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西方人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误解,竟与《最后的晚餐》有关?_伦勃朗-胡安·德·华内斯-葡萄酒-达芬奇-面包--保罗-面包-芬奇

编辑:于晓伟 来源:雅昌网
 
在西方,关于中国饮食文化,有很多可笑的说法。最著名的莫过于:水里游的,除了潜水艇,天上飞的,除了飞机

在西方,关于中国饮食文化,有很多可笑的说法。

最著名的莫过于:水里游的,除了潜水艇,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各种腿,除了桌子腿,中国人都吃;还有,中国人吃饭前晒照片,是为了证明他们有饭吃;中国人什么都吃,是因为他们太饥饿;一直到最近的:中国人都喜欢吃蝙蝠,所以才会得COVID-19!

所有解释都被漠视,我们只能苦笑:歪果仁的想象力真丰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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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饮食习惯看,中国确实有更丰富的饮食文化,这源于我们悠久的历史、多样化的烹饪方式。而对于烹饪手段相对单一的西方人来说,却只留下一种浅薄固执的感官印象——中国人这也吃、那也吃!

富有想象力的西方人对食物的理解为何如此狭隘呢?也许,西方艺术史上最有名的饭局——《最后的晚餐》可以助我们略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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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探讨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是晚餐?

在拉丁语中,“晚餐”一词来自古希腊语,含义是“在一起”,表示自古以来,晚餐就是一项集体活动,人们在晚餐时宴宾客,也在晚餐时与家人团聚。

这与中国人的习惯不谋而合。不同的是,我们是在一天的辛劳后,借这最后一餐犒劳一下“五脏庙”,也享受与家人、朋友聚会的世俗快乐;西方人则赋予它更多宗教意味,比如,基督教徒要在晚餐前祈祷;这黄昏后的团聚,也象征生命的最后一程,和对来世幸福生活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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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切斯科·巴萨诺《最后的晚餐》(局部),约1590年,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藏

在所有版本《最后的晚餐》里,对于一天中这最重要的一餐,面包和葡萄酒是基本配置,这两种西方餐桌上的必备食品其实都充满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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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安·德·华内斯《最后的晚餐》,191×116cm,1562年

在西方,面包的发明有里程碑式意义,标志人类社会从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时代。它的制作方法很简单:把小麦磨成面粉,用水和油揉制,再加入酵母,等待面团慢慢发酵即可。

但《最后的晚餐》这一天是犹太人的逾越节。据说,当时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逃出埃及,因为太过匆忙,没来得及给面团发酵。为了表示纪念,后世的人在这一天只吃无发酵的面包。这导致《最后的晚餐》里的面包看上去都像死面饼子,虽然它有着神圣的喻义——象征耶稣的身体。比如,这幅伦勃朗的寒酸版《最后的晚餐》:师徒十三人挤在一起,耶稣手上拿着唯一的面包,做“望天祈求”状:主啊,再给点吃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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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勃朗《最后的晚餐》,1632年

比较特别的是丁托列托版,画家用一个甜点——蛋糕取代了面包,意在表达耶稣的身体与他的灵魂一样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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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托列托《最后的晚餐》,1594年

葡萄酒在西方饮食文化中有极高地位。最初是因为古希腊、古罗马人都有食用葡萄和葡萄干的习惯。到了中世纪,葡萄更是宴会上重要的装饰品,通常放在桌子中央,供客人在两道菜的间隙中取用。而用葡萄酒来象征耶稣的血液,这种宗教寓义始于《迦拿的婚礼》,经由《最后的晚餐》固定下来,逐渐成为一种代表规矩、智慧和冥思的饮品。

除了酒水和主食,各种版本《最后的晚餐》里,主菜一般是两种:鱼和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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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晚餐》镶嵌画,6世纪早期,拉文纳新圣阿波利奈尔教堂。

画中,耶稣和十二门徒都斜躺在榻上进餐,是古罗马人的用餐习惯

比如,这幅公元6世纪拉文纳新圣阿波利奈尔教堂的拜占庭镶嵌画,是目前公认的第一件以“最后的晚餐”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它取材于《新约》中“五饼二鱼”的故事:耶稣用仅有的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了五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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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耶稣鱼”暗号

早期的基督徒常常用鱼来代指耶稣,那时,他们为了躲避罗马帝国的宗教迫害,便取用希腊语中的词汇“鱼”,即“ΙΧΘΥΣ”作为联络暗号。这个“鱼”恰好是由5个词汇的首字母组成:Ι代表ΙΗΣΟΥΣ(耶稣),Χ代表ΧΡΙΣΤΟΣ(基督),Θ代表ΘΕΟΥ(神的),Υ代表ΥΙΟΣ(儿子),Σ代表ΣΩΤΗΡ(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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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最后的晚餐》,1495-1498年,蛋彩石膏画,460×880cm,恩宠圣母修道院

最典型的是达芬奇版。意大利考古学家杰内罗索·乌尔裘里认为,根据当时的饮食习惯推测,达芬奇定制的这份菜单应该是:以苦菜和百里香调味的鱼料理,或是用当时的罗马帝国流行的鱼露,还要搭配捣碎的无花果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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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之鳗鱼橘子片(局部)

