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8有很多方式，本次“凤凰艺术”与中国艺术权力榜合作，集名家之言，以现代化的对话方式，一起“论”过去一年中艺术圈发生的热点人、事、物。
思想无界论坛（Ideas without Borders）作为凤凰卫视领客文化独创的演讲分享平台，从创立之初便积极邀请全球艺术、金融、科技领域的精英进行跨界创意分享。在2019新年之际，再度以“无界”为主题起航出发，面对新一轮的开始，希望能以更广阔的胸怀为艺术生态服务。
年终盘点专题的名单是“凤凰艺术”与“中国艺术权力榜”合作，经授权从2018年度中国艺术权力榜入围候选人大名单中随机选取的样本，没有进入盘点采访名单的并不代表没有入围。最终的 ART POWER 100 榜单及年度单项大奖，请以2019年1月12日官方公布结果为准，将有更多惊喜等待您。
伴随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走过2018年度，在这一年中，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究竟发生了些什么？10年前，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正是在此达到了狂热的顶峰，又在几个月后的“次贷危机”中迅速原形毕露，进入漫长的调整期。十年起伏，在中国当代艺术这般列车上有太多成为一时过客。在市场份额和信心都被逐步挤压的当下，中国当代艺术还能否“收复失地”?
在这一年中，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更多的艺博会崛起，也看到拍卖市场的退烧，在各种各样的展览、学术研讨在2018年如火如荼好不热闹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究竟当下的境况如何，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从艺术市场的角度，“无界”意味着什么？未来的艺术市场各个角色的分工是更细分专业，还是多种角色一起出现？2018年艺术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动向？其中蕴藏着怎样的危机与机遇？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全球的处境究竟如何？如何评判当下艺术品的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去寻找那些在未来拥有市场潜力的艺术家？
注：下列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藏家等的排序以拼音顺序排序。
艺术市场内部的身份应当“有界”
Q：从艺术市场的角度，您觉得无界意味着什么，怎么看这个无界？
董梦阳：我认为的无界，是把艺术市场的东西跨界到别的行业中去，这样更有意义一些。不只是一个艺术圈子的事，应该更广泛地和更多的领域去接触。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艺术不应该是一个小众，而应该更大众，从这个角度上打破界限。
Q：2018年刚刚过去，您觉得2018年对你来说是怎样的一年？还有从你的观察来看，2018年当代艺术的市场在发生哪些变化或者是哪些动向？
董梦阳：我们基本是在做一级市场的事情，2018年不太好，不如2008年。2008年金融危机，大家对未来恐慌，但是市场还有一些积蓄。到了2018年，有点要弹尽粮绝的感觉，缺乏后劲儿。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出现，一开始就跟金融结亲走在一起了。现在宏观经济趋势下行，影响到大类艺术市场，当年疯狂的炒作，也有点强弩之末了。2018年，当代艺术市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萧条的。
Q：中国艺术市场全球化背景下它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否存在着跟界限有关的东西，如果有我们怎么去打破这种界限。
董梦阳：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当代艺术市场中的贡献并不大，也没有那么重要的位置，只是中国体量大，就像GDP一样，全球排第二，但不要妄自尊大，其实我们还是很边缘的。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其历史意义始终是存在的。
Q：您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是怎样的？在这当中存在怎样的机遇和危机，这些机遇和危机之间是否有着一些共同的界限？
董梦阳：中国当代艺术还缺少传播，需要打破传播的界限，让它深入到更多人的生活中去，就像齐白石一样家喻户晓。我们当代艺术家远远不是这样，我们要寻求一种打破界限的途径，思考怎么能更好的传播当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家。市场正在放缓也有它的好处，大家可以更冷静的去思考，这反而是有益的。未来应该怎么走？是一步一步的问题。
Q：从您个人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你个人认为艺术作品它的价值到底是什么？这种价值跟价格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董梦阳：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突出了一个字：贵。艺术品的价值，更多是靠时间来告诉你。是不是好的艺术，是不是经典，时间是最重要的尺度。从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上的价值与价格方面来比较，两者之间是否真的相符？这是我们需要思考和反思的问题。我们可能更应该给更多的人有机会去伴随中国当代艺术的成长，一起走下去。好的东西才会有价值，才能有未来。什么样的艺术品会更有价值呢？人的审美是有其规律的，艺术实际上也是有规律的，不是任意创造和改变的。
Q：在艺术市场相关的不管是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还有藏家这些人，他们之间的身份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在这种身份不断被打破的现状下，你觉得身份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化之后，对我们当下或者未来会起什么样的影响？
