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快乐的人们……”参展艺术家贾淳自述：方法、个性、材料，无意识下的务实_中间美术馆--是在-创作-历史

贾淳，《既是配角又是主角的扮演者》，2017年，数码输出，171×127厘米面向历史的艺术创作不是

贾淳，《既是配角又是主角的扮演者》，2017年，数码输出，171×127厘米 

面向历史的艺术创作不是艺术家逃匿自身的合理化场所。它不是在介入现实，也不是对现实置之不理。面对凌乱、残缺的自己，我的动机是在现实的逼迫下不得不在多个时间维度中寻找对自身的理解。不带预设，不断调整着自己的疑问，从而来进行对宏观叙事的复检与个人记忆的追思。我讲自己，但也不只关注自己，我寄希望于通过作品给予观众在体育的具体主题下一些确定的信息。传统体育是中西新旧思想杂糅状态最为复杂的一个体育领域，意识形态的偏见将会导致对史料理解上的偏差。在讲座的最后部分我将实践对传统体育从名词概念着手的分解辨析，以及对第一代体育教材的个案观察。

开幕那天在对作品的导览中我是这样说的：“在“传统体育形式”这一系列作品中我借助传统和体育这一组概念进入不同时代中国体育的具体语境，从而期望折射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个人所提出的对传统体育这一名词的解读，对传统体育发展道路的假设。也就是说传统体育是什么，传统体育的定义不是一个恒定的答案。这些解读、这些言语既被包含在体育当中亦可能溢出这一学科范畴，观察它们在更为宏观的时代趋势下所蕴含的意义。这些讲话的人也不都是重要的教育家、政治家、武术家，其中也有相较之下的一般人，普遍化的对体育的心态。

“快乐的人们……”贾淳参展场景图

50年代中后期，在体育界兴起了“反修正主义”运动，要求在体育理论内部开展对苏联体育教材的审查工作。在审查工作中，例如对“身体文化”、“竞技”、“体育”等名词的重审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在呈现于2017年安仁双年展的作品“安德鲁斯三角形”中，部分的研究与思考即源自于对这一时期文献的收集与阅读。自此我逐渐有意识地开始借着概念作为渠道，进入对不同时代体育史的观察中。希望所收集的，呈现为复数的“概念”，在今天进行研读、思考时可以汇聚一起，呈现为关于概念的知识序列。在这里我想提一位重要的体育人，1982年处于“烟台风波”核心处的体育理论家林笑峰，他于1957年在《体育文丛》上发表文章，提出应取消“体育教育”一词。他在80年代所提出了“竞技不是体育”、“体育不是斯泡特”的观点，他逐渐成熟的“真义体育”理论穿过90年代，跨入新世纪，至今还在体育界形成着批评、反思的空间。

如果从我的学习、研究过程来看。在2016年，我首先选择了1949年建国至1966文革前这17年为时间域。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期是因为在着手此研究项目的初期，我的历史感，或者说对历史的体认，对历史纵深的认识让我认为影响着今天体育现状可上溯的成因在这个时期，中国体育史的地平线出现在这个时期。那是一个破旧立新的时代，在胜利的喜悦中意欲建立一套崭新的体育发展基础。时代下的体育理论工作者重新搅动、挖掘落于地表的，沉积于地表以下的西方体育、传统体育。以新标准对它们进行过滤，从新赋予它们符合新时代意识形态的意义及动力。通过对前一个时期的留存，再整理、再阐释、再创造，从而定义今天的生活，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 。