由于犹太人只吃带鳞片的鱼,因为鳞片象征着人丁兴旺,寓意子孙绵延,而把无鳍、无鳞的鱼类看作不洁净的食物。所以,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这种既有鳍又有鳞的鱼类最应是鲱鱼,这道主菜则可能是“鲱鱼橘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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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艺术家之《最后的晚餐》(L’Ultima Cena),约1480年,柏林画廊藏

画中,把刀插回刀鞘的是犹大,这一动作暗示他已背叛耶稣

另一种主菜——羔羊也是逾越节的祭品,耶稣常常用它自比,所以,羔羊也成了耶稣的象征。在各种版本《最后的晚餐》中,羊的烹饪方式相对多样化,有烤全羊、水煮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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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卢卡斯·克拉纳赫《最后的晚餐》里的烤全羊,15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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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最后的晚餐》里的水煮羊,1500年

还有这幅杜乔版《最后的晚餐之洗脚礼》,中间一只小小的烤全羊,这源于《出埃及记》里的故事:耶稣让摩西告诉每户人家准备一只羔羊,把整个羔羊用火烤了吃,再把羊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因此,逾越节的祭品通常选取一岁以内的小羊羔。不过,看这稀稀朗朗的桌面,怕是连温饱也达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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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乔·迪·博宁塞纳 《最后的晚餐之洗脚礼》,蛋彩画,祭坛画

当然,并非所有画家都如此小气。比如,丹尼尔这幅轻奢版《最后的晚餐》,不但几种主要食物都有,还有小天使歌舞助兴。只是,考虑到故事的主题,这气氛是不是太欢乐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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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克雷斯皮《最后的晚餐》,1624-1625年

更过分的是提香的弟子保罗•韦罗内塞。据说,耶稣曾在迦百农城向人们布道,一个叫利未的罗马税吏非常认可他的教义,就邀请他到家里做客,还请了其它人来作陪。

保罗以此为题材,创作了一副另类的《最后的晚餐》——《利未家的宴会》。他继承了威尼斯画派一贯的豪华,把原本的悲剧演绎成了一场俗世的狂欢,不但有吃有喝,更有侏儒、乐师等供人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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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韦罗内塞《利未家的宴会》(Cena in casa Levi),1573年,威尼斯学院美术馆藏

这是基督教绘画中一大巅峰之作,也因此引发诸多质疑:画面上,耶稣与追随他的人聊得十分热络。这些人三教九流都有,有税吏、达官显贵,甚至还有罪人。对此,《福音书》的解释是,与罪人同桌吃饭是耶稣重要的布道时间,“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病人才需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教育正直之人,而是为了教育罪恶之人,”耶稣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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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韦罗内塞《利未家的宴会》(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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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韦罗内塞《利未家的宴会》(局部)

除了鱼、羊、面包、葡萄酒等主要食物,《最后的晚餐》里还有一种重要的调味品——盐。中世纪时,西方的盐与东方一样,是珍贵的调味品,也是肉类最好的防腐剂。在《圣经》里,盐象征被启迪的智慧,由于它可以防止食物腐坏,那时的人们便认为盐可以阻挡坏事,而把盐洒在桌布和餐巾上则是不祥之兆。

西方学者普拉蒂纳曾这样记述:“盐是必不可少的烹饪调料,它让食物变得有滋有味。当人们形容一个人愚蠢无知时,经常会说这个人‘缺盐’,也就是缺乏智慧。”

最后,桌布也是《最后的晚餐》里值得注意的艺术意象,比如多梅尼哥·吉兰达约的《最后的晚餐》里,这种边缘带有蓝白相间图案的桌布是典型的佩鲁贾桌布,多用于宗教仪式,令观者想起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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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梅尼哥·吉兰达约《最后的晚餐》,1480年,湿壁画,400 × 810 cm,佛罗伦萨奥尼桑蒂修道院食堂

结语:在《最后的晚餐》里,鱼、羊、面包、葡萄酒、盐……穿越一千五百年的时光,时至今日,依然留在西方人的餐桌上,这些简单的食材是当代一切西方美食的滥觞,而祈祷仪式、桌布也能看到西餐礼仪的雏影。

在漫长岁月里,西方饮食文化没有生发出更丰富的食物想象力,显然与这种虔诚的宗教信仰有关:在《圣经》里,亚当和夏娃因为偷食禁果犯下“原罪”,所以原罪的本质也是贪食罪,它在中世纪被公认为七宗罪之首,是人间一切罪恶的根源,这使得西方人藐视甚至畏惧口腹之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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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梦粱录·面食店》里记录一份宋代的“外卖”餐单,其中不少美食,今天的中国老饕们只能靠想象去咂摸它的滋味——

“又有专卖家常饭食,如撺肉羹、蹄子清羹、鱼辣羹、鸡羹、耍鱼辣羹、猪大骨清羹、杂合羹、兼卖蝴蝶面、煎肉、大熬虾等,及有煎肉、煎肝、冻鱼、冻鲞、冻肉、煎鸭子、煎鲚鱼、醋鲞等下饭。更有专卖血脏面、齑肉菜面、笋淘面、素骨头面、麸笋素羹饭。又有卖菜羹饭店,兼卖煎豆腐、煎鱼、煎鲞、烧菜、煎茄子……”

相对于多维复生的中国饮食文化,西方某些千年不变的坚持,当然是另一种值得尊重的信仰。但身为饮食男女,对美食的追爱是一种生而为人的本能,那么,“贪食”又何尝不是一种真性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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