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王鲁湘：命运带我走向远方_王鲁湘--中国-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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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沧海桑田，人生白云苍狗。40年前，随着中国国家命运戏剧性逆转，几亿人的命运也开始戏剧性逆转；而有

世事沧海桑田，人生白云苍狗。40年前，随着中国国家命运戏剧性逆转，几亿人的命运也开始戏剧性逆转；而有幸参与那场历史性高考并被录取而踏入大学校园的少数青年才俊，其人生命运简直是一场梦幻逆袭。我，恰好是被命运眷顾的那群人中的一个。

我是1974年春天，未满18周岁而下乡插队的知青。在农村的4年，插秧、割禾、种梨、种桔、制茶叶、挑大粪、起塘泥、出猪栏、烧红砖，迎寒送暑，披星戴月，从头一年的半劳力，一天5个工分，到第三年的全劳力，一天连早工12个工分；从头一年要家里父母接济，到第三年往家里送新谷，送桔梨鱼肉；从头一年所挣工分买不回生产队分配的口粮，到第三年年终还能分到40块钱……生命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蜕变，有些地方甚至可以说是脱胎换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看法，变得更现实，更接地气。包括性格的塑造，意志的淬炼，品格的磨砻，四年知青岁月，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插队的山村，在湘中龙山脚下，那里不通公路不通电，信息相对闭塞。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吴制宪专程从县城跑来告诉我的。他在县城锅厂当临时工，翻砂做铸铁锅。我说怎么办？我请不动假，每天要出全工，也没有复习资料，更无人辅导。他就让我谎称家母生病，先离开乡下再说。他也从锅厂请假，我们两人坐火车跑到冷水江他姐姐家里，由姐姐管吃管住，两人闭门闷头闷脑复习中学教材，重点放在数、理、化三门。觉得差不多了，又跑到桥头河，在那里有人给我俩搞了一场模拟考试，结果考得一塌糊涂，差点失去报考的勇气。好在报考时终于得知，文科考生可以不考物理和化学，这才松了口气，但也已经耽误复习语文、历史和地理的时间，最后是硬着头皮进了考场。考场设在公社中学，离我插队的地方有10里山路。天一亮就出发，先走到杨家滩买两个包子吃了，再带两个包子进考场。连续两天。没想到的是考题那么简单，一点儿也不难，考卷一下来，呼呼呼就写完交卷。记得语文卷子第一道题是翻译拼音，一句话，居然占15分！作文题是《心中有话向党说》，40分。

王鲁湘

考完以后就无下文了。年底我被涟邵矿务局招工到红桥煤矿当了一名铰车工，每天爬到山腰的铰车房，开动铰车把煤矸石从矿井里拉上来，倒入山沟里。忽然有一天，一个消息传来：发榜了！快到县城去看榜！于是赶紧走了30多里山路，到锅厂约上吴制宪，去镇革委会大楼前看榜。榜前人头攒动，我们挤进去，只见红纸榜单上密密麻麻写了许多名字，很快我就找到了我的名字，但吴制宪的名字却没有。我们不死心，连看几遍，确实没有，他那长满络腮胡子的青脸愈发变得铁青。我赶紧安慰他，说到县招生办再去查一下，也许抄写时漏掉了。他苦笑一声，说：“哎，不该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活该！”确实，就在我们闷声复习时，他莫名其妙陷入一场时间不长却要命的热恋，肯定严重影响到他的复习质量。

但是，这只是初榜。榜上有名的人，几天后集中到娄底卫生院去体检。那是一场大雪之后，我脱光衣服抖抖索索站到秤上一称，104斤。178厘米的个子，只有104斤。四年的知青生活，严重营养不良，基本上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但好歹没什么大毛病，更无残疾，过了。

接下来就是等录取通知书，那已是1978年春节过后了。

一串鞭炮声送来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单位领导、隔壁邻居、还有同事伙伴，那个开心的笑啊！真诚的祝福和道贺！父母亲的脸上，洋溢的不止是高兴，更多的是自豪和骄傲。几千人的大工厂，只有3个家庭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特意买了一只涟源皮革厂生产的浅棕色帆布大皮箱，一只洋铁皮打的水桶，搪瓷脸盆和茶缸，铺的盖的打一个背包，在3月9日那天，左手提一个大网兜，里面是水桶、脸盆一应洗漱用具；右手提崭新的帆布大皮箱，里面放四季衣物和几本书；背上打成井字格的铺盖卷，在亲友们的簇拥下，隆重而盛大地登上了开往长沙的绿皮火车。