6月8日在中间美术馆举办的艺术家对谈

我将这一时期的两个文本作为研究对象，期刊《新体育》和《体育文丛》。《新体育》针对基层体育工作者和大众，图文并茂，重在对体育的传播。《体育文丛》为专门的体育研究设立，介绍国内外，体育的科研成果与教学方面的实践。在展厅里的作品中所看到的文献照片大部分都来自《新体育》杂志。通过对这些照片的反复观看，使得我能够更为直接地面对在当时体育语境下，人的姿态、精神面貌、社会关系、政治气氛。当时的工作状态是对这些摆拍照片进行拆解，进而尝试分析照片的组织结构，解读其中的语义。我将这方面的实践称为还原摄影师的工作台。那些剪碎的照片，那张工作台对我来说并不是全然绝对的客体，我有意将自己牵连进去，以自身的影像艺术知识及影像创作经验来尝试对照片进行分析。站在今天反观，在当时我做的是以文档为基础的社会调查而并没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但我认为这个阶段的最大收获是：这两个文本中的图文资料给了我一个可以投入自身的鲜活历史现场。从而扩充了对那段既往的记忆。我想如果此对象是遥远过去中的人、事，将自己投入其中好像没有那么容易，毕竟在物质、精神层面中的共通性比较弱。即使努力去掉后见之明回到前一个时期的历史现实中，那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在作品《传统体育形式》中除文献照片外，那些注明出处的文字也是这件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作品中我倾向于不给观者“出难题”。我说的“出难题”指的是不给出足够的理解作品的入口，反倒要求观者对作品产生偶发的感、悟，在作品中抓取与自身形成对照的东西。我希望在我的作品中通过成为构成元素的那些文字、图像的拼贴可以向观者透露、叙述一些足够确定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观者再作个人的展开。

我想那天的导览，今天的艺术家自述，策展人这样设置的用意在于，通过双向机制，完成教育与自我教育。希望观众可以通过艺术家的讲述，了解在作品以外看不到的部分。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艺术家自然要“回家”做相应的准备，以客观分析的角度，展开对自身创作的追溯、整理、反思，从已知的今天，反推创作的过去，甚至原点。承接这部分私下工作的是今天的公开讲座，有了前期的反向的自我梳理才能在今天以顺时序列为听众呈现一个“真实”的创作历程。通过自述，充分暴露自己的问题。

参展者贾淳在对谈现场自述

作为这个“游戏”的参与者，我非常乐意再次回到可能已经模糊不清的，或者借着这次反思的机会再次认清创作的起因。如果将我的创作放入更大的创作类型里，这些创作相较于个人抒情的创作来看大家会说它是分析型的，调查型的，从问题着手的。当此类创作已显现为一种艺术创作趋势时，大家可能会逐渐忽略创作者的动机，或者说创作者对动因的描述逐渐成为，泛化了的主题。我本人就不止一次说过，“对今天自身所处的现实的困惑，焦虑。希望通过调查进入看不清的现象内部结构，对其研究，从而形成对现实的理解，走出困惑”。我的分析是：此类创作有大致两个层面：一，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二，现在与未来。首先，创作者主体对客体社会进行调查与分析。在此类创作中的有些作品涉及近现代历史，以及相关的文献档案。有些以横向的社会调查、田野调查为主要途径。主体通过对这些客体的考察来理解，甚至在理解的基础上对客体进行现实层面的介入或改造；让我们再从时间的面向来看。对现实的困惑也包括对未来的困惑与迷茫，在身处的现今所做出的抉择将影响处于未来的可能性结果。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艺术的现实中艺术家如何通过创作的过程以及作为成果的作品，来定义“在“十字街头”的自我。此处的定义就包括带有预期未来的理念。

我的创作动因与上述有不同和相同之处。相较之下的差别在于我的困惑与问题更多的来自对自我认识的不清晰。我察觉，自己不是自己的主人。或者说，自己不是自己知识的主人。面对这样的困境在我看来不成为选择的选项是通过日常的闭关修行，重复性的艺术工作来寻求纯然的自我，抑或将自我的行事与超越时间、空间的抽象价值，远古的优秀人物、事迹未经考察的联系起来。我之所以避开此类可能性的原因在于，那将会切断我与今天具体环境、具体语境的真切存在。亦否定了自己是社会、政治、历史演变的结果，无视深深塑造着每个个体的前史。漠视了伴随主流与时具移的，在历史现实中的个人轨迹，有时他与时代思想相耦合，有时与之疏离，有时藏匿于其中，在这些轨迹中所逐步形成的个性。上面所提到的前史中既有广义的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建国十七年“左”的社会实践，亦有中国传统持续的进化过程。

