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沈语冰VS郭伟其：古典风格诸多面相只有熟悉现代艺术才能发现（下）_艺术史--工作-学者

黄专（1958-2016）受访人：沈语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艺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黄专（1958-2016）

受访人：沈语冰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艺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采访人：郭伟其

时间：2017 年 8 月 12 日

地点：深圳

郭伟其：当时黄老师参加您会议的时候，北京OCAT研究中心已经开始做了吗？

沈语冰：我是在 2014 年冬天参加了OCAT研究中心的一个活动，是关于档案的研讨会，叫“档案热——关于档案的实践与方法”。2015 年的春天我把他邀请到浙大，当时有一个关于艺术史写作方法论的学术研讨会。

郭伟其：OCAT研究中心是提倡以经典艺术史的方法来研究当代，带着当代的观念来研究古代，这种设想之前有没有跟您交流过？

沈语冰：有好几次我们谈到过这个话题，可能是在一起吃早餐或者别的时候，但是没有深入地谈过，有点儿遗憾。

郭伟其：《世界 3》创刊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讨论过一些相关的问题？当时你们几位在一起聊，关于这个刊物当时有什么样的设想和规划？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做这本刊物，想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做。

沈语冰：他也跟我聊过要做《世界 3》这本刊物，他提到了两本杂志可以作为参照，一本是《十月》（October）杂志，还有一本叫《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这是美国很有影响的两本杂志。这也说明黄专老师其实有一个心目中想要怎么做杂志的大概想法，他想使《世界 3》区别于传统的美术史杂志。当时我说这个想法很好，而那两本可资参照的杂志恰好也是我关注得比较多的。

黄专／董冰峰 《世界3》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5/01

郭伟其：沈老师现在也开始想做一个年刊，这个年刊是什么样的设想？

沈语冰：对，我准备做《艺术史与艺术哲学集刊》。这个年刊有专题研究栏目，每期都有一个主题，我们围绕这个主题来约稿，每篇论文基本上不计长短。后面两块稍微做一点平衡。如果一个杂志全部是主题研究的栏目，它会变得非常前卫和前沿，但是在史学的厚度或者经典性方面可能会有所欠缺。第二和第三个栏目的字数跟第一块差不多，大概都是 10 万字，这两块内容是关于艺术史研究和艺术哲学研究的，但是不分具体主题，不分时间，也不分国内和国外，只要是质量好的稿子，我们都会采纳。这样就相对平衡一点，不是一味追求前沿和前卫，当然也不会一味追求史学的分量。因为有的杂志史学分量似乎是有了，但很多时候只是一堆资料的堆积，更像是考古报告，你会觉得它们好像缺了点什么。我现在想做的是这样的杂志：在思想的前沿、前卫和史学的厚度上做一个平衡。但是还没有做出来，我不知道这个想法能不能实现。我们还有一个栏目是书评，这是我要特别强调的栏目。每期大概会有 10 篇书评，可能国外的五篇，国内的五篇，对于近年出版的最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进行学术评估。其实国外好的杂志都有很强大的书评页面，像贡布里希的许多经典文章都是书评。

郭伟其：刚才讲的翻译问题，我也在想贡布里希当时翻译《唐诗》也跟马勒他们的传统是一样的，都有这么一个趣味。

沈语冰：对。你学会一种语言，就打开了一扇窗户，获得了了解一种文化的能力，绝对是这样。文化的活化石就在语言里边，尝试在两种文化中间来回，尝试着相互理解，翻译又是最好的工作。一个人在读外文文献的时候，也许会达到一种忘掉母语的熟练程度，但是无论是职业翻译家还是普通读者，他在尝试着理解外语的时候，不是经常在考虑这在母语里是什么意思，而这难道不就是在尝试翻译吗？因为理解的过程就是把外语和母语相融合的过程，要不然怎么理解外语的文本？我很难想象！除非是在两个文化、两种语言里面来回穿梭——你读外语文本的时候完全变成一个外国人。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在读外语材料的时候，更多的是设身处地地从那种语言本身来思考，但有时候我也会把自己退出来，放在母语环境里来想象。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会这样问自己：这句话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是什么意思，应该怎样表达？通过这样反复的比较，你对语言之间的共通与差异就会变得越来越敏感。

郭伟其：刚刚您讲到跟黄老师最开始的合作也跟翻译有关，那个确实很有意思，现在也有一些人把小说重新再译一遍，比如看看《西游记》再翻一遍是什么样子。您是国内有名的翻译家，但黄老师的外语并不好，他又是怎样具有这种敏感的翻译意识，在一个有关翻译的活动里面跟您开始最初的合作？