吴制宪也来送我。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他送给我一个笔记本。大约半个月后，他写信告诉我，他被邵阳师专录取了！我真替他高兴。我们经常通信，由于我的信一般就是一页纸，所以，我在他们班上有个绰号：一页纸先生。吴制宪是个优秀的青年，古道热肠，乐于助人，聪明能干，多才多艺。球打得好，我们一起打过邵阳地区排球队；围棋下得好，这是我不会也懒得耗时间的游戏；字写得好，我一直自愧弗如。他的这些能力和才华在邵阳师专得到发扬光大，老师同学都认可他。毕业后，也由于他的这些能力和才华，加上热心公务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他竟然在不是党员的情况下，被破格任命为共青团邵阳地委书记，后又调到省会长沙负责《湘声报》的工作，最后做到省政协副秘书长，现在光荣退休，怡情书画，一手毛笔字写得书卷气十足。他上大学时，把名字中的“制”改成了“志”，吴制宪成了吴志宪。所以，他的同学、老师、同事、领导，都知道他叫吴志宪，只有我一个人，总是写他的名字叫“吴制宪”，因为，他是1954年生的，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了第一部宪法。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离开父母，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家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我的另一段人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的身份戏剧性地转换，从农村知青，到煤矿工人，再到大学生。以后呢？我的人生将会如何展开？我还会走向多远的地方？我还会有多少次身份转换？都不可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高考开启了我走向远方的路。能走多远，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从今天起，只要我努力，我就能想走多远就走多远。路，就在我的脚下。

在湘潭站，我下了火车。学校在车站广场专门设立了接生点。一位个子不高，戴着厚厚眼镜片的男生非常热情地帮我把行李放到了一辆解放汽车上。我原以为他是学校工作人员，路上一聊才知道，他叫李启光，是学校子弟，跟我一个班，自己主动来车站帮忙的。

我从小县城来，湘潭对我而言已是大城市。但汽车并没有向城里开去，而是驶向郊区，经过一个叫羊牯塘的地方，最后停在了一大片像被扒了皮似的红土地上，只有6栋红砖楼，孤零零地矗立在这片荒地之上——这就是我的大学，湘潭大学。

办完所有入学手续后，我被领到中文系的那一层宿舍。我走进我的宿舍，一共12个床位，上下铺，11位同学已早于我报到入住。所以，把着门的那一张下铺，就是留给我这位最后到来的同学的床位了。我将在这张床上，睡上四年。

从里到外，与我同室同窗的同学依次是：杨俊武、谢光球、张效雄、曾祥斌、唐湘岳、谢成梁、庄宗伟、王学明、何勤俭、袁铁坚、谢安国、王鲁湘。

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和四十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变化之巨，史上未曾。湘潭大学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在北山种下的树木，早已成林成荫，成为学弟学妹们谈恋爱的最佳去处。同学们也已先后退休，含饴弄孙。只有我，还在自己的岗位上四处奔波。

我的大学同学，从湖南各地考来，基本涵盖三湘四水。他们有的是退伍军人，有的是厂矿工人，有的是商店职员，有的是乡村教师，只有两位是应届高中毕业生。每人入校前都已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甚至还有的老大哥老大姐已经结婚生子。不管他们在以后的人生路途上有何不同的际遇与前程，40年前那一场突如其来的高考，都已经将他们的命运重新安排。不管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何不同的作为和成就，他们都将对40年的中国当下历史贡献自己独有的智慧和学识。他们是理想主义的，但没有乌托邦的狂热；他们有家国情怀，但深知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他们是爱国的，但更愿意拥抱整个人类。在反智和愚昧的年代，他们在心里点燃一盏知识的明灯，成为一颗读书的种子，延续着文明的一丝气息；在突破思想僵化的岁月，他们追求理性的明澈，努力从人类知识的慧海中汲取甘露，使国家回归常识的天平；他们克服历史的惯性带给人们心灵的恐惧，无畏地开拓通往自由之路，让民主和法制的花朵开放在两千年专制的土壤之上。

如果没有40年前那场不期而至的高考，就不可能有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智力支撑；如果没有这样的智力支撑，就很难想象中国国力的历史性腾飞；当然，也就无从构建当今的世界格局。

我的高考经历，没有什么传奇，相对比较平淡，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出生于1955、1956、1957这三年的人，在77级大学生中占比较高，所以，我的经历有代表性。半年之后入学的78级，年龄和政审一下放开，所以78级同学的平均年龄倒比77级多出好几岁，他们的经历更坎坷、更曲折，也更传奇。经过79级的“打捞”，积压和遗留在社会上的有志于上大学的青年，就基本上实现了“大学梦”。更多的没有跨入大学校门的青年，就加入了电大、夜大的行列。高考，空前地激发了一个民族追求知识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