董梦阳：未来的界限应该更加精细，各司其职，艺术市场的各个环节要专业，各自在各自的领域专注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界应当是艺术市场向更广泛的市场领域去突破，而不是行业自身内的无界，这不是一个发展的趋势，未来的趋势恰恰应当是更加专业、更加专注和更加细分的市场。
艺术市场每年都在变，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1993 年创立汉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从事歌手包装与推广工作。1998 年任《音乐生活报》副总编辑。1999 年起任唐朝乐队经纪人。2002 年起任二手玫瑰乐队经纪人。2004 年创立北京现在画廊。2012年任摩登天空艺术总监。2018年1月，北京现在画廊在美国洛杉矶市成立了它的姊妹画廊Make Room。
Q：2018年，对您而言是怎样的一年？在您的观察看来，作为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动向？
黄燎原：2018年，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在洛杉矶开了一家新画廊。艺术市场每年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最终也没根本变化。
Q：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的境况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全球的位置？这当中存在着怎样的“界”或“无界”？我们应当怎样去打破这样的“界”？
黄燎原：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是一个独立的市场，跟全球关系不大。艺术市场本来就没界，你有钱可以买全世界。当中国人开始全世界买艺术，这算是哪里的艺术市场呢？
Q：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如何？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危机？在这些机遇和危机之间是否有着共同的“界限”？
黄燎原：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生态挺好的，百花齐放，没大的机遇，没大的危机。
Q：在您多年的经验来看，您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何为？它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发现和评判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以及在未来市场上的潜力？
黄燎原：艺术的价值最终都会通过价格来体现，眼下不必多想。小心耳熟能详司空见惯的东西，买你觉得莫名其妙或者干脆看不懂的作品，它们可能是未来。
Q：无论是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艺术收藏家还是艺术市场的相关从业者，您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市场生态中，打破不同身份的界限，在您看来对当下或未来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黄燎原：人可以有各种身份，古而有之，今天更不稀罕。
2018年属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博览年会
黄予，收藏家、北京子子文化创始人。从古代佛造像、瓷器，到当代的绘画、雕塑、装置与影像，黄予的艺术品收藏之路可谓征途漫漫。2016年5月，黄予在成都当代美术馆举办了“新资本论：黄予收藏展”和“中国青年收藏家论坛”，同年被《Hi艺术》评为“2016年度收藏家”。2017年与黄在联合创办Art Chengdu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
Q：从艺术市场的角度，您觉得这个无界是什么意思？怎么诠释无界这种现象？
黄予：无界，我个人的理解，就像时尚、金融、艺术，包括当代艺术、古董、字画等各个方面，它们都是相通的。
Q:过去的2018年，对您来说是怎样的一年？您觉得在这一年当中，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市场它在发生着哪些变化？
黄予：2018年，内地的博览会一下子出来特别多，人们说2018年属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博览会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其次，私人美术馆、艺术基金会等也在不断创新。第三，拍卖行市场似乎不太好。这是艺术市场上需要关注的三个点。
Q：谈到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这么一种背景下，他的一个位置，你觉得中国的艺术思考在全球的位置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首先他在这个当中，他之后承载着界线这种相关的东西，如果有的话，我们是否要去打破这样的界线？
黄予：中国的当代艺术，从八五新潮开始，一直延续到今，也在不断进步。如今的当代艺术，由于是从西方延续过来的，二战之后才在亚洲及世界其他地方开始生根发芽。中国的一些优秀的美术馆，包括画廊，把国外优秀的艺术家介绍到中国来，把中国的艺术家介绍到国外，这实际都是打开了一个窗口。很多艺术从业者都在做这个努力，通过跨国界的艺术交流，穿针引线，打破界限，让中国的艺术家融入国际，让国际的艺术家融入中国。而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的位置，还是一个整体发展中的国情。
Q：中国现在当代艺术的生态，它的现状是一个怎么样的？在这个现状里面它还有着哪些机遇和危机，而这种机遇和危机之间，是否它也有一些共同的界线?