沈语冰：可能还是一种缘分。我非常感激黄专老师的一点是：我一开始做翻译的时候，他让我认识到我的工作的价值和意义。当时能给我这种支持的人并不是很多，甚至我会产生自我怀疑——我做这个工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当时的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翻译永远有价值。拿中国古代的翻译来说，我们翻译佛经，从汉末经魏晋南北朝，一直到唐代，经历了将近 1000 年才把佛教吃透，然后才能够创造出一种与我们的母语文化特别贴切的禅宗。而在这之前，我们一直在吸收外来的东西。从 19 世纪末晚清到现在加在一起，我们对西方的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的翻译和吸收，跟佛经翻译的时间相比还是短暂的，才 100 多年时间，所以我们的翻译是永远有必要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翻译是一种临时性的、过渡性的工作，它的意义随着国内学者和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已逐渐丧失了。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不是吗？所以，有时候我也感到困惑，我是不是有必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做翻译？现在的学者和学生的外语水平普遍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也有一些不觉得做翻译有什么必要的学者甚至会说，英语就是一个工作语言，相当于一种新的世界语。既然是“工作语言”，干嘛还要费心思去翻译？所以关于翻译，本身就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我一开始做翻译的时候也有很多困惑和信心不足。当然像范景中老师那个时候做翻译，价值很大，因为在 20 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非常需要了解西方的东西，而那个时候总体来说，我们的学者和学生的外语水平都还是比较低的。在那种情况下，翻译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客观上的效果也显示出来了。像我这一代，包括像你这样更年轻一代的学者，都是受惠于范老师他们的翻译的。但是等到我再做翻译的时候，已经是 2000 年以后了，晚了差不多 20 年，我们继续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黄专老师是最早给我支持的几个人之一，而且他给我的支持是最大的。他反复跟我说：“沈语冰，你这个工作太重要了！”他意识到对于不能直接读外文的学者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而且通过翻译加强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包括对文化差异的特别了解，也十分重要。译者可以感受到外文里的很多词，其实我们找不到恰当的对应词，有时候勉强找到了一个，还得做一番注释。因此，翻译者懂得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也说明了任何一种翻译都是诠释，而不是直截了当的转换。所以翻译者对文化之间的差异的敏感程度，远比不懂外语的人强。这两点黄专老师都是意识到了的。黄专老师对我早期的一些支持，我非常感激。这些支持是很具体的，体现在一些日常交往中，比如他曾经跟我说：“你翻译的书，我每一本都要收藏。”这些话也许是他兴之所至，脱口而出的，但对我的鼓励却很大。因为当时我还相对年轻，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工作的价值，有时候甚至还在犹豫，他这么一说，我信心大增。像黄专老师，还有中央美术学院的殷双喜老师、湖北美术学院的刘茂平老师以及广州美术学院的杨小彦老师，这些朋友都是在我一开始做翻译的时候就给了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的，他们都很关注我做的翻译工作。有时候我的译著还没有出来，他们早就已经关注到了，他们会问我那本书什么时候出来。在 2011 年冬或 2012 年春的时候，杨小彦就跟我讲有一本谈暗箱和摄影技术如何影响绘画的最好的书，我听了相当兴奋，因为我们刚刚买下那本书的版权，那时我正在翻译。但是那本书极其难懂，所以一直在打磨，一直到 2017 年，也就是五六年以后才正式出版。就是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的《知觉的悬置》。

乔纳森·克拉里《知觉的悬置》

沈语冰／贺玉高 译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7/09

学者之间的这种个人交往，有时候完全是不经意的，但是意义却很大。那个时候我觉得黄专老师对我的支持非常大。我写完《20 世纪艺术批评》，从 2004 年到 2006 年，那几年我很消沉，是我事业的低谷，因为书写完了，没有人跟我说这本书到底怎么样，它的评价往往是滞后的，几年以后才慢慢有一些反馈。

我记得黄专老师第一次邀请我到深圳OCAT来是在 2005 年，也是在我事业的低谷期，某种意义上是他把我带出了低谷。我突然意识到我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因为其他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工作了，他们邀请我参加活动，他说：“我认真地读了你的《20世纪艺术批评》，这本书很重要。”我觉得这些信息对于青年学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黄老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当然，这本书的出版最主要的还是得益于范景中老师对我的支持，范老师的一句话使我写成了这本书。当时我还只有一个初步的想法，但范老师跟我说：“你就放在我们出版社出吧。”他还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他说：“我们出版社有一个好处，别的不说，我们出的书比较漂亮。”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当时出了很多书，包括波普尔的一些书都很漂亮。所以我马上下定了决心，要把书稿完成，交给范老师。那本书的责任编辑还是范老师和周小英老师。那本书出版多年以后，才开始有一些反应，其中第一个给我正面反馈的就是黄专老师。2005 年我第一次来到深圳，就是黄专老师邀请的，现在回想起来，这非常重要。

