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王朝闻：我学雕塑_我学雕塑-王朝闻--附中-回忆录-习作

从1932年到1937年，我在雕塑系学习的经历，有不少已经写进某几篇文章里，不过没有集中起来谈它而

从 1932年到1937年，我在雕塑系学习的经历，有不少已经写进某几篇文章里，不过没有集中起来谈它而已。要作既富概括性又写得简练的叙述也很难，主要是因为我对当时学校的社会背景没有作过调查研究。

现在回顾那段生活，觉得当时在全国的美术学校里，也许只有杭州国立艺专（前身是国立艺术院）才有雕塑系。学生人数比中国画、西画、图案、音乐等科系都少。当时学雕塑却没有干雕塑这一专业的把握，毕业之后，即使到中小学去教美术的机会也难得。我当时不学绘画而学雕塑的原因之一，是没有买油画颜料的钱。我入学前期因穷而休学过，后期靠在高士坊小学当教员“第三把手”，得点工资填肚子。1937年秋冬，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上海，学校向江西转移。我留在诸暨和龙泉做抗日工作。听说，有一位浙江籍的雕塑系同学改行学开汽车而不再学雕塑了。1936年，刘开渠先生在杭州举办过全系师生作品展，他早就关心中国雕塑的前途。因雕塑系人少，学素描是和图案系同学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教素描的是李超士老师）。教西洋美术史的先生是林文铮。那时全校的基本倾向是以西洋艺术为重。王子云先生教雕塑构图课，他出的构图课题目有《敬老》之类。不记得高年级毕业考试的构图（泥塑创作）是哪位先生教的，从题目《普罗米修斯》看来，当时的教学比较重西方学院派而不重视中国的雕塑传统。

在我的印象里，学校图书馆的画册和刊物，多为日、法等国出版，也有进步性质的外国画册。我当时反复阅读过的《罗丹美术论》，是同学曾新泉的叔父曾觉之的译本。校长林风眠的领导作风是比较民主的，训导处主任是国民党直接派来的浙江人，压制学生的方式也较为隐蔽。学生在课外学习的选择，仍有较大的自由，我就读了不少鲁迅的著作和译文。

课外学习的条件真不错。杭州市在1932年（或1934年）展出明代官员肖像画，写形与传神的高度结合，令我惊讶与佩服。我对中国传统文艺发生强烈兴趣，不是艺专自身教给我的。上述杭州这样的文化环境，与比较尊重西方艺术的国立杭州艺专的风气不大一样。这话当然不包括国画系。当时的潘天寿、李苦禅教授都有显著的社会影响。

1932年，雕塑系基本练习课的教师是白俄的卡麦斯基先生，教法以手捏泥巴为特点。1934年我复学时，这位先生已经离校，代替他的是留法新近归国的刘开渠先生。我多次写到过，开渠先生对雕塑造型的基本要求很严。我对雕塑工作以外的方面也持认真的态度，是受他影响的表现。也许他认为我很用功，常常在同学们下课之后，还要继续向我谈论有关雕塑写生的理论。重要论点是要掌握对象特征的新鲜感，用我们后来的话来说，他是反对因袭陈套、受成见束缚，也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我在过去的文章里说过，即使我下午要到高士坊小学去教图画，也得听完他的教导。每天晚上，我要补记他对我所讲的方法。可惜，这本笔记在学校内迁时随行李遗失于江西贵溪了。

那几年，刘先生有几次要教务处派摄影师为我未完成的习作拍照，这对我是一种有效的鼓励。他对课业的严格要求，也表现在对我速写的指导上。速写中有一幅是一个男子在口中衔了一根草，他狠批了我玩弄小趣味。我没有向他声明，我的速写也关心了不必关心的东西。

在雕塑习作的教室里，高年级和低年级共用一个模特儿。按期改换模特儿时，摆姿势的是老班同学，他们摆出的姿势，分明有西方雕塑的影响。当开渠先生到教室里来时，他没有下令重换姿势。但很明显，他已敏锐发现老班同学把习作勉强当成创作来匆匆完成，对模特儿的特点缺乏深入认识，习作缺乏新鲜感。他对高班女同学吴玉仙的作风持肯定态度，当时吴的习作虽未完成，但分明可以看出是尊重模特儿的个性，而不是以希腊雕塑为标准的。

我入学前期和雕塑系同学之间没有什么交往，后期与卢鸿基最接近。因为他不胡闹（爱胡闹的同学背地称他为“卢小姐”），很用功，模特儿休息时他就温习法文。鲁迅先生逝世时，他敢在教室里创作大的鲁迅浮雕像。1936年，胡一川赴延安时路过杭州，是他约我三人一起在白堤见面夜谈的。1937年，四川人梁洽民在毕业之前，曾约我和一些绘画系同学在杭州农村画宣传抗日的壁画。我与张祖武同住一个宿舍，对他起床前补破袜子的节约行为等印象深刻。另外还与现在在上海的姚继勋、淮阴籍的丁祖荣，在业务学习方面能常交换意见。但当时，我像对刘开渠先生一样，对大家没有敢于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这几位同学，不像那位班长那样引起我的担心，因为雕塑系有复兴社的角色。我曾向姚继勋两次借阅过苏联小说《铁流》译本，这在当时是有危险的。

训育主任、军事教官和图书馆长，都是反动统治者的爪牙。同学里，有不少是CC分子或复兴社成员。即使是四川同学，也有参加复兴社的。艺专的政治环境恶劣，雕塑系同学萧传玖的政治活动被发现而几乎被捕。绘画系同学胡一川（以撰）、力群（郝丽春）以及夏朋因读《苏联大学生日记》而被捕。女同学张晓菲也因被捕而失学。1936年时，有安徽籍女同学包有荪向我宣传进步思想，这说明在恶劣气氛中仍有光明的力量在起作用。

雕塑系同学朱培钧，像上海的姚继勋一样，是如今健在而又可能提供有关雕塑系印象的同学。现在要收集有关资料虽是好事，可惜时间比较久了，健在者很难找到。姚继勋和张祖武都擅长于摄影，如果他们还保留当时的照片就更好了。在我看来，其他系的同学中，也可能会提供有关雕塑系的情况，例如程丽娜，她虽是绘画系的同学，但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和开渠先生结婚，可能会知道一些雕塑系的情况。

我离校后的两三年里，忙于抗日的宣传，直到1940年到延安之后，特别是1947年前后，因社会需要作些进步的雕塑作品时，才抓紧对雕塑业务的补课。不论是在延安还是在华北，我都经常借阅江丰常带在身边的《罗丹美术论》。到了20世纪40年代，我因为创作毛泽东像的需要，就更热心地加强基本功的补课。可以认为，这样的条件与努力方向，是在杭州艺专学习期间所缺乏的。我曾有过做大型浮雕的设想，但事实上很长时间里由于把精力投入到写作和理论研究上，雕塑便与我逐渐疏远了。

1996年9月14日于北京

原载中国美术学院校友总会编《漫歌怀忆——中国美术学院八十华诞  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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