黄予：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板块其实很小众。机遇就是不断有新的藏家愿意接受和进来，这当中背后的因素，是中国当代艺术还没有普及。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真正从历史课程中去讲述美术史，导致很多大众看不懂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而真正的机遇，是全民普及，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学习它、参与它。危机，就是不要关起门来自己玩。而在收藏领域中，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既在交易层面上，又在道义上，实现自由买卖，而不是收藏家只能买，道义上不能卖，这样的市场，才会越做越活，越做越好。
Q：从你这么多年的收藏经验来看，你觉得艺术品它的价值是什么？它这种价值跟这种价格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而我们应该如何去发现和去评判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它的价值，以及在市场上的一些潜力？
黄予：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判断，大致有四个方面。首先是艺术家本人的能量和他的艺术价值，二是在美术史中的位置，三是签约的画廊所处的实力和水平，第四是他的收藏群体的质量。这四个方面中间缺一个，价格就有可能大打折扣，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标准评判。
Q：现在无论是画廊、艺博会、拍卖行或者是收藏家，或者是跟艺术市场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工作人员，你觉得他们之间这种身份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一个统一的市场里面打破这种身份的界限在你看来之后就是当下或者未来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黄予：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各个身份的打破，其背后的实质是他们从内心真正热爱当代艺术。比如当一个收藏家开始收藏作品，到一定的时候，从这个起点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树根，再长出树木，再长出新的树杈。其中一些人转向了艺博会，一些人转向去开美术馆，还有一些去开画廊。内心都是热爱中国当代艺术，只是有些往这边长，有些往那边长，因人而异。
艺术市场的角色不能同质化
寇勤，男，1961年10月出生于湖北孝感，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先后在林业部办公厅、文化部所属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公司工作。1993年，参与筹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历任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董事副总裁，以及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北京拍卖行业协会副会长等职。现任嘉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兼CEO、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嘉德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嘉德教育咨询中心有限公司理事长、泰康保险集团公司监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监事。
Q：从收藏家的角度出发，您觉得“无界”意味着什么？如何诠释这个“无界”现象？
寇勤：从艺术市场和艺术的学术研究这个角度来看，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促进，发挥积极作用。而艺术机构立足于打通艺术与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之为一种“无界”。
我一向比较主张艺术市场与艺术史、艺术理论之间的互通。以艺术中心为例，我主张它应该是有一定学术指导和学术高度，又是一个包容、多样化的平台。如何拓宽艺术品市场的受众，如何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艺术鉴赏、收藏乃至交易的市场， “无界”这个概念显得尤其好。
Q：2018年，对您而言是怎样的一年？在您的观察看来，作为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动向？
寇勤：我们不能把艺术市场统统定位到拍卖或画廊交易上。其实艺术市场的各个组成部分，在2018年都有积极的表现，各种展览、博览会、艺术研讨、活动在2018年都非常的活跃。
从目前所观察到的一些重要艺术博览会来看，当代艺术部分有了很大提升，而且与国际接轨，融合度日益提高。从拍卖的市场来看，当代艺术的发展还是一个比较健康平稳的状态，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总体来看，还是积极的。
Q：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的境况下，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的位置？这当中存在着怎样的“界”或“无界”？我们应当怎样去打破这样的“界”？
寇勤：艺术的全球化确实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艺术的创作、鉴赏和收藏，是一个比较有个性化的产物。其中能否像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方式去考量？这是大家现在正在思索的问题。
