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代的第一年，注定不平凡。疫情之下，武汉封城，上至国际都市，下至城镇乡村，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被隔离在家，开启“论现代人在水电WiFi齐全的情况下，能在家呆几天”的行为艺术。隔离在家，令人悲愤的消息潮涌而来。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曾说：“雪崩之时，没有一片无辜的雪花”。
当面对庞大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身为小小“雪花”的我们，能做些什么？疫情隔离期间，被无数负面消息淹没的我们，又如何克服个体面对灾难时产生的无力感与绝望感？
八大山人像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不妨看一看八大山人朱耷是怎么做的。
某种程度上，朱耷面临的时代环境远比今日我们所面临的艰难得多。从时代层面讲，今日的我们面临的是无形的病毒，及某些机构的不作为造成更多的生命面临死亡威胁；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朱耷面临的问题更为宏大，也更为黑暗——他面临的是，一个无可挽回的国家的覆灭（之于明人，清人无异于“异族”）。这种黑暗造成的痛苦，在皇族后裔，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朱耷这里，无疑会被放大。从个人层面来看，除非发动政治运动，否则无论朱耷如何表达，如何行动，如何悲愤，明朝的覆灭终将成为事实，不可更改。那么，面对王朝覆灭，政治迫害，亲人相继离世的朱耷，是如何处理深不可测的命运带来的绝望与无力呢？
《有余图》 朱耷 纸本墨笔 横39厘米 纵28厘米
作品于2017年在新加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上拍
“遗世逃名志，残山剩水身”：以不合作保持精神独立
用时髦一点的话说，朱耷是实实在在的贵族阶级。他出身皇族，为朱元璋的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子；他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朱多炡是一位诗人兼画家，山水画风多宗法二米，颇有名气。父亲朱谋觐，擅长山水花鸟，名噪江右。叔父朱谋垔也是一位画家，著有《画史会要》。而朱耷本人亦十分聪慧，生长在宗室家庭，从小受父辈艺术熏陶，八岁便能作诗，十一岁能画青山绿水，小时候还能悬腕写米家小楷。好景不长，崇祯十七年，也就是朱耷19岁时，清朝入关统治，明朝灭亡。不久父亲去世，加上满洲贵族对明宗室展开政治迫害，朱耷开始了漫长的身体上也是精神上的“逃亡”生活。
《猫石图》卷 朱耷 纸本水墨 纵34厘米 横218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逃亡”过程中，朱耷始终保持不合作的态度。为保全自己，他假装聋哑。顺治五年，妻子亡故，朱耷索性奉母带弟“出家”，隐姓埋名遁迹佛门，潜居山野。顺治十年，28岁的朱耷又迎母至新建县洪崖寺，在耕庵老人处受戒称宗师，住山讲经，随从学法的有一百多人。朱耷36岁时，因欲“觅一个自在场头”，便找到南昌城郊的天宁观。就在这一年，他改建天宁观，并更名为“青云圃”。朱耷39岁至62岁之间，一直苦心孤诣经营这所道院，历时20多年。也就是说，朱耷在度过了十余年的佛徒生涯之后，又成了一所道院的开山祖师。其间，也就是朱耷53岁时，临川县令胡亦堂闻其名，延请他随其僧长饶宇朴等到临川官舍作客年余。这使他十分苦恼郁愤，遂佯为疯癫，撕裂僧服，独自走回南昌。一年多后，他又回到青云谱，并在这里度过“花甲华诞”。
《果熟来禽图》 朱耷 横52厘米
朱耷晚年常住在南昌城内北竺寺、普贤寺等地。僧友澹雪为北竺寺方丈，与朱耷交谊很深。澹雪因触怒新建县令方峨，死于狱中，北竺寺不久被毁。随后，朱耷在南昌城郊搭盖了一所草房，题为“寤歌草”。当时诗人叶丹曾作《八大山人》诗一首，描写他在这里的生活情况，“一室寤歌处，萧萧满席尘。蓬蒿丛户暗，诗画入禅真。遗世逃名志，残山剩水身。青门旧业在，零落种瓜人。” 朱耷就是在这所草屋中度过了他孤寂、贫困的晚年，直至去世。
《鱼鸭图》卷 朱耷 纵 23.2厘米 横 569.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佛僧？道徒？朱耷的生活重点从不在此。佛道之于朱耷，更像是一层隐蔽自己的保护衣。朱耷的一生，都与那个名利世界格格不入。六十岁时，朱耷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他在署款时，常把“八大山人”四字连缀起来，仿佛象“哭之”、“笑之”字样，以寄托他哭笑皆非的痛苦心情。其弟朱道明也是一位画家，风格与乃兄相近，而且还要粗犷豪放。他的书画署名为牛石慧，把这三个字草书连写起来，很象“生不拜君”四字，表示了对满清王朝誓不屈服的心情。他们两兄弟署名的开头，把朱字拆开，一个用“牛”字，一个用“八”字。隐姓埋名，可谓用心良苦。
《鱼石图》 朱耷
