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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英楠来源：故宫出版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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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出版，上新了《维扬明式家具》（“研究编”与“实例编”）出版于2016年，时隔4年后的今天，《维扬

故宫出版，上新了

《维扬明式家具》（“研究编”与“实例编”）出版于2016年，时隔4年后的今天，《维扬明式家具》“续编”出版。

《维扬明式家具》（“研究编”与“实例编”）是以苏北地区明式家具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作者以苏北地区特有的用材柞榛木为线索，通过实地调研、采访所获资料，对苏北地区的明式家具遗存进行甄别、梳理和归纳，并结合当地文化、艺术发展状况，对“维扬明式家具”这一家具流派进行全面的介绍。这是家具研究由大地域风格研究细分至小地域风格研究的代表作。《维扬明式家具》“续编”的出版，即是对之前论述的夯实与拓展，亦是查漏补缺，是对维扬家具体系的进一步梳理和完善。

张金华先生在序言里提到了此次“续编”出版的缘由：“拙作《维扬明式家具》于2016年出版，书中根据多年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初析维扬明式家具的风格及特点，并提出相应的概念。此说在业界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和讨论，维扬家具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当年研究的客观条件毕竟有限，在史料和实例的整理收集方面仍存在不足，让我有意犹未尽之感。随着调研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诸位同道不断提供新的信息，近几年又陆续获悉一些精彩史料和实物，有的实物甚至罕见，大大填补了认知空白，令人惊喜，也加深和拓展了我对维扬明式家具这一主题的认识，于是萌生了编写续编的想法，唯此才能更立体地呈现我们对维扬明式家具的观察。”

“续编”仍然以苏北地区明式家具为研究对象，延续着“研究编”实地调研、文献爬梳和实例剖析的方法，比如对“扬州工匠”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讨论；补充了一些关于柘木（即柞榛木）应用的文献；通过发现的实例重新讨论了中国家具的一些定名问题；将苏北地区的建筑与家具做了对比研究。所论篇幅不长，短小精悍，多有佳论。不妨摘录部分如下：

关于明清家具制作，近代较早提及扬州工匠的，据我所知为中国家具研究先驱杨耀先生。194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收入他所撰写的《我国民间的家具艺术》，指出“凡明代优良的家具，多属‘苏作’……再以工匠的产地来讲，‘苏作’的多为扬州匠人”。杨耀先生虽未全面展开论述，但此结论的形成，应该基于当时的民间调研。从另一角度分析，我国的传统木工技艺，大多通过师徒相承、口传心授而来，出于行业竞争的现实，基本处于秘而不宣的保守状态，木工劳动力的输送，往往从较为贫困的地区流向较为发达的城市，这种实际状态也颇能印证杨耀先生的推测。优秀的明式家具，样式一般可延续数百年无显著变化，它们大多为无名工匠创造，其规制和技艺，恒定地反映了地区性的集体文化意识，从属于特定的区域传统和年代风貌。以杨耀先生为代表的观点，影影绰绰地提示了中国古典家具地域类型研究的一个方向，虽然部分古家具学者也有同感，但相关的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却寥若晨星，目前笔者仅见2000年初台湾洪光明先生发表的《柞榛木家具—中国非主流木材的研究》，文中探讨柞榛木家具形成的多种原因，总结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明早期苏州风格，尽管还尝试一些个性化的改变，但变化甚微，故把其归类到流行于苏北的子域风格。该观点虽有偏颇，但毕竟触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原生态问题，作为苏北地域风格的初步探讨，仍具有一定的意义。

柞榛木即柘木。柘木材质坚韧，为制器良材。柘木最早记载于《诗经》“大雅·皇矣”：“攘之剔之，其檿其柘。”《考工记》“弓人”载：“凡取干之道七：柘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认为柘木为弓箭干材的最佳材料。汉刘向《说苑》“权谋”：“日之役者，有执柘杵而上视者，意其是邪。”柘木可做柘杵。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桑柘”：“欲作鞍桥者，生枝长三尺许，以绳系旁枝，木橛钉着地中，令曲如桥。十年之后，便是浑成柘桥。”柘木可制天然鞍桥。南朝梁何逊《拟轻薄篇》：“柘弹隋珠丸，白马黄金饰。”以柘木做弹弓。柘木作为家具用材，文献中始见于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三“支诺皋下”：“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可见唐代就有柘木家具的生产和使用。柘木木蕊为黄色，可提取赤黄色染料，故苏北地区亦有“柘黄”之称，近隋唐以来帝王服色。唐王建《宫词》有“开着五门遥北望，柘黄新帕御床高”句。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木三·柘”也提到“其木染黄赤色，谓之柘黄，天子所服”。不过作为家具用材，有的柘木颜色过艳，令人生厌，于是明人张岱在《夜航船》“物理部·器用”中介绍柘木变乌之法：“柘木以酒醋调矿灰涂之，一宿则作间道乌木。”矿灰为煅烧过的石灰石，即生石灰，经水溶解后成为消石灰，也称熟石灰，此法证实明人早已掌握为柞榛木快速作色的技术，不必通过长期自然氧化的单一方式取得。

据侯思孟先生《关于中国座椅起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日本学僧圆仁于唐开成三年（838年）来唐求法，提到曾三度在扬州和海州（今连云港）见人坐椅之事。此可补证当时扬州地区已有椅具生产和使用的事实。出土资料方面，扬州宋邵府夫人王氏像石刻椅、盐城宋椅，均可视其为维扬地区靠背椅的早期形态，其座面采用两格角榫的结构，此制式也延续到苏北明式硬木椅具中。淮安宋代一号墓壁画中所绘台座式高桌、插肩榫式平头案、衣架、靠背椅等，则为后期同类造型家具溯源提供了依据。……

