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李昌菊：文革时期的美术_-安源-作品-毛主席

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

编者按：2017年11月，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昌菊的最新著作《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在人民出版社出版。20世纪初，油画作为改良中国画的重要画种引进中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经过几代油画家的努力，油画已成为本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中，李昌菊大致依循20世纪前期（1900—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1949—1978年）和新时期以来到世纪末（1978—2000年）三大部分，探讨中国不同时段的油画本土化现象。本篇文章为第二篇《学习苏联与自主发展》（1949—1978）的第六章节《十年特殊时期的表达》的第一节内容，详细介绍了文革时期，中国油画的风格特色。

第六章  十年特殊时期的表达

第一节   文革美术

1966—1976年间，中国油画处于一个非常时期。众所周知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生的一系列国内外政治事件，不断强化着毛泽东的危机感和阶级斗争的意识，这使其意识到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正式开始了对一切“地、富、反、坏、右”和“封、资、修”实行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首先从文艺界开始，它不仅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意味着一场无比深重的灾难，也使中国美术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2]。

在这场政治风暴中，几乎过去所有的艺术创作都被冠以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产物，包括建国前留下的大量艺术品，都在那些无知的“造反派”手中毁坏。中国油画的先驱者刘海粟、关良、林风眠、吴大羽等人的心爱之作，也被迫亲手烧毁。许多艺术家被打成牛鬼蛇神，教授被赶出了课堂，被赶进工厂和田间，艺术家创作的权利被彻底剥夺。中国所有的高等院校在运动中停止招生，即使“文革”前走进校门的学生也被迫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3]

在“文革”这一段非常的历史时期，美术界的正常秩序被空前打乱乃至摧毁，油画彻底的沦为政治宣传品，语言表现严重偏离客观真实，以致出现特定的“三突出”（即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高、大、全” 、“红、光、亮”等文革美术模式。

文革美术中，对革命领袖毛泽东形象的表现是一个突出的现象。1949年以后，绘制毛泽东形象的美术作品在各种历史题材中被广泛宣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革命和斗争中成为被歌颂的主题。“文革”10年的美术作品中，歌颂和赞美毛泽东的作品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的美术工作者都拿起画笔投入到歌颂毛泽东的主题创作中。1967年这一年毛主席像达到一个高峰。同年10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毛泽东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美展规模空前，包括国画、油画、版画、宣传画、泥塑和工艺美术品，有1600多件。油画作品有《东方红》、《毛主席油画肖像12幅》、《步调一致才能胜利—1928年毛主席在桂东沙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主席去安源》等。

“在宣传毛泽东的各类作品中，因油画的材料和独特的表现力，以及逼真的写实手法而占据了美术作品的大部分。在所有的作品中，普遍失去了毛泽东平易的生活情趣而变得威严和神圣，变得不可接近而在高高的神坛之上。”[4]如果说文革前，对毛泽东形象的表现既具有革命领袖的伟大气概，也不乏朴实可亲、比较生活化的一面，那么文革后，毛泽东的形象便开始向极端的“高、大、全”的方向发展，不仅如此，“红、光、亮”的的特征也被推到极致，如《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

所谓“红、光、亮”，以油画中的毛泽东形象为例，一般都被簇拥的人群包围，其身后常有金色的光芒，在明亮温暖的画面主色调中，红色不可或缺——如红色的党旗、五角星、领章等各种政治象征意味的符号化事物。除此，尚有“很多不成文的戒律，诸如：领袖在画面上一定要最高、最大、最亮；群众一定要人人望着领袖；画法一定要越光越好、越细越好、越像照片越好。”[5]

图2–5–1 刘春华 《毛主席去安源》 220×180cm 1967年

在众多的表现毛泽东形象的油画中，有几件作品影响广泛，它们既有鲜明的艺术表现特色，也带有一些“高、大、全” “红、光、亮”的时代特征。《毛主席去安源》（1967年）（图2-5-1）是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6]该画作者刘春华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生，他曾经到安源和毛主席故居收集资料，并研读毛主席诗词，以崇拜之心创作了这件作品。画面中，高大的毛泽东形象迈着稳健的步伐迎面而来，稍稍扬起的头，表明其不畏艰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紧握的左手则是表现排除万难争取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念。这张画作表现了英姿勃发、顶天立地的毛泽东的青年形象，通过风云变幻的场景，烘托和寓意了领袖毛泽东的精神气质和历史使命，“高、大、全”的救星意味尽在其中。

图2–5–2 唐小禾、程梨 《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188×290cm 1971年

《在大风大浪中前进》（1971年）（图2-5-2）也是一件影响甚广的表现毛泽东的作品，作者是唐小禾[7]、程犁。画面缘于1966年7月16日，73岁高龄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江上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横渡长江体育活动，群众向他表示着欢呼。他对身旁人说：“大风大浪并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这句话赋予了该体育活动以政治的意义，是他意欲发动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内心独白。作者借用了毛泽东在江上向欢呼群众挥手的纪实照片，刻划了那一时期典型的工农兵人物群像，恰到好处地表现江上炽热的气氛。作品色彩纯度高，有烈日炎炎的户外强光感觉，毛泽东形象被塑造成纪念碑的样式，突出了其坚定伟岸的品质。

