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一词来自英语中的专有名词Non-Profit，“非营利机构”则被称为Non-profit Organizations,简称NPOs,即不以商业利益和赚钱为目的的机构和部门。但是在国内，“非营利”往往被写成“非盈利”，这其实也导致一个普遍的误解：很多人会认为，做非营利机构是“不赚钱”的。其实，非营利机构在理想状态下是可以有剩余收益的（也称为“财务溢出”或“财务盈余”，即spill-over或financial surplus），该收益用于自身循环、长远发展，而非分红或再投资，这就是自给自足的独立运营。从中国的非营利艺术空间的现状和发展语境来看，有学者提出的“替代性空间”（Alternative Space）更符合实际，因为这类空间更为灵活、也有着更多不确定因素。但是本文的初衷并非将本应大有可为的非营利艺术空间定义为“替代”的某种方案。我们这里所言的“非营利艺术空间”，特指各类处于画廊和美术馆所构成的艺术系统之外的展览空间，可谓 “第三空间”挂一漏万，抛砖引玉，本文只是基于此专题之下所进行的调研与思考的一个开始。
非营利艺术机构的存在意义
与大型的美术馆机构及商业画廊所操控和主导的主流系统相比，非营利艺术机构的面貌是更为独立的姿态，也是更为提纯化的艺术语汇表达，对于一个良性健康又茁壮的艺术生态系统而言，这一类型的艺术空间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归根结底，重要的不是空间形态，而是对“新的可能性”这一老生常谈的、对未来和未知世界的一种展望，也是一个前行方向。
在城市士绅化过程中蓬勃兴起的美术馆兴建热潮，并非上海独有，这一现象是过去几十年国外城市更新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必要过程和由此而来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经验。在近两年的上海，这一轮建设热潮中的美术馆往往具有如下一些特点：以空间和参观体验而非艺术展示为基础的建筑设计，以邀请国内外著名建筑师设计为荣；各种明星艺术家和时尚品牌为主角的项目规划；开幕及特别活动以及营销宣传方面的重要性远甚于艺术项目内容本身；各类公共教育活动异常丰富，内容却趋于同构和简单化，等等。因而，看起来是非常热闹，但是热闹之后，我们亟须思考是否留下什么以供可持续发展的养分和艺术发展的沉淀？这块土壤，是真正肥沃了吗？
美术馆的政治使命和公众身份是与生俱来的，是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用一个词形容是“大树”；而非营利空间则是大树长成前的一棵棵小树苗，本就具有草根性和大众性。政府不仅应扶持、也应致力于打造如此“小而精”的艺术空间，是为最终耕耘出一片健康全面的艺术生态。
从城市精神文明和文化品牌构筑而言，非营利艺术空间的蔓延与发展，一如城市肌理，在它们的身上，有着海派都市多元的外部特征，也有着开拓的勇气、人文的情怀以及构筑健康艺术生态的理想。诚然，外表的光鲜那是走马观花，我们更需要深入了解实际的经纬纵横，在这经纬纵横中勾勒出真实、真诚的面貌。
非营利艺术空间的在地实践与反思
上海近五年来，在民营美术馆运营方面已卓有成效，也向着更大规模的方向发展。而同样作为“民营”的非营利空间，却沦于灰色地带，有些曾经努力做出过成绩的空间，也因为种种现实原因运营艰难。这就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的负面印象：开一家美术馆本就是烧钱的，更没有必要去投资艺术空间……资本若没有兴趣，管理者也有心无力，那么长此以往，无论是管理者、经营者、从业者还是大众，都会对非营利艺术空间“雾里看花”而沦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存在；以至于原本有心、有志于做这样空间的人也望而却步。
非营利艺术空间的现状确实不容乐观。因实际操作中的界定有点模糊，比如这两年私人美术馆兴建固然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美术馆作为社会公益机构，享受有相关政策的优待，但是目前已知的几家私人美术馆，实质还是“盈利”的。首先，这些美术馆原本就是由私人藏家或地产企业家兴建，带有浓郁的个人口味；其次，他们的诸多“特展”依旧是收取不菲的门票；再者，他们实际上很多展品是可供销售的，也即背离了美术馆作为公众文化事业机构的定位和初衷。美术馆都如此，非营利艺术空间更多此类“不规范”现象。据圈内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前几年有一艺术空间，成立之初亦是申请到了非营利艺术空间的资质，然而后来就以此为名集资，再后来就干脆改为画廊来经营了。目前上海本土运营时间最久的非营利艺术空间是上午艺术空间，迄今已运营9年。甫一成立便清晰定位为当代艺术独立实验空间，为不同领域的实践者如视觉、行为、舞蹈、声音、剧场等提供平台，他们旨在提出问题而不是给予答案。因此这些年来一直带有探索和实验的精神，也在努力坚持自负盈亏。上午艺术空间的创始人曾表示：这9年来也逐渐以活动、文献构筑了上海的当代艺术史。
