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史料与国际交流_近现代-艺术-史料

编辑:张桂森 来源:雅昌网
 
2019年5月25-2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组织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史料研究国际交流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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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5-2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组织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史料研究国际交流工作坊”。此次会议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华天雪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曹庆晖发起并召集,共有28位学者先后发言。

“美术留学”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不可忽视的问题。虽然美术留学是学习外国艺术,但就中国而言,不仅仅意味着新艺术形式的引进,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艺术由此迈向了新的维度。从留学者的艺术成就来看,中国艺术正是在回应着世界,在引进之时融合传统而进行改造,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样式,“中国画改良”“新兴木刻运动”“油画民族化”“中国画现代化”等概念,都证明了中国艺术在交流学习中得以发展以及对世界的回应。中国美术史研究也极力想从留学这样一个范畴中寻找与西方艺术的异同,从而捋清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脉络。毋庸置疑,这需要从历史语境包括政治语境中寻找中外融合的合理性。在新的历史潮流中,传统语言成为扬弃之客体,外来文化成为构建“新”艺术秩序的关键之一。因此,留学不仅成就了美术家个体的艺术观,更成为无法回避的时代趋势。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中,即是将“风格”所取得的变化呼应着世界画坛,以寻求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形成了“学习-创新”的创作逻辑。从早期的留欧、留日、留美,到20世纪下半叶的留苏、留德等,基本强调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化探索更是被反复提出,油画、雕塑等均需经历从学习苏联到探索本民族艺术风格的过程。在克林霍杜夫开设的“雕训班”结业时的展览开幕式上,刘芝明说道:“要全面学习专家教给的东西,回去后也要介绍专家的经验,不能片面,不能重技术轻政治、只学外国雕塑不学中国的,或做雕塑不问政治,不问工农兵生活。”[i]董希文说道:“我们的各种艺术都应该具有自己的民族风格,对于任何风格和形式的追求,不能一律被看成形式主义……油画中国风,从绘画的风格方面讲,应该是我们油画家努力的最高目标。”[ii]从中可以看出艺术风格、主题是艺术创作的重点,自然品评标准亦是如此。尤其是中苏关系恶化后,政治上由“一边倒”转向了“有不同意见”。那么,全盘学习苏联艺术已经走不通了,必然要与中国革命、现实、传统文化结合。因此,油画民族化成为解放初期重要的艺术探索方向,风格成为关注要点,形成“学习西方-融合中国-新样式”的逻辑关系。从风格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建立起来一套强有力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体系,然而我们建立的这一种体系具有很强的主观臆断,尤其是我们对于许多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艺术家们了解甚微。留学既然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重要内容,那么从“知识迁移”的角度,它涉及到迁移的整个过程,而不仅仅只是我们所看到的结果。因此,我们仅靠图像远远不能恢复那段真实的历史。目前,许多历史文献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没有对资料掌握得较为全面的情况下就下定义,还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虽然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在此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呈现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是对整个美术留学问题来说还是冰山一角。总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回归”,一是回归到美术留学中去,二是回归到中国本身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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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牛克诚致辞

回归到美术留学中去,即是要落实到文献资料上来。文献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自不待言,这是美术作品本身难以达到的,而要攻克“留学”这一难关,恢复留学的历史状态,也当然要借助史料。回归到中国本身问题上来,即回归到中国留学生对西方艺术主动的回应与选择上来,形成中国为主轴的留学背景、留学过程和留学影响的思考——总的说,包括美术留学在内的中国留学,并非盲目学习西方,崇拜西方,而是根据内在需要的有选取的学习。这就因此形成了流动的世界美术观,而非类似“逻各斯”中心体系式的西方艺术中心观。

此次“中国近现代美术留学史料研究”国际交流工作坊,即是希望集合国内外学者对于一手材料的掌握情况,相互交流与沟通,形成近现代美术史研究关系网,共同促进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基础性系统的完善化,从而推进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的发展。本次会议共分七场次,分别从留学的不同角度探讨各类留学现象,以严格的实证态度和方法,挖掘并讨论了诸多相关问题。首先,此次会议即是对之前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存在问题的反思;再者,希望从史料的角度完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基础性材料;其次,探讨留学生的个人艺术风貌问题;最后,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拉向中国“留学”现象这一问题本身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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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华天雪研究员致辞