沈语冰《20世纪艺术批评》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3/10

郭伟其：刚才进来我看您在读《贞观政要》，我还挺好奇的，这是兴趣还是跟您最近做的一些工作有关？

沈语冰：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读书是乱读的，除了跟我自己工作有关的、围绕着翻译和写作的书，是有针对性地去读的之外，像《贞观政要》这类书，都是非常偶然地读到的，也许只是碰巧在书架上拿到，就开始读起来。反正可以在出差的路上读读，没有特别的想法。当然这本书也非常有趣，因为西方的学者很看重这本书，他们把它看作跟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著作一样，看成是政治家怎么做好君主的政治学名著。因为在当时君主集权的时代，出现了一个相对宽容的、明智的、尊重人才和知识的皇帝，那是很不容易的。在人治的环境里出现了一个贞观年代，出现了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人，确实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但像《贞观政要》那类书，恰好是历史上的一页，我是觉得好奇所以去翻翻它。

郭伟其：因为黄老师在外面，尤其在深圳都是以研究当代艺术的面貌示人，但是我去他家就经常看到他在看的是《日知录》和文字学，都是这样的书。

沈语冰：这个往往也是一种内心需要，因为平常已经整天忙着工作了，其他的东西会被忽略，所以会去看看其他东西。

郭伟其：您刚才提到三大块，一是关于档案和文献整理的，二是关于翻译的，另外还有一块是不是能够做一些补充？

沈语冰：是的，我刚才讲了两个方面，一是黄专老师对当代艺术档案和文献的整理，或者说当代艺术的一种研究方式。二是他以OCAT为基地，做了具有开创性的工作，他把学院和社会上的艺术机构打通了，这也是他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其他一些学者，要么完全是在美术馆和艺术空间工作，要么大部分待在学院里，很少能够打通和兼顾。这一块他做得很好，也是我十分敬佩他的一点。接下来我想再谈谈黄专老师对我本人的学术工作尤其是翻译工作的支持，这是我特别要表达感激和怀念的。

2001 年到 2002 年我在剑桥做访问，那一年是高度亢奋的一年，绝对是沉浸在图书馆里边。2002 年到 2003 年又是高度亢奋的一年，我把《20 世纪艺术批评》那本书写出来了，写完以后有种筋疲力尽的感觉，然后我就在等待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反馈和评价。2004 年到 2006 年那几年，属于一个疲惫期和调整期，还没有找到新的方向。

2005 年至 2006 年间有两个机缘，使我从低谷里走出来。一是这本书获得了教育部奖，这也很偶然，因为我把这本书拿到浙江省去评奖，结果什么都没有，他们连理都没理我，我很生气。那时浙大正好有一个教育部奖让我们去申请，我就拿过去申报，然后就把这件事抛到脑后了，后来单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说：“祝贺你，你的书获奖了。”我当时都反应不过来，因为已经过去好长时间了，才通知我说这本书获奖了。

二是 2005 年黄专老师的邀请。我觉得一个学者的认可，而且是一个体制外的机构的邀请，这一点非常重要，比体制内的获奖更重要。因为学术讲的是共同体，这一邀请是对我所做的工作的价值的认可。黄专老师是一个很认真做事情、很认真思考问题的人，我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话也不是特别多，但是有时候并不需要很多话，你就明白了。

郭伟其：翻译一两本或两三本看不出来，现在这么多了……

沈语冰：现在有二三十本出来了，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它的效果就明显了，当然这里面离不开众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我还是想把这件事做好，就像黄老师一样，做OCAT一做就是 10 多年，我做翻译到现在也快 10 年了，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效应，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凤凰文库译本全系列

我在想如果哪一天，我们的大学里能够有像罗莎琳·克劳斯那样的学者，专门培养研究当代艺术的博士，那就好了！像本杰明·布赫洛、哈尔·福斯特、大卫·乔塞利（David Juselit）、帕梅拉·李（Pamela Lee），这些人现在都赫赫有名了，他们都是克劳斯的学生。他们的研究重点全是战后的欧美艺术，特别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欧美当代艺术。如果我们在体制上能够确立起当代艺术的研究，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当代艺术的关注仍然处在一种新闻报道的层次或者简单的资料汇编的层次，缺少学术研究的层次。

罗莎琳·克劳斯

哈尔·福斯特

我觉得黄专老师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他把目光转移到当代艺术，而且他不仅仅像学院外的一些批评家那样——我们知道 80 年代就有了策展人和批评家，包括栗宪庭先生和高名潞先生那一辈的很多批评家，他们早就在做许多重要的工作——基本上以批评为主，研究做得相对较少。我觉得黄专老师不仅仅是一个批评家和策展人，他的工作是系统性的当代艺术史的撰写，他想把一套新的工作模式建立起来。稍稍有些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像罗莎琳·克劳斯所从事的那种关于当代艺术的博士生培养项目，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所以我后面的理想之一就是要把这方面的事情做起来，专门培养研究当代艺术的博士生。（续完）

​黄专《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

英国瑞顿出版社 2009

本文原标题《当代艺术研究的文献基础》，刊载于巫鸿主编《当代已然成史：我（们）与黄专》，岭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529-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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