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柴窑大事记:用传统鉴定学与现代科技_解开柴窑“千年之谜”_——记西安柴窑_博物馆-郑州-都是

编辑:刘爽 来源:雅昌网
 
用传统鉴定学与现代科技解开柴窑“千年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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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统鉴定学与现代科技    

    解开柴窑“千年之谜”

                     ——记西安柴窑文化博物馆

        西安柴窑文化博物馆立志揭秘中国古陶瓷千年之谜,“一生只做一件事”,创造了中国柴窑研究领域数十个第一,得到了高古瓷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可。        柴窑:指五代后周皇帝柴荣御批定烧的天青色瓷器。是唯一以皇帝姓氏命名的御窑。明清以降,文人雅士根据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点将其列为“柴、汝、官、哥、定”五大名窑之首,因其登峰造极、精美绝伦技艺被尊称为“中国瓷皇”。

    由于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篡权,在政治上避讳、压制、不准褒颂、抑武扬文;在技术上仿金银器的高难度和白胎原料稀缺及木柴燃料渐少等原因,柴窑只烧制了短短的数年,便被迫销声匿迹,成为中国古陶瓷“千年之谜”。        西安柴窑文化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经文物部门批准的柴窑专业研究博物馆。让我们走进西安柴窑博物馆,倾听近二十年来专心研究柴窑的故事。        西安柴窑文化博物馆是在中国瓷器鉴定泰斗、故宫博物院耿宝昌先生的指导赐教下,依中国千年的“传统鉴定学”与现代的多学科融合,将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地质学、金石学、考古学、伦理学、逻辑学、陶瓷学、检测学、政治学、战争学、经济学、传统鉴定学等相互交织、相互佐证,走遍大半个中国,储存大量资料,大量分析,对比剔除,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用事实说话”,证明柴窑的真实存在,古人记载的“出北地”、“四如”准确无误,揭开中国古陶瓷千年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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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西安柴窑博物馆从国外征集到的中国第一部鉴定书,明洪武20年(公元1378年)曹昭撰的《格古要论》原著,证明“柴窑出北地”的后面,没有“河南郑州”四字,这四字是晚他七十四年的“刑部主事”王佐自己“擅自”后加上的。并且在他的《新增格古要论》(明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古窑器论”中,填空未完、画蛇添足、曲解原著较多,“然亦以杂抄多而识见少为人诟病”,以至于在240年前的清代,由收藏皇帝乾隆亲自主持,纪昀等360多位一流学士编撰的《钦定四库全书》中,只选用明代周履靖《夷门广牍》中的曹昭原著《格古要论》,弃而不用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就是最好的证明。

  目前所有学习古陶瓷鉴定的学者都首选曹昭的《格古要论》,《四库提要》称其书“其於古今名玩器具真赝优劣之解,皆能剖析纤微。又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赏鉴家所重”。为寻原著,西安柴窑博物馆在国内图书馆和古籍善本部都查遍了没有,终于六年之后在英国人大维德处找到了明初曹昭《格古要论》的原著孤本,从而证明了“柴窑出北地”后面没有“河南郑州”四字。将郑州从“北地”辖区内分离出来,证明与郑州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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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西安柴窑博物馆从收集的历史地图、金石碑刻、名人文献、县志文档等多方面论证《格古要论》中的“柴窑出北地”,“北地”就是“北地郡”的简称,在隋时“撤郡改州”隶属“雍州”,在唐五代时期隶属“京兆府”即长安,窑址在今天的铜川市黄堡镇。这是西安柴窑博物馆第一次将“北地”的沿革从战国证明到清代晚期,历时2180多年;自三国魏文帝将“北地郡”迁徙固定在陕西华原(耀州)、富平、同官(铜川)之后,延续使用了1650年,铁证如山,别无它处。