展览开幕那天，听过我的导览后，一位同行机敏的向我追问：“在你的作品中为什么将1900年的庚子拳乱，建国初期的武舞改造及80年代的武术挖整运动，这处于三个不同时期的不同事件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今天，我可以大体清晰的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在我这里没有她好奇的那个必然性。在现阶段我无意尝试将其阐释为一个必然绝对的因果链。它们被我联系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的。它们是在收集、初步整理史料、浅层分析史料，研读已有的研究成果过程中的偶得。那是我，观察到的不同时期不同事件在差异中的相似，它们是促使历史发展的具体条件，而非决然的因果关系，历史中的动力，与理念相通的历史进化的轨迹。如果大家认为我以上的回答是在避重就轻的话，我想还有如下两点原因：首先我有一个抑制不住想与大家分享的冲动，想告诉大家从前一个到今天的阶段成果之间，经历、思考了什么，有什么改变。我想分享的，首先是在展厅的新创作中我冲破了前期较短的时间框架预设，将几个时代中的人事放入了传统体育这个议题。深植于特定人、特定环境、特定语境下的研习有绝对的重要性，为了再次真切的回到建国初期的的体育现场，质疑、追溯，并再次设置中国体育史的地平线成为了必要。其次，毋庸置疑它们所处的1900年代、50年代、80年代都是分界时代、巨变时代。在这些时间域中都爆破出大量的人物、运动、事件。在这些运动、事件中当然有我们熟知的积极的面向，也存在不太被提及的消极的面向。我不成熟的假设是：从形而下的层面，庶民视角来看，之所以质疑它们之间具有意义连续的可能，恰恰是它们所隐含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受难经历，身体、精神的创伤。如果按照这个假设推理，个人不希望回视创伤的过去，更何况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从而这些既往对每个孤立的个体是断裂的，破碎的。而我，处于单纯和无知、不在历史的现场，但感知到它们之间的基调与位差，期望从新编织、诉说它们之间可能的连续。

贾淳 ，《传统体育形式》系列，2019年，数码输出，尺寸可变

我意识到在现阶段我还没有能力将其阐述、建构成一个有说服力的脉络，就像我提到的创作的动因，对自身的困惑，自己还未是自己知识的主人。但我持续在整理、扩充一个材料的库存。我认为编织意义之网有个前提，那就是建设对过去的知识的库存。这里的知识由两部分组成，如前面所提到的。第一，塑造个人的前史。我们值得对前史展开怀疑，对这一部分的知识进行复检。从而理由充分的、自信的将它们放入材料的库存；第二，在与时具移中形成的个性、个人的经验，对过去的记忆。也就是说我有多少对体育既往的记忆能够在进行思考的当下被调动，有多少对体育既往的失忆有待被扩充、召回、追思。有多少被集体记忆、主流记忆遗弃的地方、人、事有待被认领。在16年初，之所以我有意无意将体育作为选题或视角，其间的部分原因在于体育中有身体的部分，对既往的失忆也包括对既往身体记忆的失忆，对肌肉的条件反射的遗失。 同时身体的记忆、肌肉的条件反射不能与意识形态的教育、智识的教育割裂开来。对内在思想的塑造、改造亦是通过对外在身体的训育作为途径来达成的。身体中也具有经过改造后的身体知识，它也是有待被复检的材料。

下面我对传统体育里的一个个案做一点分析，作为这次讲座的收尾。在晚清民国，因由西方现代体育大范围的涌入中国本土，并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壮大，形成主导。中国传统固有的武术等民间身体文化在被强势挤压的状态下采取将自身西方化、现代化的策略与西方现代体育相竞逐。中国传统中的身体游戏、体力竞赛、养生健身中的一支一节与此一时彼一时各国时兴的体育理论、体育实验相对接。从而形成的中国传统体育是中西新旧思想杂糅状态最为复杂的一个体育领域。近现代中国传统体育的特殊性在于谈论它的历史发展就不可能不谈论西方现代体育。但谈西方现代体育往往不谈中国传统体育，或者为了完整将其作为补充，捎带着谈谈。甚至当我们谈传统体育时我们不知道是在谈论它还是在谈论西方现代体育中的一个子项，一个分支。我们好像遗忘了“国术”在1920，30年代曾是每个政治团体、教育团体必须要论述的主题，它曾是被广泛讨论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救国方案。