图2–5–3 陈衍宁 《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1972年

图2–5–4 张自薿 《铜墙铁壁》 138×253.5cm 1972年

除了以上作品，还有一些较好的表现毛泽东形象的油画，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图2-5-3）《铜墙铁壁》（1972年）（图2-5-4）等较为生动自然的作品。

图2–5–5 辽宁省宣传馆美术创作组（吴云华） 《采铜尖兵》 1969年

图2–5–6 潘嘉俊 《我是“海燕”》1972年

图2–5–7 陈衍宁 《渔港新医》138×110cm 1973年

文革美术中，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对英雄的表现，其中包括对于工农兵形象的塑造，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与勇敢乐观的精神。如《采铜尖兵》（1969年）（图2-5-5），画面上两名矿工冒着生命危险在井下采铜，紧张的场面和人物的表情给人以争分夺秒的感觉，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不为困难所惧的精神。关琦铭的《提高警惕、保卫祖国》（1970年）最早的署名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美术组集体创作”，画面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和民兵三人紧握手中钢枪，形成稳固的金字塔构图，其坚定的表情说明绝不会让祖国领土遭受外来侵犯。潘嘉峻的《我是海燕》（1972年）（图2-5-6）画面描绘了女战士冒雨检修电话线路的情景。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暴雨倾盆，电闪雷鸣，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下，女战士背着接话机，勇敢的站在电线杆顶端，向对方喊出：“我是海燕。”画面亮暗对比鲜明，形象突出。陈衍宁[8]的《渔港新医》，描绘了一位健康、活泼的年青女医生，画中忙碌的场景，人物的乐观笑脸，一切都显得真实而生气勃勃，作者曾创作过《毛主帝视察广东农村》、《渔港新医》（图2-5-7）从实际生活中获取创作素材，给人一种生活的真实感，摆脱了“文革”时期主题先行和“红光亮”的模式。

图2–5–8 汤小铭 《永不休战》108×137cm 1972年

汤小铭[9]的《永不休战》（图2-5-8）以写实的手法、精谨的造型、沉稳的色调，刻画了鲁迅这位不屈不挠的文坛斗士形象。画中人物如同雕塑般坚实有力，他那犀利中略带忧郁的眼神，双唇紧闭的威严的面庞，紧握毛笔的有力的双手，无不传递出文学革命家的气质和个性。“艺术家刻意使用了当时人们普遍远离的“灰调子”，据说在整个展览大厅里，《永不休战》在当时那些“红光亮”作品的衬托下夺目而出。由于这件作品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被称之为1972年全国美展上的佳作。”[10]

在此期间，陈逸飞(1946一)1972年创作的油画《黄河颂》受到普遍的好评，宣承榜的《南海民兵》、张绍诚、陈小强的《护路斗争》、孙国岐、张洪赞的《引来银河水》、秦大虎、戴保华的《光荣的岗位》等也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尽管从本质上讲是毛泽东连同一帮极左主义者发动的一场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公社制度的政治斗争，是一次毛泽东在中共内部清洗反动派的权力斗争，但是，它的方式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名义进行的一场革命。见邹跃进：《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

[2] 1966年1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1966年元旦社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论突出政治》，此后全国各地各部门开展突出政治的大讨论。4月15日，《美术》第2 期以“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为题开展“问题讨论”。 8月9日，中央美院红卫兵举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斗会，批斗原党委书记陈沛，叶浅予等教授作为“牛鬼蛇神”被陪斗。10日，“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8月23日，由中央美院红卫兵举办的“黑画展览”在中央美院教室举行。次日，北京师范学院红卫兵到中央美院，联合中央美院的红卫兵开始了火烧旧教具、砸烂石膏模型的行动。12月，《美术》杂志停刊。

[3] 刘淳：《中国油画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4] 刘淳：《中国油画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00页。

[5] 陈白一：《从极左路线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美术》1979年第12期，第40页。

[6] 1967年10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就是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的，吸引了许多观众驻步并久久不愿离去。后来，这件油画在中国造成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作品，同时也创造了中国油画的“神话”。被制成印刷品后，发行总数近10亿张，创下了全世界油画印刷品之最。见刘淳：《中国油画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7] 唐小禾(1941—)，湖北武昌人。1965年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美术系。曾任湖北省美术院副院长。1993年当选为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1994－2003年任湖北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8] 陈衍宁 (1945—)，广东博罗人。1965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 舞台美术大专班。历任海南话剧团舞台美术设计、广东省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广东画院专业画家。

[9] 汤小铭(1939—)，广西灵川人。1964年毕业于广 州美术学院油画系。历任广东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油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广东 美术家协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广东画院一级美术师。

[10] 刘淳：《中国油画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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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菊简介

　　湖北荆州人。1994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2000年获该院美术学硕士学位。200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大学文理学院美术史系访问学者。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林业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近年在《美术》《美术观察》《中国文艺评论》等专业刊物上独立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民族化再探索——1949至1966年中国油画的重要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国油画本土化百年（1900—2000)（人民出版社，2017年）。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艺术学青年项目1项，2篇文章分别入选第十一届(2009)、第十二届全国美展(2014)“当代美术创作论坛”。曾获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奖(2008年)，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二等奖(2014年)，2016中国文艺评论年度优秀评论作品，“历史与现状”首届青年艺术成果优秀论文奖（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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