新发现的一些罕见实例，有助于我们对家具称谓的再认识。如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包场镇发现一件黄花梨大床，总长近800厘米，宽239厘米，地平之上四周设多根立柱，上承架顶，顶下周匝有挂檐，下部四面设围栏，地平上承放长、宽尺寸相近的榻和架子床各一件，床前各有廊庑，两床之间有廊道，宛如一间小屋，为海内外孤例。“拔步床”另写作“跋步床”或“八步床”，其名称明清典籍多见，如文震亨《长物志》卷一“室庐·海论”：“斋必三楹，傍更作一室，可置卧榻……如今拔步床式。”明王玉峰《焚香记》中有“嵌八宝螺蛳结顶黑漆装金细花螺甸象牙大拔步床”，明代《金瓶梅》也出现“拔步床”“八步床”。清初南岳道人《蝴蝶媒》第十四回中有“水磨花梨大八步床”。称谓不一，但同为居室卧具。近现代学者将明版《鲁班经匠家镜》中的“大床”与“凉床”释为“拔步床”。“大床”与“凉床”在书中有插图，与江、浙、皖地区民间俗称为“踏步床”或“踏板床”的大型带踏脚架子床样式基本一致。明郎瑛《七修类稿》：“踏步床，谓床前接碧纱厨者。踏，踏脚；步，步幛也。”碧纱厨古代也称为“廊庑”，指前廊或围廊，其下设踏板，上有顶盖、罩檐，四周设格扇板或栏杆。《通俗常言书证》引《荆钗记》言：“今乡村人云拔步床，城市人仅云踏步床，非也。”又认为拔步床（八步床）与踏步床（踏板床）为两种不同类型的床。至于“拔步（或八步）”如何理解，近现代学者大多认同“拔步”为抬腿一步之义。“拔步”在古代常见含义为迈步，多指快速举步，《水浒传》第四十九回：“见庄上都有准备，两人便拔步出门。”古之所谓“步”，通常也作为长度距离的一个单位，一足为跬，迈出两足才为步，实为现代的两步。唐代之后，一步又以五尺计量。明清时期木工一尺为现在的31厘米，也就是说一步为155厘米。因此，抬腿一步之说未免含混。近代学者姚灵犀《瓶外卮言》“金瓶小札”中推测：“拔步床疑即八铺床，言床之大可容八铺八盖之褥被，以南京描金彩漆最佳。或言八步床，谓其长八步。”清康熙《张竹坡批第一奇书金瓶梅》第十三回版画中绘有带碧纱厨拔步床半段，最为接近其说，因一时无实证对照，世皆存疑。前述海门黄花梨大床底部有八块踏脚组成，或可解释为“八步”的另一种定义，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拨步床（八步床）。古代的八步换算约合1240厘米，南通海门拔步床长约800厘米。据清早期《天水冰山录》中记载，明嘉靖时严嵩被抄家抄出的床中有螺钿彩漆大八步床五十二张、彩漆漆雕八步中床一百五十四张。可知拨步床（八步床）有大、中之别，故此床或为拔步中床。以此为例，目前有关各种家具的不同称谓，应在实例或文献的不断发现中重新厘清，正本清源。……

“续编”的实例部分，精彩迭陈，收录维扬明式家具实例84例，以柞榛木、黄花梨木等维扬明式家具经典用材为主，兼有紫檀、黄杨木、榉木、漆等质，品类丰富，涵盖明式家具各个类型。这其中，有黄花梨活靠背躺椅、黄花梨带围廊拔步床等中国家具史上的罕见实例，均为首次见于出版。躺椅造型如同进深加大的南官帽椅结合活动靠背而成，简练而舒展，别发心裁地将安装靠背的构件雕刻为两朵云纹，浪漫至极，这种独特造型的躺椅见于南宋刘松年《四景图》、南宋周季常、林庭桂《五百罗汉图》等图画，此例为难得的实例。

如前所述，黄花梨带围廊拔步床则是作者通过南通市海门发现的黄花梨架子床，多方寻访，结合散落数家的配件和当事人口述，还原出来这个长约8米，宽逾2米的巨型床、榻、围廊组合式家具，堪称中国家具史的重大发现。

其他实例也是精彩纷呈，多为此前所未见，诸如黄花梨独板面四足圆凳、黄花梨八棱材南官帽椅、黄花梨不出头簸箕形圈椅、黄花梨镶大理石有束腰五屏罗汉床以及高古风格的黄花梨座屏式围子六柱架子床等。尤值得一提的是，扬州漆器生产在清代名手辈出，本书收录了卢映之、卢葵生、王国琛等制小型案上家具，造型有方、八方、菱花之类，略成一个小系列。

实例的文字叙述，也与之前不同。作者结合多年修复古代家具经验，以匠人视觉，由造型、结构等结果，逆向推断、分析制作者的“初心”，自一榫一卯而始，娓娓道来，并稍加历史源流之钩沉，句句可细读、揣摩，干货满满。

若将中国家具的研究喻为一棵大树，主干自然是家具史，而这众多大小枝干、叶片乃至叶脉，就是关于家具的材质、工艺、结构、装饰乃至背后的文化、经济、政治背景，地域流派、流通历史，审美情趣变革等，这些问题或大或小，却总关系着中国家具这棵大树的描摹，缺一不可，愈是详尽、深刻，愈加坚实。张金华先生谦虚的研究一片“树叶”，我们殷切的希望这样的“树叶”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