如果从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的传播和影响力方面的提升来讨论全球化，这是一个正面的判断，但最后结果如何，也是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的重要标准。
Q：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如何？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危机？
寇勤：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从市场上公开发布的数据来看，它在整体中国艺术市场中的份额，并不大，继续发展的空间应该很明显。
在艺术创作领域来说，完全的无界难以存在。我们无法忽视艺术家自身的根，自身的文化背景，自身历史上的渊源和影响。就算跨界，突破原有的一些局限，走到海外，也同样有界限的问题，无界，不是绝对的。
Q：在您多年的经验来看，您认为艺术品的价值何为？它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发现和评判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以及在未来市场上的潜力？
寇勤：艺术品的价值和价格，不仅涉及到艺术表现力和艺术史上的价值，同时还涉及经济学市场研究方面的特点。如何能让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用一个良性的价格形态在市场上呈现，并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交易的记录，这是最理想化的追求，但残酷的现实往往不是如此。
比如在市场上，一些大家并不认为综合价值比较高的作品，也会有一个非常高的价格。我们是否有一个话语权，一个标准和一个共识，来促成真正好的艺术价值衡量生态，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价值与价格的循环，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Q：无论是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艺术收藏家还是艺术市场的相关从业者，您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市场生态中，打破不同身份的界限，在您看来对当下或未来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寇勤：画廊、艺博会、拍卖行等，作为它们自身的市场角色来看，各自有所操作或运营的规则的特点和定位。比如拍卖行，其中介色彩就比较重。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应当明确，从事多种市场角色情况下的前提，是要符合现有的市场法律法规，使自己的行为与政策法律法规相适应。
以拍卖为例，艺术市场塔尖的位置，其交易和竞价的特性，比较适应高端艺术品交易，但是它也不能缺乏一个健康的市场土壤。比如博览会，它是一个有更大覆盖面，更广社会性的艺术交易平台，它更多的是社会上的一种艺术鉴赏能力的培养和教育，以及与这个市场相适应的交易规模的运行。
关于市场角色的主要问题是一定不能同质化，画廊、博览会、拍卖行各司其职。现在很多本来是一级市场上的艺术普及，甚至于美育工作，都有拍卖行在里面承担的影子。随着整个艺术市场的发展和健全，各种定位的准确，分工又合作的格局是发展的真正趋势。
中国当代艺术危机无处不在，机遇却总是转瞬即逝
律师执业三十余年，是亚洲资本市场著名律师，2010年荣获国际著名法律评级机构 Chambers and Partners 颁发的亚洲律师界终身成就奖。在律师生涯之外，刘钢热衷收藏艺术品，是大陆最早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藏家之一。
Q: 本次“凤凰艺术”与“权力榜”合作的主题是“无界”。从艺术市场的角度出发，您觉得“无界”意味着什么？如何诠释这个“无界”现象？
刘钢：我理解“凤凰艺术”和“权力榜”提出的“无界”是指破除界限。我的收藏理念是：通过收藏获得超越所处时代的感知。这也应该是一种“无界”吧。
Q: 2018年，对您而言是怎样的一年？在您的观察看来，作为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动向？
刘钢：2018年是一个平稳的年份。在这一年中，中国当代艺术市场仍然不景气，并没有出现任何回暖的迹象。不过我感觉，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回落差不多了，似乎已经到了底部。
Q: 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的境况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全球的位置？这当中存在着怎样的“界”或“无界”？我们应当怎样去打破这样的“界”？
刘钢：总体而言，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当代艺术处在边缘。当然，中国也有几位艺术家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中国当代艺术总体处在边缘的状况不存在着“界”，也谈不上“无界”。
Q: 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如何？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危机？在这些机遇和危机之间是否有着共同的“界限”？
刘钢：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与西方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西方的艺术生态已经培育了一百多年，在画廊、美术馆、博览会、藏家等方面比我们完善的多。中国当代艺术生态最薄弱的环节是画廊。目前的状况，对某些画廊意味着危机，而对另外一些画廊却是机遇。
