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杨勇：再论个旧黑蚂井墓地所葬人群的族属及身份_-墓葬-墓地-文化

　　黑蚂井墓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东南部的卡房镇，自20世纪80年代发现以来共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汉代墓葬40余座。根据文化特征以及地

　　黑蚂井墓地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东南部的卡房镇，自20世纪80年代发现以来共进行了4次发掘，清理汉代墓葬40余座。根据文化特征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笔者推断该墓地是一处主体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的汉式墓遗存，其形成不仅与当时个旧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以及由此引发的外部人群迁入有关，而且被葬者中可能有不少来自岭南的移民及其后裔。对此，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黑蚂井这批墓葬主要属“西南夷”土著人群，且极有可能是西汉晚期至东汉初的句町国贵族墓地(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句町论”)。究竟如何看待黑蚂井墓地所葬人群的族属及身份，既事关对遗存本身的认识，同时还涉及句町等西南夷古国的历史以及云贵高原汉代考古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有必要再做更深入的讨论。

　　一、黑蚂井墓地的文化性质及族属

　　黑蚂井墓地地处矿区，有相当一部分墓葬因早年开矿及水土流失而被毁，原有面积估计达数万平方米。得以保存并清理的墓葬均为竖穴土圹墓，其分布较为稀疏，排列和方向也不太有规律。从发表的资料看，墓圹多较宽大，大墓一般带斜坡墓道，且多设二层台，个别还残存封土痕迹;多数墓葬中保存有木质葬具痕迹，有的还带头箱或脚箱;随葬品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银器、漆木器、玉石器、玻璃器，以及一些锡饼、铅锭、铜块和质地不明的炼渣等，除部分陶器(如带耳罐)和少量铜器(如叶形锄等)属土著文化外，大多带有突出的汉式风格。整体来看，黑蚂井这批墓葬在各个方面均与西南夷土著文化墓葬存在明显差别，所以就文化性质而言，很容易确定其属汉式墓遗存。“句町论”一文对此也持相同看法，但在族属判定上，却又认为这些汉式墓埋葬的主要是当地土著人群，而非外来汉移民。

　　为说明这一问题，“句町论”一文对黑蚂井墓地的出土器物进行了分析，认为墓中出现大量汉式器物是汉文化影响的结果，指出“自西汉中期开始，随着郡县的设置，大量的汉文化因素进入云贵地区，境内的土著文化中发现汉式器物便习以为常”了。但我们注意到，黑蚂井墓地出土汉式器物的种类及数量之多，在西南夷土著文化墓葬中是独一无二的。如“句町论”一文列举的晋宁石寨山M6和曲靖八塔台M69，虽都出有一些汉式器物，但墓中同时还随葬很多土著文化器物，尤其是石寨山M6作为滇王墓，葬有数以百计的滇文化青铜器和玉石器，汉式器物只占随葬品的很小一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土著文化墓地中，汉式器物一般只见于高等级墓葬中，众多的中、小型墓中鲜有出土。可见，以这些土著墓中发现有汉式器物为例，并不能旁证黑蚂井墓地的文化性质和族属。“句町论”一文还谈到黑蚂井墓地出土的“赵喜”印章和“赵”字铭文，认为不能推断赵喜就是汉人，并列举了南越国丞相吕嘉的例子。吕嘉及南越国的例子是否适当这里暂且不论，仅从有关西南夷的文献记载看，两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夷人中是极少有使用中原汉人姓氏的，包括句町的首领亡波、禹、邯、承，以及“句町论”一文中提到的“若豆”或“斜豆”等，姓氏都明显与汉人不同。所以，判定赵喜及其他赵姓墓主为汉人并非无据。