另一家成熟案例为OCAT上海馆，位于上海苏河湾区域，由央企华侨城集团开发建成。其所在地是一幢四层欧式建筑，于上世纪30年代建成，前身是中华实业银行货栈，如今是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目前，OCAT上海馆现有展览空间约1600平方米。2019年即将搬迁至华侨城早就规划好的新馆空间，空间将逾8000平方米。OCAT一年4场展览的频次，不紧不慢地打造媒体艺术和建筑设计领域的学术性。其资金来源除了华侨城母公司，主要是和艺术基金会（如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合作，以项目合作的形式赞助展览（而非艺术空间本身）。
OCAT上海馆的空间
已于2016年关闭的瑞象馆（RayArt Center）曾经也是一个活跃的非营利艺术机构，成立于2008年的瑞象馆曾主打摄影与影像艺术。瑞象馆前身只是一个以视觉研究为主的文论网站，后来在2014年5月才有了实体空间—象铺。自此之后，瑞象馆的发展朝向并非单纯地展示图像，更重要的是图像写作、档案记录和社群交流—这三点也是瑞象馆最重要的特点。瑞象馆的运营板块不仅有网站、展览、项目策划，还有一系列与影像相关话题的讲座、研讨会、对话、工作坊、小型演出、电影放映活动等，每年固定有出版物出版。换言之，瑞象馆旨在通过这三个主要特点与板块促进从影像文化到城市历史的深入思考和知识生产与再生产，希望能尝试与更大的文化、社会，乃至政治和历史主题发生关系。因种种原因，原馆长施瀚涛在2016年初离职，随后瑞象馆的原班人马也都陆续离职，象铺随之关门，瑞象馆就没有再做起来。
即便没有坚持下去，但是在瑞象馆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文化生产的多元可能，一种来自更“草根”的思维活力和交流，以文献和文本的形式记录，本应也是时代和城市阶段性发展的记录。同时，瑞象馆也曾积极与高校展开合作、走进校园，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足迹遍布全国一流高校。在文化研究方面，瑞象馆也曾赞助瑞士的社会学家和摄影家孟牧轩（Matthias Messmer）进行中国乡村的文化研究、田野调查，走访了遍及中国大陆的21个省市自治区的50余个自然村镇，最终以图像和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出版。
目前，其他活跃的新兴空间诸如刚成立满一年的要空间、新时线艺术中心等，也都有各自的主要赞助机构和资金来源而得以生存。当然，不稳定因素也在于本身机构力量之小、投资方的主观因素干扰过多。可见，非营利艺术空间对于稳定而优秀的团队打造是最艰难的一步。这一点在公立美术馆身上也是一个问题，据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馆长曾玉兰透露，目前他们馆的当代艺术文献库的工作暂停，是因为人员流动太大、团队不稳定，导致只能将主要精力放在展览上，无法再专心于文献库的建档和搜集、整理。好在目前因为政府决策的稳定，加上美术馆本身的社会属性，如今美术馆的团队已经重新建立，下一步诸多项目也在开展中。两相对比，对于没有政府固定资金赞助的艺术机构和空间，它们是否应该为此承担“飘摇”的命运呢？此类机构是否可以承担更多的田野调查的考辨、整理、研究工作呢？在高校和美术馆之外，这类机构和平台其实更具有灵活性。比如瑞象馆也曾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和艺术基金会、美术馆、品牌店以及媒体合作，比如上海当代艺术馆艺术亭台、10 Corso Como上海生活概念空间、奥沙艺术基金、K11艺术基金会、春之文化基金会（中国台湾）、澎湃新闻等。
非营利艺术空间的经纬纵横
1.横向的资源与平台联结功能
非营利空间可以分担不同的功能，让社会资源得以优化。独立空间具有灵活性，在活动组织和草根性发起上具有显著优势。如香港地区的Para/Site就是注重地区文化态度以及积极与国际交流而成为非营利艺术机构的佳例。（也是香港地区一直以来的策略）。
除了平台的搭建，还有一种联结功能即教育。以成都A4美术馆为例。由成都万华地产投资的A4美术馆在2018刚举办了十周年庆，前身为A4艺术中心，是一家以展览、推广和学术为主的非营利艺术机构。在2016年成功转型为A4美术馆。虽然A4更多是为经营企业文化的形象而存在，但是反过来企业也给予充分资金予以自主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A4 美术馆的馆长孙莉坦言：虽然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坚持开讲座、做公众的艺术普及，但艺术机构毕竟做不到技能培训，但是能在启发思维性、创造力的角度给观众特别是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家庭、学校课堂之外的“第三课堂”。
成都A4美术馆 （图片提供：A4美术馆）
2.纵向的在场性：社群艺术与社区营造