Q: 在您多年的经验来看，您认为艺术品的价值何为？它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发现和评判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以及在未来市场上的潜力？
刘钢：艺术品的价值体现在不同方面，比如历史、艺术史、人文、生活环境、个人经历等等。艺术品的价值与价格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关联。有一位西方艺术拍卖元老曾经说过：“伟大的艺术品必须价格昂贵。只有贵重的艺术品，人们才会珍惜。如果伦勃朗、达芬奇作品的价格不昂贵，就不会流传到今天。”我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伟大艺术品的高价是自然形成的，而不是人为炒作出来的。
我从四个方面评判当代艺术家未来的市场潜力。第一，艺术家的创作，他（她）在艺术史中有无可能占有一席之地；第二，艺术家的成长经历和参展履历；第三，代理艺术家的画廊；第四，艺术家的收藏群体。
Q: 无论是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艺术收藏家还是艺术市场的相关从业者，您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市场生态中，打破不同身份的界限，在您看来对当下或未来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刘钢：画廊、艺博会、拍卖行、收藏家之间肯定是有关联的。但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人而异。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市场生态中，画廊、艺博会、拍卖行、收藏家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我认为，相互之间应该有明确的界限。这些界限不应该打破的，否则会乱成一锅粥，不利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
当代水墨正在挑战西方当代艺术的狭义主义
余国梁先生是墨斋画廊的创始人之一，一向致力于展出与纪录中国当代重要水墨艺术家的实践。作为策展人和教育家，余先生曾在诸多大学和博物馆的研究项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包括：2007年檀香山艺术学院的“古韵新曲：费神父中国近现代书画藏品展”、2011年中央美术学院的“近现代中国绘画集萃：曹氏默斋藏”，以及洛杉矶艺术博物馆关于17世纪中国绘画的长期研究和展览计划（2012-2017年）。
余先生曾在亚洲艺术学会、三藩市亚洲美术博物馆、休斯顿美术博物馆等各大机构教授古代水墨画鉴赏，并曾在香港浸会大学视觉美术学院的艺术管理硕士课程任教。
此前，余先生曾担任纽约麦肯锡公司战略顾问。他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和符号系统专业双学士学位，以及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余先生是美国国家优秀奖学金、斯坦福大学的总统奖、西贝尔奖学金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福特奖学金获得者（优秀毕业生代表）。
Q: 本次“凤凰艺术”与“权力榜”合作的主题是“无界”。从艺术市场的角度出发，您觉得“无界”意味着什么？如何诠释这个“无界”现象？
余国梁：我们理解艺术最基本的边界，是将“自我”概念与我们所属的“世界”区分开来，这也是将“自我”与“其他”分开的相同边界。“无边界”意味着消除了自我与世界、自我与其他之间的区别。在儒家思想中，我们可以说“天人合一”。在道家思想中，我们可以说“逍遥游”。艺术是人类通过分享主体间的经验、创造共同的社会意识和培养超越的精神或道德意识，超越自我局限的基本手段之一。
Q: 2018年，对您而言是怎样的一年？在您的观察看来，作为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动向？
余国梁：2018年，中国各大城市当代艺术博览会发展迅速。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短期和中期趋势，将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持续。在中国当代水墨艺术中，杭州、香港、台湾，都有关于当代水墨艺术的博览会。而2018年，我们开始从苏富比以及其他的拍卖行中看出，市场正在向初级市场转型，并开始将当代水墨作为市场和客户开发的新领域。在2018年，对于从事当代水墨的主要画廊来说，私人收藏的销售额有大幅增长，而一些重要的国际画廊，也开始向全球观众推广当代水墨艺术家，而墨斋也看到了中国政府对当代水墨进行的更积极和更系统的支持。
墨斋在2018年最重要的发展，是管理团队和艺术项目的变化和提升。学术与市场的结合能够使墨斋成为当代水墨领域的综合平台，在概念上更加开放，并支持最优秀和最有前途的年轻艺术家。因为我们对学术的根深蒂固的关注，墨斋一直处在新水墨领域的最前沿，并正逐渐得到全球的认可。
Q: 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的境况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全球的位置？这当中存在着怎样的“界”或“无界”？我们应当怎样去打破这样的“界”？
余国梁：国际当代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美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和当代艺术实践所界定的。因此，从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汲取其独特力量的当代水墨艺术往往被排除在国际当代艺术对话之外。