　　在讨论汉文化影响的同时，“句町论”一文还着重分析了黑蚂井墓地出土器物本土性的一面，但所举例子和统计方法都存在一定问题。如文中提到的立耳铜釜，虽然属西南夷土著文化器物，但也见于云贵高原的很多汉式墓中，另外川渝地区、广西以及越南北部的汉代遗存中亦有出土，可见其流行甚广且影响较大，应当有不少汉人也使用甚至制造之。又如，文中指出从随葬品总体数量看，本地因素的器物占据主导地位，但统计表(原文表二)只给出了本土因素和岭南因素两类器物的数据，且部分墓葬如M15、M36等未纳入统计。按照该表，墓地出土本土因素器物合计142件，岭南因素器物合计86件，前者要多于后者。可事实上，墓地出土的器物远不止此，仅第四次发掘的30座墓中便出有随葬品700余件(组)。查阅发掘报告可知，未予统计的这部分随葬品主要是一些中原地区常见的汉文化器物，如圈足壶、鼓腹平底罐、井、灶等陶器，甗、甑、盆、洗、壶、灯、剑、矛、戟、弩机、镜、带钩、环首刀、削、耳环、印章、博局、量器等铜器，“五铢”、“大泉五十”等钱币，剑、矛、刀、三脚架、铧冠等铁器，耳杯、勺等漆木器，黛砚、印章、璏等玉石器。所以，如果将这部分器物计算在内，本土性的器物所占比例明显变小，数量上非但不占主导地位，而且完全被汉式器物(包括那些带有岭南风格的汉式器物)压倒。当然，仅看陶器的话，非汉因素可能略多一些，但也不能由此决定墓地的族属。因为作为普通日用品，这些陶器未必都是使用者自己烧造的，另外土著族群也可能曾在这方面对汉人产生过影响。在汉代边远地区，尤其是汉、夷杂处的环境下，土著族群烧制的陶器通过贸易交换等途径进入汉人的生活或墓葬中，或者汉人学习土著族群的制陶工艺，应当都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类似现象在西南夷地区其他一些考古遗存中也有发现，如位于黔西北的赫章可乐遗址，属于汉人的甲类墓中有时就随葬带耳的非汉式陶器。

　　对于墓葬本身所反映出的诸多汉文化特征，“句町论”一文未予关注和讨论。而笔者认为，判断墓葬族属，不单要看随葬器物，更要关注墓葬自身的特点及其所反映的葬制和葬俗，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全面、综合的考察和分析，才可得出可靠的结论。这一点在云贵高原的汉代考古研究中，尤为重要。综观黑蚂井这批墓葬，其不仅普遍随葬汉式器物，而且在分布排列、形制结构、丧葬习俗等方面也都表现出明显的汉文化特征，面貌与同时期土著文化墓葬迥然不同。特别是带斜坡墓道、平面呈“甲”字形的墓葬形制以及带头箱或脚箱的棺椁结构等特点，在土著墓葬中从未发现过。因此，如果说该墓地属于土著族群的话，那么这一族群除了物质上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外，在葬制、葬俗等社会精神文化领域也几乎与汉人一致。这显然已超越一般的文化上的影响，而正像“句町论”一文所说的那样，是“大致完成了汉化”，并且此“汉化”是全体性的，上层人物如此，普通社会成员亦然。然而要指出的是，此种情形既不见于云贵高原其他汉代考古遗存，相关文献记载中亦无反映，从人类文化传播及文化变迁的一般规律来看也显得不合常理。

　　大量考古资料显示，汉武帝开西南夷后，云贵高原的土著族群尤其是上层社会受到了中原汉文化的较大影响，但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物质文化即各种器物上，而在埋葬制度、丧葬习俗等方面，很长一段时期内却未发生显著变化。之所以如此，首先与汉王朝对西南夷采取的“羁縻”策略有很大关系。这一策略与强制的“同化”不同，主要是通过册封土著首领“复长其民”，“以其故俗治”，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在此背景下，很多土著族群的部族社会组织没有因汉王朝的征服而解体，聚族而葬的制度以及与丧葬有关的诸多“异俗殊风”也得以保存下来。其次，按照文化人类学的有关理论，文化传播(包括在外压之下对异质文化大量输入的“涵化”)及其引起的社会文化变迁是有选择性的，通常情况下，物质文化因素较于抽象的文化因素(如宗教和社会组织)更易于传播和被接受，且弱小的社会只要还存在，就不会全盘接受强大社会的一切文化。埋葬制度和丧葬习俗自然都属抽象的文化因素，且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以及灵魂观念、宗教信仰等息息相关，因而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持久性，一般不会受其他文化的影响而迅速改变。所以基本可以判定，黑蚂井墓地的所谓土著“汉化”情形应是不存在的，尤其在西汉晚期和滇南偏远之地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更是几无可能发生。换言之，该墓地所葬人群的主体其实就是汉人。