在此我们可以参考“新村”模式的生长与凝固，这种生态与非营利艺术空间的成长环境极为相似。在经济资本愈发集中化的趋势下，公共空间被私有化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如上海著名的莫干山路艺术区涂鸦墙一带，可以说已成为上海的一处文化地标，而今已经拆除，涂鸦墙背后闲置十年有余的空地已拔地而起了天安地产兴建的新地产项目“1000棵树”，预计2019年底完工。诸如此类空间、场域的职能转换，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如何将城市空间从惯性中、资本圈地的循环中释放出来？民间历史故事、地域特色文化是否同街道空间一同渐渐被消失？
作为第三种力量的“第三部门”
关于非营利机构面临的最重要的经费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政府与社团的关系也经历着微妙的变化。政府从减轻负担、明确职能的角度，希望社团走向“三自”（即：经费自筹、人员自聘、活动自主）的发展道路，最明显的就是逐步减少财政拨款。这样，原有社团就不得不另外考虑获取资源的渠道，并重建自己合法性的基础，这大概就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社团纷纷强调自己的民间性和群众性的基本背景。
社会事业领域逐渐市场化，诱致了部分团体介入或产生新的社团。随着政府和企业改革的深化，中国的改革进程在上世纪90年代逐步深入到社会事业领域，这一领域也开始了市场化的进程。最后，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中国新中间阶层逐渐成长，特别是在大城市。这一阶层构成了民间环境运动转型的社会基础。
成都A4美术馆 （图片提供：A4美术馆）
在《第三力量：美国非营利机构与民间外交》一书中提到：在美国，政府公共部门（Public Sector）通常被称为“第一部门”；商业部门（Business Sector）被称为“第二部门”；既非政府又非商业的非营利部门则被统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形成了第三种影响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主要力量。这个“第三部门”从事着美国所有的正式宗教活动，以及大部分慈善、医疗、文化、艺术、倡议、教育和研究事业，它的工作性质和范畴与中国的事业单位相仿，只是运行方式是在资本市场原则和背景下进行的。美国“第三部门”的做法是否可以为我国所借鉴？将非营利艺术空间纳入文化事业单位的体制，同时也开放聘用制合作社会资源与项目，也不失为增加劳动力的一种途径。
实际上，非营利艺术机构是必须要花资金去运营的，且本身的运营需有筹划和规范化机制，以保障资金使用得当，这样一来，不管有无盈余，都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机制。故非营利机构并不能甫一开始就利用自身“非营利”性质而完全仰赖社会或他人捐助，并抱着“不长久”的消极心态去做事。
北京今日美术馆馆长（今日美术馆是国内非营利艺术机构做得最好的案例之一）高鹏曾在一次访谈中透露：因为美术馆的捐赠款在使用上受到民政局严格监管，不能用于股东理事会的分配，只能用于美术馆自身的再发展。这其实是一条正确且良性的道路，只有做得好了，才有更多资金进入，然后平台才可以做得更大、吸纳更多资金。他也希望美术馆有一个健全的董事会，因为董事会有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包括社会和政界方面的资源，同时也对整个机构的发展有一个比较综合的决策管理以及监审。这一条，对非营利艺术机构的机制建立有启示意义。
政策方面确实因国情而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国外，非营利机构都有配套的项目，比如书吧和商店，这部分的营业收入是它们自己的造血，可以拿回来供应该机构本身的持续发展。但是国内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些可以造血的部分需要注册成不同的公司，所有的收益都必须要缴税。这是其一。其二是国外企业若赞助和支持文化艺术能获得税收上的一些减免。比如新加坡当代美术馆的减免政策是250%，也即投入到艺术项目的资金会在税收部分有2.5倍的税金减免，且可顺延。这是其二。
那么，我们国内是否也可以有一定的税收减免呢？那么情况就会有根本性的不同。而目前我们的生态面临的状态是只能靠个案式的投资人、赞助商来每年固定投入，社会机构、单位和赞助力量要进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城市文化特质更加凸显、人文内涵更加厚实、文创产业更加发达、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优秀人才更加集聚。”—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口号喊出之时，“第三力量”是时候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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