如果从传统体育的名称入手或许有助于大家理解我不太清晰的表达。首先我们可以从传统体育的英文翻译来看：传统体育可以译为traditional sport 或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在这里我们取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这英译来讲，因为在体育理论界对用哪个翻译有具体的辩论。简而言之，traditional  sport 中的 sport 在英文原意包含游戏、运动、竞技的意思。而sport 中没有中文里“育”的意义部分。而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更接近中国具体体育语境，涵盖了它教育部分的价值，这也是中国体育历史中极为重要的理解面向。如果我们将tradit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再做拆分，前半部分tradition即传统，后半部分physical eductaion 即体育。它们是中国近代以前不曾有的外来语，或本来有但经过了1900至1920年代这个分界时期，它的语义产生了变化。physical education一词起源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卢梭关于教育的理论，19世纪中期欧洲的体育教育先驱著书立说，形成了“体操”练身体系。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学者从欧洲引进了physical education体育、gymnastic体操等西方现代体育词语，并将各种不同译法统一为汉字的“体育”。在19世纪末，戊戌变法前后，体育一词通过对日文书籍期刊的翻译，日本教习来华介绍，流日学生等传播的方式被引入中国本土。

下面我将以马子贞《中华新武术》为例做进一步的理解。马良，字子贞，河北清苑县人，晚清军人出身，曾在山西武备学堂和直隶陆军速成学堂任教习。1914年，马子贞出任北洋四十七旅旅长，兼济南卫戌司令。他热爱武术，擅长摔跤。他广交山东和各地的武术专家，成立了武术“技术队”，并邀请大家集思广益，开始创编武术体系，名为“中华新武术”。1917年，马子贞等编定的“中华新武术”系列教材陆续出版。先后出版的“摔角科”、“拳脚科”被教育部接纳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参考教材。马子贞与众体育家以西方学术之科学方法编著的武术教科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分门别类，编成武术四科，摔角科、拳脚科、棍术科、剑术科。绘图列说，以图配文字的形式，详细解说武术的教学；2.采用编篡法，邀请几位武术专家共同编写。武术家们汇集、编整自己擅长的科目，褒集众长，省略科目中不同流派有出入的繁杂内容，以求传授通识性的武术知识；3.借鉴西方体操的教学模式，遵循进化的原则，秉承先易后难的规律，先练基本动作，再将基本动作串编为武术套路。综上所述的编纂要领其目的在于可以适应新式学校一对多的教学模式，亦可以借助学校向更大范围的青年推广。当然以此目的编著的教材实际上颠覆了传统的武术教学法，转换为符合时代需求，强调了推而广之的功能。

传统 tradition。在我们今天的理解，它好像在说从遥远的过去通过我们面前的一片雄壮、整体的水流，它在蔓延、散布，向我们传播着古代的惯例，经由对惯例的诉说向我们传授其中所宣扬的已成公理的精辟话，至理名言。如果拿今天的理解对照曾经的传统，我们会发现，它不再涵盖原本个人层面的部分，遗失、支出了在私人领域中的价值。就传统身体文化中武术的具体传授方法来讲，首先它是封闭在代际关系下、血缘关系下的教学。所传的是血脉，是赖以为生，必要时用以保存性命的技能。它密不外传，一代传一代，师傅传徒弟。因为它着重言传身教，所以对具体的教学也鲜有图示、文字的记载与留存。

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站在今天我们怎么来看马子贞与他的《中华新武术》。从1981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体育史简编》至2008年《中国体育思想史（近代卷）》，一直沿用对马子贞推广“中华新武术”以鼓吹“国粹体育”为名，借以抵制现代体育在中国开展，抵制奥运会，抵制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这当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评价。我的提醒是，相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避免落入另一个与其相反的思考模式。走向1908奥运三问至2008北京奥运会定律性的历史叙事的极端反面。以至于对真实历史研读的工作变得带有简单意识形态对立的主观情绪，将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两者的处境极端化，从而难以回归具体的时代语境下进行思考。在近现代体育史中，我们需要在流动的时间中来看待这个问题。西方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在缓慢的曲折中逐步进行的，它自身的发展也存在着方向性的调整。有时是一种新的概念、方法、结构代替了旧的。有时又因时代的大变动旧的复返，再次成为了主导。失败者并不一定消失，失败者的等待并不等同于停滞，而是自身维持潜伏于主流的状态下继续与时具移的前进，准备着下一个逆转的时机。在1900年庚子之乱至1911年辛亥革命，对武术起到抑制、清理作用的力量主要来自内部的统治者，对民乱的整肃逻辑。而非决然的西方现代体育对本土身体文化的侵略逻辑。1911年后，现代体育在中国得到了迅猛发展的同时，武术家们也摆脱了庚子年的阴影，得到了重新复兴国术的契机。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在这段时期不是相悖的方式存在，而是在竞合的关系中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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