　　二、汉代句町国及其考古发现

　　句町是汉代西南夷中较有影响的一个古国，可称一方之雄。据史料记载，西汉昭帝时，句町因助汉朝镇压反叛有功，其首领亡波受封为王。后来见诸文献的句町首领还有成帝时的句町王禹、新莽时的句町王(侯)邯及其弟承等。东汉以后，句町很少出现于史籍中。但《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句町县，故句町王国名也。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可知句町国或其部族组织至晋时仍然存在。汉代句町属牂牁郡，学术界根据有关史迹，一般认为其范围主要包括今云南东南部和广西西部以及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句町王的活动中心则在云南广南和广西西林一带。

　　仔细梳理各种文献，未发现任何记载明确提到汉代句町的势力曾向西延伸或影响至个旧地区即当时益州郡贲古县附近。“句町论”一文根据蒙默先生的观点，认为王莽时造反的益州蛮夷“若豆”为句町首领，进而推测自西汉晚期开始，句町的活动中心由牂牁郡转移到了益州郡境内。但实际上，《汉书》、《后汉书》和《华阳国志》等文献关于王莽征伐、镇压西南夷的记述大多语焉不详，其中所涉及的一些事件和人物，各家解读并不一致。如方国瑜先生在讨论新莽年间西南夷的反抗时，就把牂牁郡句町和益州郡蛮夷的史事分开进行讲述，还指出《汉书·王莽传》记载的“更遣复位后大司马护军郭兴、庸部牧李晔击蛮夷若豆等”一事发生在滇西地区。可见，蒙默先生的看法只是一家之言，而非公认史实。况且，句町的活动中心即便移到益州境内，控制范围是否包括个旧这样的偏远地区也是难以确定的。此外，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等文献关于西汉成帝河平年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以及“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柯太守”等记载来看，西汉晚期时句町仍在牂牁郡境内活动。其若真的曾向益州迁徙，也当是西汉末的事情了。“句町论”一文说考古材料和文献涉及的时空范围高度吻合，显然言之不实。

　　句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目前虽尚不清晰，但有关汉代句町国的考古发现其实已有不少，除广西西林铜鼓墓等遗存外，近年来在云南广南等地开展的句町国遗存调查与发掘工作也取得重要进展，其中2011年广南牡宜发掘清理的5座汉代封土墓尤为值得关注。这几座封土墓散布于牡宜坝子南部的农田间，形制和结构相近，均是于平地挖浅坑作为墓室，墓底中部挖腰坑;墓室底部栽木桩以支撑椁室;棺椁放置好后，再用黑膏泥掺入大量大石块砌于椁室四周和顶部，最后用土堆筑其上，形成封土堆。随葬品以铜器、漆木器为主，另有铁器、金器和玉器等，其中铜器中有不少鎏金的。出土器物既有汉式器物，也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其中铜鼓器形大，制作精致，是目前已发现的石寨山型铜鼓中级别最高的。因M5出土五铢钱，可知其年代在西汉中晚期或之后。发掘者根据文献记载以及墓葬规格，判断这几座墓是汉代句町国贵族或王族的墓葬，应当可信。另据有关资料，在这些封土墓的周围，近百年来曾陆续出土过铜鼓、铜筩、铜卮杯以及各种铜兵器、铜工具和玉玦等遗物。在附近白崖脚下的台地上，还清理过一座土圹墓，出土立耳铜釜、竖銎铜钺、竖銎铜锛、宽叶形铜锄以及凹口铁锸等随葬品。可见，此处应是句町国的一处规模较大的墓地，且年代涵盖西汉中晚期。

　　不难看出，广南牡宜清理的句町墓葬特别是贵族墓在形制和构筑方式上均较为独特，明显不同于汉式墓。另外，出土的遗物中虽有不少汉式器物，但土著文化器物仍然数量较多，其中包括象征权力和地位的铜鼓以及铜羊角钮编钟等重器。这就说明，西汉中晚期以后的句町虽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但依然保持自身诸多文化特点，无大面积“汉化”的迹象;而且，其活动中心仍在广南一带，没有向益州或其他地区转移。由此也就可进一步判定，个旧黑蚂井墓地与汉代句町尤其是句町贵族没有关系，不仅时空关系不符，而且文化面貌及特征与广南牡宜发现的句町遗存也存在较大差异。

