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阅读“缺席”：中国艺术史中的三个时刻(下_中国书画艺术史_欧洲罗伯特拍摄

于勒·埃迪尔《南湾风光》　　1842年7月16日，一个名叫哈利·帕克斯(harry Parkes, 1828—1885)的14岁英国男孩在中国的旅途中写下这则

于勒·埃迪尔《南湾风光》

　　1842年7月16日，一个名叫哈利·帕克斯(harry Parkes, 1828—1885)的14岁英国男孩在中国的旅途中写下这则日记：马尔科姆少校和沃思纳姆医生今天用银版照相法拍摄了这个地方。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将一个打磨得光亮的金属板暴露在阳光下，借助玻璃之类的东西就能把眼前的事物复制到板上，并且经过处理可以让画面保持数年。我试着描述也没用，因为真的太神秘了。 这一孩子气的观察实为首次关于摄影实践在中国的记载。此外， 这份记载的时间与地点也颇具意义。这个帕克斯—当时是英国康 沃利斯号军舰上的中文翻译实习生—后来竟成为英国对日及对华公使。1942 年 7 月的这次航行是由英国首席特使亨利·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率领其他军舰沿长江航行至南京，预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即将结束。这次战争是中国与西方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对抗。 战争开始于 1839 年，英国政府派海军保护其有利可图的鸦片贸易，并寻求在中国获得进一步的经济与政治利益。这支侵略部队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赢得了在香港、广州、宁波、定海和镇江的一系列战役。 战争最后结束于1842 年 8 月，伴随着第一条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此项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开放包括广州与上海在内的五个通商口岸。

　　摄影，这一仅在几年前才在欧洲被发明出来的视觉技术，因此是随着殖民扩张而来到中国。(有意思的是，银版照相法发明于 1839 年， 与鸦片战争同年爆发。)这两个事件的看似巧合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在本次讲座中将逐渐得到讨论。马尔科姆和沃思纳姆在军舰上拍的照 片没有留存下来。如果他们拍摄成功的话，所摄的照片应当类似于勒·埃迪尔(Jules itier)于 1844 年拍摄的澳门风光;这是最早在中国拍摄并得以保存的照片中的一张。从那时起直到 1860 年，不少业余或专业的西方摄影师们来到中国，其中一些人在新近开放的通商口岸建立了临时影楼，同时这些地方也发展出了第一代的中国摄影师。除了风景和人物肖像，一些更为“艺术性”的照片出现于 19 世纪 50 年代末显示出欧洲式的对画面的审美。一个例子是表现传统中国花园的一对立体相片，由法国商业摄影师路易·罗格朗(Louis Legrand)于 1859 年之前拍摄。

路易·罗格朗

　　照片中怪异的假山石和桥边的几棵枯树延续了“中国风”的装饰传统，并使人想起威廉·钱伯(William Chamber)对其想象的中国花园的描述：“空洞的石头，建筑的废墟，奇形怪状的树。”

瓦伦丁·西塞纽斯“中国风”设计

中国风雕绘 原藏于巴黎拉里布瓦西埃酒店

威廉·钱伯，于腓特烈二世的新无忧宫

　　当时住在上海的英国人罗伯特·希拉(robert sillar)于 1857 年拍摄的两张照片也具有类似特点。罗格朗和希拉都拍 摄了颓废的宝塔，在建筑物的宏伟造型与其残破颓败之间寻求张力。

