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梁晓新：入乡随俗——穀仓里的佛事_文物-陶瓷-青瓷穀仓罐--明器-东吴-出土

编辑：杨晓萌来源：正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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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最早在什麽时候、通过什麽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仍然是个争论不休的历史与学术研究课题。《后汉书》记载

佛教最早在什麽时候、通过什麽渠道和方式传入中国，仍然是个争论不休的历史与学术研究课题。《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八年（65年）明帝之弟楚王英已经在“为浮屠斋戒祭祀”，与此同时，中亚犍陀罗佛教文明已经开始进入迦腻色迦王黄金时期。

除了文献的记载外，中原传世与出土所见的佛教相关器物以日本有邻馆藏的三世纪末犍陀罗风格的青铜菩萨站像最为著名。就江南地区来看，先有月氏高僧支谦在东汉末迁居吴地，随后有天竺的康居国籍僧人康僧会在赤乌十年（247）到达东吴都城建业设像行道、翻译佛经，孙权为其修建建初寺，史称江南佛寺之始，可惜上述事迹并无遗物留存，传世可信的早期造像也极其稀见，佛教此时真实的流传情形极为模糊，或可从此地广泛流行的青瓷穀仓罐上找到信息和线索。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珍藏的这件西晋越窑谷仓罐堪称是最华美灿烂的一件早期青瓷绝品。作为明器的装饰，罐肩上一匝贴塑的模制佛坐像，是最典型的时代样式。

这是来自日本著名收藏家坂本五郎的旧藏，在纽约苏富比拍卖的专场中售出。除了装饰的佛像外，罐上四角置有四个小罐，可能与四方有关，故这类青瓷谷仓罐早期又名五壶尊。

青瓷穀仓罐，或称魂瓶、魂亭、神坛、五壶尊、会稽陶罍等，是一类主要流行于江苏、浙江、安徽和江西一带的越窑青瓷随葬明器，其前身应该是汉代流行的铅绿釉陶製明器，包括各种塔楼、粮仓、猪圈等等造型，越窑穀仓罐则以坛罐造型为主，罗振玉先生在其《古明器图录》中称之为”吴会稽陶罍”，亦见黑釉、褐黑釉或红陶加彩的作品，并在纹饰中加入了来自西域的元素，如胡人、狮子与佛像。从穀仓罐出现的纪年墓及一批本身就带有纪年铭文的穀仓罐来看，其集中出现在三国时代孙吴晚期（约公元三世纪中期）至东晋早期（约公元四世纪早期），主要产自“会稽上虞”或“始宁”（今浙江上虞），至南朝绝迹。

穀仓罐的造型特征富有浓郁的地方社会文化特点，常见为坛状陶尊的上部堆塑亭台楼阁、禽鸟走兽、武士乐师，肩上则贴塑模印的神兽仙人、饕餮铺首、忍冬佛像，正是这些穀仓罐上的贴塑佛像，为我们瞭解早期佛教传播状态与佛教艺术形式提供了丰富的线索。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英国著名学者布兰科斯登（A.D.Brankston)于《九岩越州窑》文章之中就刊载了几尊越窑青黄釉佛像贴塑片，以及一尊器身装饰相似佛像贴塑的青瓷豆；同时期的浙江省文史研究馆张拯亢在调查绍兴出土的古墓随葬品时，也说神亭、五壶尊本意乃是“子孙繁衍、六畜繁息之意，以妥死者之魂、而慰生者之望。”对于贴塑的佛像，并没有进一步的探讨。

流行于汉代的低温铅绿釉陶制明器，塔楼、猪圈、谷仓，充满了古代中国农耕社会朴素真实的生活气息。它们是随后出现的越窑青瓷谷仓罐的前身或原型。

东吴至东晋时期的越窑青瓷穀仓罐是江南地区社会生活与信仰内容的真实反映，上面出现的贴塑佛像，是研究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线索，它的出现和发展，也正好对应了北方的佛教文化向南方迁移的过程。三国东吴时期的佛教已经日渐兴隆，在北方，自汉通西域后的佛教中心一直是洛阳，但在汉灵帝末年开始，大量居民因避难投奔南方，“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馀万皆东渡江。”-（《三国志》吴志《孙权传》）。甚至连名僧安世高也为避“关洛忧乱，乃振锡江南”，足迹遍至庐山、广州和会稽。西晋年间的永嘉南渡，更有百万门阀士族和百姓流徙江左一带，随之南渡的北方佛教、僧徒、信众，乃至艺术影响也毫无疑问地推动和扩大了江南佛教的发展，这也是促使佛教图像出现在越窑穀仓罐 - 这种民间流行的陪葬明器上的背景原因之一。仔细观察这些越窑穀仓罐上的佛像，可以发现：