　　三、黑蚂井墓地所葬人群的身份及来源

　　“句町论”一文主张按随葬贵重器物的多寡对黑蚂井清理的墓葬进行分类，并通过与有关资料比较，推断出土大型刻纹铜器的墓葬规格最高，墓主身份相当于两千石左右的官员或县尉、郡守掾属一类的人物;出土4件以上铜器皿的墓葬次之，墓主身份相当于六百石左右的贵族;出土精美漆器和玛瑙之类奢侈品的墓葬，其墓主也非平常百姓。进而指出，如果墓地属于主要从事采矿及矿业经济的人群，显然不应出现刻纹铜器等如此多的等级高贵的随葬品;相反，以大量精美的贵重物品以及较多的武器作为随葬品，“反映出墓主主体应为当地的军政统治阶层”，属“控制当地资源财富的统治者”。这一论断未考虑两汉时期社会构成和丧葬制度的实际情况，也忽视了墓地所在区域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等因素。

　　在汉代，除了贵族和官僚，平民阶层中富有的商人、工场主也往往因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即所谓的“豪族”。从许多文献记载看，这些富可敌国的大工商业者动辄资产巨万、巨亿，过着与贵族、官僚一样的奢阔生活。在丧葬方面，当时厚葬之风盛行，富商巨贾们自然也不甘落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无势位而有资财者，亦竞为奢侈”。两汉时期，朝廷曾多次下诏禁止厚葬，从一些诏书的内容也可看到，很多豪富家庭在丧葬问题上僭越制度而追求奢靡。那么，考古发现的高规格汉墓中，显然有不少应与这部分人有关，而不一定都属贵族或官僚。黑蚂井墓地所在地点较为偏僻，既不是郡县治所和交通要道，也无适合人类定居从事农耕的自然环境，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贵族和官僚死后埋葬于此。相反，这里及附近是重要的矿区，两汉时期因铜、银、锡、铅等金属矿的开采而出名，加上墓地东北约几公里处的冲子皮坡曾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汉代冶炼遗址，随葬品又见锡饼、铅锭、铜块、炼渣等与矿冶有关的遗物，所以判断被葬者为主要从事采矿及矿业经济的人群，无疑是最为合理的。需要说明的是，在黑蚂井墓地及冲子皮坡冶炼遗址的发掘中，未见有与官营手工业有关的迹象，另外两汉时期除铁、钱之外的金属冶铸业一般也都未实行国家垄断，故该人群很可能以私营工商业者为主。而大规模的矿冶生产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同时又不断创造丰厚的利润，因此从业者中历来不乏富人，特别是那些矿主、工场主以及一些重要的管理人员，毫无疑问都是身价不菲的富豪。

　　秦汉时期，因开拓边地而致富者为数不少。地处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汉武帝开西南夷后，亦很快引起各地工商业者的注意。由文献记载可知，汉代云贵高原的很多矿产已为外界熟知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开发。就黑蚂井所在的个旧地区而言，不仅有多种金属矿见于《汉书》等文献中，而且还发现规模较大的汉代冶炼遗址，说明当时这里的矿冶业已相当成熟和发达。这里要指出的是，矿冶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众多工商业者的参与，同时也因人力需求而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此种情形在汉代已很普遍，相关记载不少。虽然文献中不见这个时期个旧地区从事矿冶业的人口构成情况，但不难想见，亦应以外来移民为主。关于这一点，还可从明清以来滇矿的开发中得到一些启示。如清代云南投资矿冶者就大多为外省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劳工亦“非独本省穷民，凡川湖两粤力作功苦之人，皆来此以求生活”。个旧矿区自不例外。康熙《蒙自县志》卷三《厂务》条曰：“个旧为蒙自一乡，户皆编甲，居皆瓦舍，商贾贸易者十之八九，土著无几”。又曰：“四方来采者不下数万人，楚居其七，江右居其三，山陕次之，别省又次之”。