如前述,目前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较多依赖于图像和风格,导致主观经验在认知形成过程中起到相对重要的作用,因此,形成“科学”实证研究方法便成为较为迫切的问题。在此次28位发言人中,都是基于图片、期刊、报纸、档案等材料基础上的审慎考证。只有了解艺术家在留学时期的学习课程、教学模式以及交游等情况,才能更准确判断美术家在留学时期的成长,才能对留学归国后的发展做出更合理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将留学美术家研究从“国内”搬到“国外”是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方向的革新。例如董松的《留学史野下的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研究》、李雪涛的《有关滕固博士论文的几份原始文献》、曹庆晖的《中国留学生与法国雕塑大师布尔德》、Philippe CINQUINI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中国艺术家》、周爱民的《大茅屋与中国早期留法美术生——巴黎寻访断想》、孙元的《孙佩苍的留学》、李铁军的《留点遗憾——李铁夫海外学习情况调查不完全报告》等,即是希望通过艺术家的留学地研究,丰富留学史料,重新挖掘艺术家的学习情况。许多留学者在美术史上并未有记载,因此散落在历史之中,Philippe CINQUINI即是通过查阅留学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档案,勾勒出较为完整的留学该校的报告,对我们全面认知美术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该校课程清单的挖掘,使我们对这所重要的留学学校与中国留学生建立起更为确切的脉络链条。因此,出国调研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留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目前,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很多是建立在个人传记的基础上,然而传记材料一部分是作者的口述,而作者是否能提供准备的时间、地点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尤其是记忆偏差导致了时间轴混乱,对学术研究造成很多不利影响。在此,史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蒋向宇的《对常书鸿赴法留学相关细节的考辨与订正》在比对各类史料基础上,将常书鸿入里昂中法大学的时间确定为1928年等等。沈宁在《云路鹏程鸿雁传:王子云欧游履痕》中提出:“王子云晚年记录与他早年发表自《民众周报》一系列《到巴黎去》纪实性到达法国的时间不符。”由此可知,传记并不能作为一手资料,对于许多细节的考证必须尽可能多地参证各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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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教授黄宗贤主持第一场发言

对于留学美术家的艺术作品,我们大多熟悉他们归国之后的风貌,但是对他们在留学期间的创作情况研究者甚少。不用说,留学期间的艺术创作研究对于整体把握艺术家面貌,研究艺术家回国后的动态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此次会议中,陈莺的《求真与人情:符罗飞留意期间画作解析》、李大钧的《吴大羽留法前后生平史料考证》、刘礼宾的《民国时期留学欧洲雕塑家情况研究》等,主要讨论留学期间的学习和创作情况,这不仅完善了艺术家研究材料,更是对我们研究“知识迁移”有着重要意义。

美术留学与“知识的生成”有异,留学现象不是从一个结点转变到另一个结点,而形成不可逆转的线性体系。美术留学现象是回互、融合、选取的过程。因此,在构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体系时,并不能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套在中国艺术现象与艺术家的头上。从回互的方面上看,留学归国的艺术家亦有出国展览,同时也有其它交流现象,例如孙淳美的《徐悲鸿与巴黎“中国美术”展》、华天雪的《以柏林和巴黎为“战场”的又一次角逐:1930年代刘海粟、徐悲鸿的赴欧巡展》、黄宗贤的《20世纪初中西雕塑的对流与互动》、胡斌的《巴拿马世博会上的中国艺术品与交织的视角》等,都是在讨论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情况。西方艺术并非单方面影响中国,从世界艺术史的角度上看,世界艺术具有互融性,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亦受到了东方艺术影响。因此,我们不能以西方美术为视角看待留学现象,而是以动态的视野看待,并将留学等现象看成是中国艺术家的选择结果。而事实也是如此,只有自主选择,留学现象才是多元化的。然而留学艺术家在看待油画艺术或者是中国画艺术时,持有融合或者是改造的观点,例如徐悲鸿的“中国画改良”与油画融合民族主题与风格等,就是立足于本民族文化进行的艺术创作,正如华天雪在《以柏林和巴黎为“战场”的又一次角逐:1930年代刘海粟、徐悲鸿的赴欧巡展》演讲时说道:“ 徐悲鸿、刘海粟没有迎合西方的固有趣味,以主动输出的方式向外宣传中国现代美术的做法,和在多个机构建立画室和收藏,不失勇敢,更是对现代美术的积极回应。”因此,留学现象的过程与其影响不是对西方文化的延续与中国文脉的一次断裂,而是回归了中国主轴。此次会议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客观的态度看待了“留学”本身这一问题,而并非是以西方文化的输出构建起西方艺术中心观,这种态度对我们正确把握留学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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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胡斌主持第二场发言

总的来说,“美术留学”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重要的论题。此次会议以“美术留学”为切入点,集合了国内外大量的优秀成果,对于研究者间材料的交叉,深入挖掘史料,恢复被遮蔽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今后更多的学者关注美术留学史料,通过史料与图像相结合的方法共同构建起一部较为完善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

(本文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i] 记者(文章署名为记者):《雕塑训练班毕业》,《美术》1958年第7期。

[ii] 董希文:《从中国绘画的表现方法谈到油画中国风》,《美术》,195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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