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了解美国政府“阴谋”支持艺术的真相之后，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们还需要知道，美国抽象表现主义是如何长成的。这个了解可帮助消除这样的误解——这种艺术风格是被美国霸权政治一手“制造”出来的。艺术上的事情实在不会这么简单。一种艺术风格的成形，是由许许多多的合力造成的，绝非政治集团这样单一的力量可以完成。
一、“民主化”的人
在冷战时期，美国历史呈现这样一种“吊诡”的局面：在政治家和民众不接受乃至抵制抽象艺术之时，抽象画却压过了其他画种，成为美国自由文化的首席代表。对于艺术多少懂行的人越来越看出，美国画家画出的抽象画真的是渐渐不同于欧洲画家的作品，美国性格开始鲜明地呈现出来了。在四十年代末，有一批年轻画家开始进入人们视野。起先他们是不被注意的一群人，画根本卖不出去，基本都靠做下层的工作来糊口。他们在艺术形式上也不统一，差不多是一盘散沙，只除去他们共享这样的经验：他们都进入了三十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联邦艺术项目”救助计划，然而他们不被社会喜欢——这些人都靠社会福利养着，做着无用的事（谁也不需要他们的画）。因此他们也不领这个社会的情，觉得自己被政府的那点薪水约束着，要拿出时间去画不喜欢的东西。一个让他们在经济上不能独立的社会，就不是一个好社会。他们一度相当左倾——波洛克在三十年代参加了他心仪的墨西哥画家西盖罗斯的共产党小组。戈特利普和William Baziotes,还有其他一些抽象画家，几乎都参加过共产党的活动。尽管他们在一九三九年之后出于对斯大林的厌恶，很多人脱离了美国共产党控制的“美国艺术家协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成为右翼。他们还是站在左翼的一边，因为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实在很多：斯大林和他的专制、无产阶级文学、资本主义和脑满肠肥的有钱人，乃至安居乐业的保守中产阶级、会朝日本扔原子弹的政府、极端高压的麦卡锡反共政策、苏联的威胁……。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他们一个个都由具象绘画渐渐转向没有形象的绘画。对他们而言，他们画出的抽象画中依然是有“形象”的，那就是“焦虑”。他们用绘画把那个时期社会人心的不安状态表达出来了。马瑟韦尔说：“灾难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四十年代的正常感觉。”，戈特利普说：“我画下的那种混乱无序的画面是那个时代以及对时代的感受连在一起的。”这就是说，他们画的抽象画不是简单学欧洲形式主义的产物，显然是有自己内心来源的。因此，这批人的抽象画躁动不安、大胆狂野，一扫欧洲抽象画的精致经营。
理论家格林伯格第一个看好他们，他在一九四七年的一篇文章中说：“美国艺术的命运，不再是来自五十七街的人和纽约现代艺术馆的认可，而是来自过去二十年中纽约波西米亚圈内那些忍饥挨饿的年轻艺术家。在曼哈顿下城，在三十四街之后的区域，知性的水平正在上升，美国艺术的命运将会被这些年轻人决定。他们其中有少数已超过四十岁，住在没有热水的公寓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现在都在画抽象画，不在五十七街（纽约现代艺术馆所在街道——译者注）这种地方露面，他们被认可的程度不超过一小群热切关注艺术的不跟潮流者，他们在纽约孤立得就像是住在欧洲的旧石器时代。”
可是，批评家仅在艺术方面的认可是有限的，这批人和他们的画如何能被社会主流价值接受，这才最为关键。而在四十年代，别说美国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理论都未成形，即使是美国的政治理论亦尚未成形。美国在这短短十年中经历了太多的事，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美国政治依然面临许多转换和调整，阵脚有些乱。比如苏联一时是盟友（马歇尔计划开始甚至包括援助苏联），很快又转为敌人；共产党原先合法，甚至在国会有席位，后来却被视为令人仇视的反动力量；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一度普遍左翼并对现存制度质疑……全是他们要面对的。然而，冷战的形势对美国多少成为一种凝聚力，为了区别于苏联的独裁专制，美国的政治方针越来越鲜明：努力把美国打造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度。这也正是美国一九四八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拿来鼓舞人心并获胜的口号。要知道，即使是在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之际，美国对此都不十分清楚。比如一九四五年国会在加强美国文化建设的提案中，只笼统提出“美国生活方式”。而“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是什么呢？却没人能把它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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