罗伯特·希拉 《茶园风光》

罗伯特·希拉《上海的公园》

　　这些“中国废墟”照片可以作为表现废弃希腊神庙或哥特 教堂的 18 世纪和 19 世纪欧洲绘画的对应物，照片中的破碎建筑意在 展示时间的流逝并令人产生怀旧之情。

路易·罗格朗《雷峰塔遗迹》

　　因此这些照片所反映的是一个已经失去活力的欧洲绘画传统在 19 世纪的中国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个重生或“转移”并不属于艺术类型的自然发展，也不能归为简单的艺术影响，而是与当时西方的殖民扩张大有关系。这里我想简单提一下我刚写的一本书，其主题是中国艺术和视觉文化中对“废墟”的观念和再现。我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与欧洲艺术再现建筑废墟的长久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中国艺术家对此题材基本上全不在意;中国表现衰败和消逝的方式是非建筑式的，是通过一种艺术家和观者共有的对某些诗意修辞的内化。当欧洲风格的建筑废墟形象被引入后，就为中国视觉文化中的“在场”和“缺 席”带来了一种新的辩证关系。在这种辩证关系中，中国的废墟如同欧洲的废墟一样，需要具备足够的残损但也需要足够的遗存，才能既象征历史的无常也象征历史的持续。英格·布罗迪(inger Brodey)最近写道：“‘理想的’废墟必须有足够大的体量以证明它以往的辉煌， 也必须显得足够衰败以证明其辉煌不再。”但我们会看到，当另一种标志着毁灭和恐怖的废墟形象在中国诞生之时，这种浪漫主义的废墟观念将受到强烈冲击。

　　这第二种废墟形象—毁灭和恐怖的废墟—在中国有明确的产生时间—即 1860 年，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尾声。我把这个年份作为这次讲座的题目，是因为在我看来它标志着中国摄影中的一个巨大转变，并且也由此重新定义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和再现方式。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将摄影带入中国并启发了一种当地的视觉产业，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照片”进入世界艺术史。这个发展与两位摄影师的作品密切相关：一个是入籍英国的意大利人菲利斯·比托(felice Beato)，另一个是美国的米尔顿·米勒(Milton Miller)。这两个人同是在 1860 年的香港开始了他们的中国旅程，但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彼此交好，二人的社交圈子和艺术喜好也大异其趣。比托拍摄了很多全景照和建筑照片，并作为摄影记者跟随英国军队到北京。而米勒擅长的则是拍摄肖像，并在香港和广州开设了商业影楼。不过，在我看来， 这两个人对中国的再现仍在某种深度层次上联结着，并将这些作品定格于世界历史中的这一特定时刻。在讨论这种关联之前，我将分别介绍一下他们的中国照片，重点在于他们如何通过摄影来“定义”中国和中国人。关于比托，我将集中于两个相关的问题，一是他创造的三类有关废墟的图像;二是他如何把这些图像融合为一个历史叙事。关于米勒，我将分析他拍摄的一系列人像照片，揭示出它们既作为真人“肖像”也作为匿名“类型”的内在矛盾。

　　爆发于 1856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大英帝国得以实现其殖民中国 计划中的一些主要目标，包括鸦片贸易合法化、扩大苦力贸易市场、 将整个中国开放给英国商人、使外国进口商品免除关税。当咸丰皇帝 (1851—1861)在开始时拒绝了这些要求的时候，英国和法国便联合起来，找个理由“给中国一个教训。 联军在 1857 年年底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迫清政府于第二年签订《天津条约》，承诺对西方商人和居民开放一些新的口岸，并赋予外国人探索中国广袤内陆的 权利。1858 年年底在上海进行的谈判使鸦片进口进一步合法化。但在 1859 年，清政府决定加强天津大沽炮台的防御，防止西方势力侵入， 于是战事又开始了。经历了几场激烈的战役后，英法联军于 1860 年 8月 21 日占领了大沽炮台。10 月 6 日进军北京后，入侵者洗劫并烧毁了 圆明园和周围的其他皇家园林。在圆明园被摧毁的当天(1860 年 10 月 18 日)，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确认《天津条约》有效，以此结束了这场失败的战争。 比托对这场殖民战争的参与并非偶然 2 ：到了 1860 年，他作为最 早的一批战争摄影师中的佼佼者已经颇具名气，而这一职业是随着英 帝国的扩张而出现的。1855 年，他与他的搭档詹姆斯·罗伯特森(James robertson)用摄影记录了克里米亚战争的遗迹。

　　阅读“缺席”：中国艺术史中的三个时刻(上)

上一页 1234 下一页
关键字： 内容标签：中国书画,艺术史中国书画 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