 西安柴窑博物馆指出:目前民间人士呼吁的“越窑柴窑说”、“景德镇柴窑说”,由于其地理位置均处南方而不在“北地”,加之又是当时战争的“敌国”和越窑运输的绕道,以及文献记载在五代末北宋初的16年中,吴越国没有向中原进贡瓷器的记载。从现代考古学在吴越国内的发掘,没有符合柴窑天青色“四如”的实物及窑址。河南开封、郑州、洛阳都是古都,但都没有历史上的“北地郡”或者“北地”建制。将“北地”理解为“北方”是历史地理知识欠缺和字义理解上的牵强附会。西安柴窑博物馆多次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郑州市考古研究院,从河南目前发现的三百多座窑址来看,以五代末为界,还没有一座窑址能够生产柴窑天青色四如瓷器的。郑州柴瓷文化研究会2011年出版的《郑州柴窑》一书,其封面所用的“荷叶口碗”就是五代耀州窑的黑胎粗瓷产品。该会2019年举办的“首届郑州柴窑对话会”,其展示的五代标本,不论是黑胎还是白胎,基本上都是耀州窑生产而流通到郑州从地下出土的。一些不懂鉴定学的人,误以为“郑州出土的就是郑州生产的”,类似的这样错误在560年前的明代王佐就已经发生过。如果说在当时的科技束缚下情有可原的话,在今天则实不应该。这样严重错误的引导,“张冠李戴”误导了一批人,“正本清源”河南文物及鉴定部门有责任。所以,西安柴窑博物馆通过所在的“九三学社”,连续三年,四次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提案:“公开公平公正论证柴窑”,解决现实中的柴窑乱象,保护好中华民族的精品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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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色瓷”是越窑中的精品;“汝官窑”是汝窑中的精品;“柴窑”是五代耀州窑里白胎天青釉中的精品。它们是唐晚至五代末至宋晚,中国瓷器中的三大巅峰精品。        其中唯有“柴窑”是四位皇帝親赐、御批、钦封、宫用、赞美的。        中国第一位皇帝喜欢瓷器,親莅陶家“赐陶人物有差”奖励(北宋《册府元龟》)。皇帝这种御赐“物有差”奖励并史册记载的,惟有建功立业的重臣。        中国第一位皇帝御批要求瓷器颜色:“雨过青天云破除,这般颜色做将来”(明谢肇淛《五杂俎》),而不是被“移花接木”编造是宋徽宗“做梦梦见”的。        中国唯一皇帝“天子下诏,皇书布渥”——御赐钦封为中国“窑神” !故山西榆次窑,河南当阳峪窑、汤阴窑,广东窑、广西窑等许多窑场“远迈耀地”来敬拜学习窑神制瓷技艺和风格,从而形成国内庞大的耀州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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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柴窑博物馆研究发现《德应侯碑》就是中国第一部《瓷器标准》,“天子下诏,皇书布渥” :“巧如范金(薄如纸),精比琢玉(高浮雕)”;“击其声锵锵如也(声如磬),视其色温温如也(温润如玉无开片)”;“白泥殊無毫髮之餘,混砂石之中,其靈又不可窮也”。这是皇帝认可赞同中国最早、最好的《瓷器标准》,有“十条20项”,是全世界最早的,符合古人对瓷器评定“以白泥为最贵”的标准,并与现代国际上制定没有污染的“白胎白度”《瓷器标准》相一致。但早于国际标准八百年。其亲定中国最早的皇家年号官盏——“煕寧”款印花牡丹纹斗笠小盏均出自耀州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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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有艺术天赋皇帝宋徽宗親定自己年号官款“大觀”、“政和”印花凤凰、牡丹、莲花纹斗笠盏,连续十二年全部都在耀州窑定制烧造。而当时的越窑、汝窑都是在他管辖下的著名窑场,且距离首都汴京比耀州更近,但御定“禁廷制样需索”的印花年号款九公分小盏都没给它们,就充分说明了其它窑场的质量水平还是有差距的。从现代考古学的大量窑址发掘资料来看,像这样的精美印花小盏,在越窑窑址上几乎没有。汝窑因其先天性的缺陷——“温度达不到瓷器标准而致乳浊釉”——使字迹浑浊看不清楚;再因“当地原材料胎釉收缩比不同而致瓷器开片的缺陷”——使小盏内仅六毫米的小字更加看不清楚。故让具有高度艺术审美的宋徽宗在其统治的二十五年里,于第五年就让汝州重新建造仿制柴窑的新窑场。证据在哪里?大收藏家乾隆皇帝御题诗为证:“汝州建青窑,珍学柴周式”。汝州“张公巷窑”就是比汝窑略晚、比汝窑精美而珍学柴窑的“淡天青色”和“鲜碧色”瓷器,但还是由于当地自然胎釉资源和烧造技术上的原因,张公巷窑依然没有达到古人确认的“无纹者尤好”的瓷器标准水平。短短数年,便被金人停毁,至今考古似无完整器。

  乾隆皇帝御题诗《咏柴窑碗》:“千年火气稳,一片水光披”。柴窑瓷器釉面无水但是如水披上去过一样“清水盈匀”,“滋润细媚”,妩媚动人,“无中生水”是乾隆皇帝对柴窑瓷器的褒奖。

  乾隆皇帝御题诗:“宋时秘色四称名(五大名窑中的四大),不及柴窑一片瑛”。瑛:玉石也,晶莹剔透,胎白如玉,“精比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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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如天”,王馆长拿出的柴窑精品,都是“绿中泛滥”,看上去像一片朗朗的青天,没有开片,这正是柴荣皇帝御批的“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最神奇的是当用手电照射柴窑瓷器的背面,在正面就会出现一轮“明月”,四周是一片青天,晶莹剔透,绝无仅有。

  "明如镜"一照,釉面明亮如镜,连手指的指纹都照的清晰可见,堪比古代的青铜镜,光彩照人。        “薄如纸”真是只有一毫米薄,有的只有零点二毫米,与古代的“粗棉蔴沉淀纸”是同样厚薄的;就连高浮雕剔花壶的壶身,都是一毫米薄,这是其它名窑中没有的。         “声如磬”王馆长轻轻敲击柴窑的完整薄壁盏,声音悠扬悦耳、绕梁三日,这些都是“五大名窑”中的其它青瓷所达不到的。    

我们再以当时的皇家贵族大墓出土瓷器为证:

“吕氏四贤”是北宋晚期的名门望族,在北宋世居高官,在文化界影响深远,在收藏界举足轻重。其兄弟四人皆是北宋晚期名士:吕大防是宋哲宗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吕大忠与吕大钧既是金石学家,也是西安碑林的奠基人;吕大临是著名的古器物学家,他所编纂的《考古图》流传至今,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从墓志纪年判断,吕氏家族墓地20座成人墓葬主体的使用时间,上溯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下迄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共计四十三载。这其中恰好包括了汝官窑烧造年代,约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到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的二十年间。而出土瓷器中,无论是柴窑、耀窑、定窑、饶窑、建窑,其时代特征与墓葬纪年也大抵相合,即多属11世纪偏后至12世纪初叶(北宋中后期)。每一件不论酒具还是茶具,都是高温瓷器和无开片的精品,其工艺精美程度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远超于汝窑的“炻器”。这才是北宋中后期文人士大夫的真实审美标准和当时所推崇的代表性流行器。既有学习柴窑仿金银器的饶州薄胎影青瓷,又有独为败国皇帝宋徽宗斗茶而专用的厚胎黑色金兔毫建窑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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