这种与世界不合作及格格不入的态度，贯穿着朱耷的一生。除了寄身佛道，朱耷还用名号表达自己的不合作。同其他的文人不同，朱耷在长达80年的生涯中，用过很多别号。雪个、个山、个山驴、驴屋、驴汉、人屋、刃庵、拾得、何园、洛园、黄竹园、书年、书疾、八还等，不一而足。但用到频率最高的，依然要数“个”、“驴”字。“个”表示傲骨，“驴”有遗志不改之意。面对自己无法扭转的局势，朱耷用隐居和参悟佛道的方式做到了精神独立。
《枯木来禽图》轴 朱耷 纵97厘米 横41厘米
回过头来说，当我们面临的问题过于复杂庞大，无法以一己之力解决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像朱耷一样，可以沉默，但绝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与恶同流合污。具体到此次疫情，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至少可以不诋毁他人，不做键盘侠，对一线医护人员保持尊重与敬佩，最重要也是最难实现的是，当因为抵抗疫情，给予那些本应优待的人福利时，尽管触犯了切身利益，我们也能保留一点“同理心”——当宣布为一线医护人员的子女中考加上十分，人们大呼不平等的时候，大家至少应该想一下，在抗击疫情期间，这些孩子承担着的是随时失去父母的风险，以及没有父亲或母亲的陪伴。
朱耷作品
“想见时人解图画”：以艺术宣泄愤懑情绪
春节假期，赋闲在家，井喷式的负面信息蜂拥而来，很容易让人陷入苦闷的漩涡。此外，当灾难超越了人类理性的范围，失控便会带来危机感与恐惧感。做到了与恶划清界限，接下来要处理便是由苦闷与恐惧带来的心理问题。虽说古今之间差距甚大，面临的具体问题也有所不同，但朱耷的做法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朱耷作品
朱耷是这样排解心理烦闷的，他终生保持着学习与作画的习惯。他用学习为日常生活做出安排，确保自己有事可做，前边我们提到，朱耷从小就有良好的家教，作画、学诗都是日常操作。家道中落之后，朱耷在佛寺与道观中学习佛道经典，参禅也是他一生的习惯。此外，朱耷往往将禅家遏语和历史典故杂糅在诗文之中，使得其题画诗异常难解。如《传綮写生册》中的《题画湖石》：击碎需弥腰，折却楞伽尾：浑无斧凿痕，不是惊鬼神。又如其52岁作的《梅花图册》中的《题折枝梅》：三十年来处士家，酒旗风里一枝抖。断桥荒藓无人间，颜色于今似杏花。
《荷花翠鸟图》 朱耷
作画为其心中的苦闷找到了宣泄渠道，也成就了其非凡的艺术——将水墨写意推向又一高峰。对于朱耷的艺术人生，普遍认为有三大阶段：出家为僧时期，这一时期朱耷的绘画主要是写生画，《西瓜》、《芋头》、《石榴》、《水仙》、《草虫》等等，总的特点是写实。一个小虫，一片叶子，都画得栩栩如生。但情感的表现力度不够。所以，他对这些作品不满意。他认为，太过于写实，影响了情感的表现，并为此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还俗矛盾期，回到南昌后，朱耷的精神出现了问题，经过一年多的调养才恢复正常，又开始了作书作画。这时，八大山人生活也发生了转折，表现在：首先，他靠卖画维持生计；其次，他开始使用"八大山人"这个名字，称自己为"驴"或"驴屋"；再次，他不说话了，并大书一个“哑”字贴在门上；最后，他对投靠清朝的官吏更仇视了。八大山人在这个时期绘画总的特点是情感十分露骨、率直，过于直白。艺术成熟期，这一时期，八大山人画了许多禽鸟图，表达了蔑视，仇视，傲视，逼视，怒视等情感。《鱼鸭图》的鸭子，睁着大大的白眼。中国人说，青眼看人，表示尊重；白眼看人，表示仇视。《荷花翠鸟图》。鸟低着头，闭着眼，虽然立在孤立的芦苇杆上，但怡然自得，旁若无人，不管不顾，好像在养神。那是蔑视。
《柳条八哥图》 朱耷
今天我们看朱耷的画，每一幅都极具个性，画中的青白眼、蜷缩的鸟、傲然屹立的荷花，都相当传神，看得出朱耷藏在画中的孤寂、高傲和愤世嫉俗，这种亡国异乡的遗民之情在他的画中，想来就是他区别于所有画家的地方，毕竟这样的家仇国恨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芦雁图》轴 朱耷 纸本墨笔 纵221.5厘米 横114.2厘米
不仅在艺术中放浪形骸，日常生活中的朱耷亦不顾礼俗。二十八岁到三十六岁时，朱耷曾带着母亲和弟弟住在南昌。当时此地茶室酒肆甚多，是普通百姓聚居之处。朱耷生活清贫，蓬头垢面，徜徉于此。常喜饮酒，但不满升，动辄酒醉。醉时，大笔挥毫，一挥十多幅，山僧、贫士、屠夫、孤儿，向其索画，有求必应，慷慨相赠。
《秋林独钓图》轴 朱耷 纸本墨笔 纵197.5厘米 横57.3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今昔不同往日，作画并非每个人都能习得。但今日远胜往昔。首先，当面对社会问题时，我们用于表达的渠道远比朱耷所处的时代多；其次，现在的知识范围也远比朱耷所处的时代广，因此，可供学习的东西也多得多。总而言之，用学习安排生活、对问题表达看法，也许能降低心中的烦闷程度。
最后，愿疫情之下的每个人都能保持清醒与冷静，愿每个人都能温柔地陪伴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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