　　从考古资料看，黑蚂井墓地和冲子皮坡遗址均出有汉代岭南地区流行的一些器物，如錾刻纹铜器、几何印纹陶器等。尤其是黑蚂井墓地，所出岭南风格器物数量及种类之多，在云贵高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清理的墓葬在形制、葬俗甚至随葬品的摆放方面亦与岭南汉墓有密切的联系，由此可以推测，当时个旧地区的矿冶业移民有很多可能都来自于岭南。“句町论”一文认为，黑蚂井墓地出土大量岭南风格器物是贸易交换的结果，显然忽略了人群迁徙这一重要的文化传播途径。其实，两汉时期个旧地区与岭南之间的贸易往来固然值得重视，但商贸的开辟也是以地区间的联系尤其是人群移动为基础的，没有岭南移民西迁个旧地区并对当地矿产资源进行开发，两地间频繁的往来及大规模的贸易也就不大可能出现。至于这一时期岭南与云贵高原的交通以及具体的移民线路，笔者此前已做过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黑蚂井墓地出土印章及铜器上的“赵”、“董”等姓氏资料，很值得关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公孙述时，(牂柯郡)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奉贡”。可知两汉之际，董氏为云贵地区颇有影响的大姓之一。赵氏不见于文献记载，但贵州清镇汉墓曾出土过“赵千万”铜印，想必墓主也是富豪一类的人物。这表明，在两汉时期个旧地区的矿冶经济开发中，不排除有地方豪族即所谓“南中大姓”的身影。而这一点如果能进一步确认的话，对认识汉晋时期南中大姓的来源和形成，无疑很有意义。其至少可以提供以下线索和启示：其一，南中大姓中的一部分人与岭南移民之间可能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最初就是由岭南地区迁入的;其二，南中大姓的形成和壮大，除了政治、军事等各种因素外，还与他们对当地资源特别是矿产资源的控制及开发有很大的关系。任乃强先生在谈到汉晋时期滇东北朱提大姓时曾指出：“由于银、铜诸矿招诱，内地移民早于秦汉世已多有来此立业兴家，少数人因此逐步成为地方著姓”。所强调的正是矿产资源在云贵高原早期外来移民出现及地方大姓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汉武帝开西南夷后，虽然在当地推行郡县制统治，但各种战乱尤其是土著族群的反抗活动始终延绵不绝。有学者对两汉时期西南夷地区发生的军事镇压与政治招徕事件进行过梳理，其中规模较大而见诸文献的就不下十次。在这种形势下，不仅官府重视军事调集和训练，并强化寓农于兵的屯戍政策，很多地方豪族大姓也聚众结垒，组织、建立自己的私人武装。以前引《后汉书》所记公孙述时牂柯大姓保境为汉一事为例，这些人之所以能据守一方自保，除政治和经济实力外，还应与手中掌握一定的武装力量是分不开的。从考古发现看，云贵高原的很多汉式墓都随葬有兵器。如1976～1978年间贵州赫章可乐清理的39座汉人甲类墓中，出有剑、刀、矛、弩机、镞、镦等各类铜、铁兵器或配件60余件。又如云南昆明羊甫头以及贵州清镇、平坝等地清理的汉墓，随葬品中也有剑、刀等铁兵器。我们不否认这些墓葬多与官吏或军人有关，但也不排除墓主中有地方豪族及其从属的可能。黑蚂井墓地同样出土不少兵器，“句町论”一文以此作为判断墓主身份为军政人员的依据之一，但若结合上述历史背景来考察，便可发现出土兵器与被葬人群属矿冶业人群其实并不矛盾。黑蚂井墓地规模大，沿用时间长，可知经过长期开发，这些从事矿冶及相关产业的人群在当地已形成一个稳定而庞杂的移民社会。他们当然也要面对各种外部威胁，同时还需维持内部秩序，因此一定程度的武装化是避免不了的。这一点与官府组织的屯戍以及一些地方豪族开展的武装自保活动，在成因和做法上都是颇为相近的。

　　四、余论

　　探讨墓葬族属及墓主身份，是考古学研究中十分重要也是容易引起争论的话题。两汉时期云贵高原族群众多，并存在汉夷杂处的局面，因此考古中对墓葬及有关遗存族属的讨论尤为令人关注。不过从实践看，在缺少像“滇王之印”这类明确证据时，如何对考古遗存的族属作出最可能接近史实的推断，仍需不断思考和总结。