在这种观点下，我们应该忽视英欧体制下的狭隘主义，而创造我们自己的话语权——一个中国的或者东亚的话语权。在这种话语权中，我们自己创造理论框架，从自己的文化背景中批判性地评价当代水墨。在我看来，这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是首当其冲的，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创造新的边界的例子，它符合我们自身当代艺术的发展。然而，这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是一旦建立了必要的概念框架，我们就可以以完全平等的方式来评估和定位当代水墨艺术的位置，与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当代艺术对话。世界文化的未来，需要中国发挥其影响力，既缓和英欧文化、社会和经济形式的弊端，又能将人类文化的未来可能性扩大到当前英欧狭隘主义之外。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用这种界限的打破来支持跨文化的交流，进而促进创新和转型。
Q: 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如何？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危机？在这些机遇和危机之间是否有着共同的“界限”？
余国梁：当代中国艺术生态一直与世界其他地方非常不同。也许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太少的美术馆、博物馆和太少的收藏家关注艺术的内在价值；太少的人从事这样一份长期而辛苦工作，并能够深刻而真实地了解艺术在个人成长和历史社会文化方面的价值。相反，我们却在思考如何在短期内变得更有影响力，如何出名，以及如何赚更多的钱。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道德价值观的广泛衰退，艺术界很难摆脱其环境。
好消息是整体的趋势上还是积极的。越来越多的收藏家意识到，从艺术中赚钱不仅愚蠢（因为在中国有很多更容易、更可靠的方式赚钱），而且道德和精神上都很腐朽。那些认真对待艺术和文化的人来说，这些“投机者”是被蔑视的，是被推到市场边缘的，而画廊也开始专注于发展他们自己的专长。在当代水墨领域，包括香港和台湾的十几家中国画廊，都具有严肃、构思良好、研究性很好的策展项目。这些画廊对自己的使命充满热情，虽然需要通过销售来成长和繁荣，但他们生存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支持他们的艺术家和欣赏他们的艺术。中国的私人博物馆也开始投资于研究和管理严肃的公共展览和公共教育，其中一些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划使命和公共责任感。
Q: 在您多年的经验来看，您认为艺术品的价值何为？它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发现和评判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以及在未来市场上的潜力？
余国梁：一件艺术品的价值是一个问题，它的价格是另一个问题。然而，它们是相关的，因为从艺术品作为其所有者的内在价值中获益的财务成本是其市场价格。买一件艺术品就像买一张歌剧院的贵宾季票。这张贵宾票可以让你在一个特定的季节观看任意多场演出。当你去歌剧院的时候，你还可以坐在自己的包厢里。除此之外，还意味着你可以带尽可能多的家人、朋友和熟人去看一场演出。如果这还不够好的话，你可以年复一年的购买这张票，甚至把它传给你的孩子和他们的孩子，一代又一代。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或你的孩子对歌剧感到厌倦，你可以把这张票卖给其他的歌剧爱好者。这时候的价格通常会比你买的时候高，甚至要高得多。
这是对艺术如何将其内在价值传递给其所有者的简单描述。这种价值是非物质的、文化的，甚至是精神的，但它是完全真实的、有形的。这些贵宾票的问题在于价格昂贵，只有相对富裕的家庭才能负担得起。
当供需平衡时，这些“票”的价格与其他市场的价格是由相同的经济规律确定的。艺术市场的独特之处在于没有一件艺术作品与其他作品是完全相同。我们在艺术中所看重的是创造力、灵感、启示、超然的真理，这是人类精神的罕见品质，帮助我们实现自己作为人类的个人潜能。这些品质不是每个艺术家都具有的，也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每个艺术家的作品中的。每一位艺术家，每一个不同的系列或作品主体，以及每一件特定的艺术品，都必须在概念深度、形式实现、艺术史的重要性和稀缺性等因素上得到独特而鲜明的评价。
好消息是，从长远来看，历史在任何时候都能很好地挑选出最重要的艺术家和最重要的艺术品，这种历史评估直接可靠地反映在市场价格中。近现代的艺术家名单中，有齐白石、吴昌石、黄宾虹、傅抱石、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潘天寿、李可染、吴冠中等十几个名字，明末清初，也有十几个名字出现，历史是不是说对了？市场是否反映了历史的判断？
当代艺术收藏家面临的挑战是，我们需要在没有历史利益的情况下判断价值。随着艺术家的发展，他们的市场也在发展，作为收藏家，我们也在发展。它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其中既有乐趣，也有挑战。一个艺术投机者试图从这种情况中获利，他买了我们的“贵宾票”，把它们留在银行里，从不使用它们，也不去看他有权看的歌剧。在等了几年之后，再把这些票卖给真正的歌剧爱好者，价格比他们起初支付的还要高。另一方面，一个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会购买他的票，这样他和他的家人就可以去看歌剧，在智力、文化和精神上丰富自己。艺术不是赚钱的手段，而是把别处的钱变成非物质的、文化的、精神的东西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就像精神上的自我修养，区别在于精神修养是无形的，而艺术是有形的。
