 
　　张忠培还特别指出,入本次“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福建浦城管九村土墩墓、甘肃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和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都用文物分别证明了在强大的汉文化之外,百越、西戎等其他少数民族也曾经有过的高度发达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