　　如众所知，族属研究并不是考古遗存与文献记载在时空关系上的简单对应，而须建立在对二者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之上。然而，有关汉代云贵高原的文献记载多比较简略，人们对当时的历史了解很有限，包括对文献中提到的古族、古国的地理位置及分布，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族属研究的重点应主要放在考古材料的梳理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上，只有对考古遗存或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分布及其特征和内涵等有较深入的认识，方可结合文献记载及相关理论进一步做族属的推断。在此过程中，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注意。首先，对考古材料的梳理，必须全面而系统。众所周知，不能详尽占有并认真消化所研究的材料，就很难真正理解和认识它们，也就无法做到“论从史出”和言之有据。以族属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因素分析为例，俞伟超先生就曾指出：“要全面了解某一文化中的不同的文化因素，不能只分析某一项目的内容，而应该尽可能地分析所有项目的内容。否则，得到的认识就会有片面性”。该论述所言极是，其实际上就是强调研究材料的完整性，要求在研究中不遗漏材料，更不能选择性地运用材料。其次，在考古材料梳理和考古学文化的研究中，比较的视角不可或缺。具体而言，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待所研究的对象，而应将之放到更大范围乃至整个云贵高原两汉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中进行考察。因为只有通过广泛的联系和比较，才可以更清晰地认识该遗存或文化的特征及属性，同时也能观察到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以及在整个文化谱系中位置。这对分析、判断其族属，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当然，这需要对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考古资料有较全面的把握，并对文化谱系有所梳理。再次，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而言，仅关注陶器、铜器这些物质文化因素是不够的，那些能够反映社会关系和人们精神意识的文化因素如葬制、葬俗以及某些装饰艺术等，同样应当重视并加以分析。大量资料和研究表明，族群文化中与日常生活和生产有关的内容很容易接受外部影响而发生变化，而与社会制度、观念信仰有关的因素一般多较为稳定，尤其是后者，对识别不同民族往往具有“标识性”和“根本性”的意义。因此，加强这类文化因素的分析，不仅可丰富对考古学文化内涵的认识，而且对族属的探讨更具有重要意义。

　　族属研究离不开对当时族群分布的分析。这里要强调的是，对基于文献史料的历史学研究成果，研究中既当予以重视，又需多加比较和辨识，特别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可只听一家之言。此外，两汉时期云贵高原族群众多，古国林立，因此在考察某些族群的分布尤其是活动中心时，整体观非常重要，即眼光不能仅限于其自身，而须同时考虑其他尤其是周围主要族、国的空间位置，否则很容易出现“越界”的推断。当然，由于迁徙等原因，族群分布会呈现出动态的变化，并可能出现犬牙交错甚至“飞地”的情形。对此需做具体分析，但要判断是否为“移动”的文化遗存，必须有可供比较的考古材料。

　　对黑蚂井墓地这类汉文化遗存的族属进行争论，在以往云贵高原的汉代考古研究中很少见到。如前文所述，这里涉及所谓西南夷土著族群“汉化”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从整体来看，民族融合始终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主流。但也应承认，在某些特定时期和特定区域，情况却往往非常复杂。由于地理环境较为特殊，加上族群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原因，古代云贵高原在“中原化”或“汉化”的进程上较之四川盆地以及岭南等地，要缓慢而曲折的多。毋庸置疑，汉武帝开西南夷后，随着郡县制的推行以及对边疆开发的逐步展开，云贵高原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剧烈变迁。但应当指出，这种变迁主要是就地理区域而言的。由于汉王朝的“羁縻”政策及其他各种原因，对当地西南夷土著族群来说，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均无充足证据表明当时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汉化或与汉人融合的情况。相反，很多部族长期保持自身的族群认同和文化传统。从东汉至两晋时期的南中历史来看，除汉族大姓外，地方上始终存在不少势力较强的夷帅，另外由于夷部众多，普通百姓的户籍也有“汉”、“夷”之分。在人口构成比例上，以云南为例，更是到了明代中晚期，经过明王朝不断的移民实边后，当地汉族人口才超过少数族。所以，在云贵高原的汉代考古研究中，一方面要关注当地的中原化进程问题，但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尤其是判断某些遗存的族属时，应审慎运用“汉化”的概念，不可贸然下结论。

　　(作者：杨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2018年第4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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