1.贴塑的模制佛像造型基本上一致：主尊结跏趺坐姿，有头光，头顶隆起肉髻，著V形衣褶的通肩大衣，身体两侧有胁持狮子，这种形象带有明显的犍陀罗艺术风格，与十六国时期一种流行的铜鎏金佛陀坐像也基本一致，可见南北之间使用的佛像粉本的关係密切。穀仓罐佛像的形制可以与著名的迦腻色伽舍利盒上的佛像进行比较，两者的年份相差约100年左右。

这是南京地区出土的三国东吴时代的作品，有确切的墓志铭可定年份，作为装饰的佛像，格式与形制都一样。佛像都是模子压制而成，贴饰在罐身上。扬州博物馆藏有三片独立的红陶佛像，出土自南京赵士冈墓，另有其他文献记录的相似单独佛像，看大小样式应该是罐身上的贴饰，但不知是什么情况下单独出土，功能作用为何？有待研究。

2.贴塑的佛像在尺寸大小上与纹饰排列上并不突出，混杂在传统的中国民间民俗图像之中，与麒麟、凤凰、饕餮、仙人、龟鸟、瑞兽等并列，这说明作为西来的图样，江南社会的民间百姓已经普遍接受了佛像，但仅仅是被当做为一种闢邪、祈福的纹样，用来祈求世俗的现实利益；同时也说明瞭佛教早期的传播，是混杂在传统的黄老思想、仙道信仰中进行，以赢得民间信众的认同。

3.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佛教的传播形式，与巴蜀地区的情形基本一样，富有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佛像，早在东汉时期巴蜀地区流行的陪葬物摇钱树上就已经出现了很多，这比东吴的越窑穀仓罐更早了约100多年。巴蜀明器摇钱树上的佛像，此时也是被认作是为故者祈福的吉祥纹饰，与摇钱树上其他中国传统民俗图像并存共用。

东汉陶座青铜摇钱树美国底特律美术馆藏

东汉陶座青铜摇钱树 1990年四川绵阳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绵阳市博物馆藏

注：重庆丰都槽房沟出土的一座陶质摇钱树，树座上有”延光四年”（125年）铭文。铜佛像位于一截残存的树干上，残高5釐米，下半部缺失，头后硕大的头光轮廓依稀可辨，高肉髻，隆鼻大眼圆睁，有弯曲上翘的唇髭，袒右肩，右手施无畏印，完全是犍陀罗佛造像的风格样式。据此，学者们认为这尊摇钱树上的佛像应该是我国迄今发现纪年最早的佛像，可作为汉地最初传播的佛像的年代标尺，并且几乎与贵霜王迦腻色伽一世（78 - 144 或127 - 150 ）同期，可用来反推困惑国际考古学术界已久的有关贵霜帝国编年史的问题。

被誉为阿育王第二的贵霜帝王迦腻色迦一世，对犍陀罗佛教文明的推动贡献很大，但因缺乏可靠的史料，贵霜帝国的编年史一直争论不休，早期佛教与佛教艺术的发展史也因此非常模糊。1908年在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贵霜帝国首都）城边上发现的迦腻色伽大佛塔塔基中出土了一件珍稀的的铜鎏金佛骨舍利盒。迦腻色伽大佛塔被誉为是中古时期世界上最高、最华美的建筑物，象徵了犍陀罗佛教文明的鼎盛辉煌。根据舍利盒上的佉卢文铭文记载，此盒製作供奉于迦腻色迦王的第一年，目前学术界大都认为这是公元的127年。舍利盒盖上铸有结跏趺坐的佛陀与站立两旁的胁持-梵天与帝释天，这种佛像的形式成为后世东传的佛教艺术源泉之一。

在江南地区越窑青瓷穀仓罐流行的百年时间里。中国的南北方早期佛教文化的迁移和发展，可以通过这类穀仓罐上的贴塑佛像一窥实相，这种外来的宗教努力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风俗信仰中，迅速获得了广大的拥护与认同，东晋以后，佛教的形象与地位迅速凸显区分开来，成为独立崇拜的对象，越窑青瓷穀仓罐也就很快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南朝佛教文化艺术独立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