Q: 无论是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艺术收藏家还是艺术市场的相关从业者，您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市场生态中，打破不同身份的界限，在您看来对当下或未来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余国梁：我认为，中国的艺术生态系统需要更强大的结构、更清晰的边界和更多的道德行为体，才能取得长期的成功。例如，我认为当策展人组织博物馆展览，然后又像画廊一样通过出售展出的作品来获利时，这就是不健康的。我也不认为收藏家利用拍卖行操纵公共价格，以通过投机赚钱是有帮助的。也就是说，中国的艺术生态系统最终是如何构建自身的，需要在不同的主体之间划出界限，并为道德行为设定指导方针，虽然不必像西方那样。例如，在西方，公共机构和私人画廊之间有明确的界限。
但是，那些追求与公共机构同样优秀或更优秀的严肃策展规划的画廊呢？如果画廊可以通过销售在经济上支持这项工作，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开私人博物馆的收藏家，最终出于真诚的公益意识，支持公共艺术教育，那他们怎么办？私人收藏家不应该被允许为公共利益服务吗？如果一个地方政府资助一个艺术博览会，以换取主办一个大型公共教育项目的组织者，那该怎么办？当公共资金支持私人市场时，这必然是件坏事吗？画廊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展览和艺术论坛，在那里他们出售他们展出的艺术，怎么样？这种组织是有害的共谋还是有益的合作？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我认为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可以证明，中国可以在其艺术生态系统中尝试和采用适合其历史、现在和未来社会文化背景的新型结构。
新青年艺术家的机遇和危机
湖南长沙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艺术管理系（现为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美术博物馆学硕士。北京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理事并担任北京青年艺术发展促进会美术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现为“青年艺术100”总监，北京名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总裁。工作生活于北京。
Q：从艺术市场的角度出发，您觉得“无界”意味着什么？如何诠释这个“无界”现象？
彭玮：从艺术市场的角度出发，对于从事第一线的艺术从业者而言，艺术其实是没有所谓的特定边界的。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上，它可以跟各个方向和各个门类去融通和融合。这个道路会有很多原来你想象不到的可能性。单纯从市场的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意味着无界，就是没有界限，没有边界，艺术没有框，是在它本身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去发生和发展，从而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而这种无限的可能性是与行业行业之间的效果叠加，放大了边界。这个现象是由于我们对于文化艺术越来越重视，才让更多外部环境或者外部的行业进入。
Q: 2018年，对您而言是怎样的一年？在您的观察看来，作为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动向？
彭玮：2018年，在整个大环境中的调整期中，我们也随之相应做出调整和改变一些策略和方向，这是一个动荡和转折以及调整的一年。当代艺术市场的这样一个变化，大家有目共睹，这一年，大家都认为生存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些在一二级市场和拍卖数据上已经得到了一些反馈和风向标这样的提示，确实是一个资本寒冬。
但这样的资本寒冬，在某一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会存在。激励着我们，或使得我们被动的去思考，对现在的情况去调整道路可能的走向。所以2018年，对于整个艺术市场来讲，是一个大家相对需要能够冷静下来，去观察和思考，并做出可能下一个五年或下一个时间阶段的一些重要决策的时间。
Q: 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的境况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全球的位置？这当中存在着怎样的“界”或“无界”？我们应当怎样去打破这样的“界”？
彭玮：中国当代艺术的全球化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似乎都在说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市场上有好的表现或身份地位的凸显。但我在一级市场上的感受发现，其实国外很多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了解，存在某种某种程度上的片面化和同质化。这里面的壁垒是大家相互之间都有的，并长期存在，需要去冲破的。双向交流，无论是官方、民间、学术机构、商业行为，都需要更多的加强，更新彼此的信息，才有可能相互之间加深了解。
Q: 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如何？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危机？在这些机遇和危机之间是否有着共同的“界限”？
彭玮：因为我们本身是做“青年艺术100”，那就从青年艺术家和青年艺术创作的现状上提出我们的观察或是体验。现在年轻的一代，他们有越来越多不同于上一代的新兴想法或方式，有更多的科技手段，而非传统的艺术方式去表达和创作，有一些可能来源于国外，有一些是来自自创，一些是源于传统的再生发。在我们看来，这里面充满生机，也同样充满危机。
在这里，更多是如何创新的问题。青年艺术需要更年轻、更富有创造力的新鲜血液，但很多年轻艺术家的创作，我们却看到了一个老态龙钟的样子。比如那些无病呻吟的主题，或只关心身边细微差异和细小事物的一些创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年轻一辈相较于上一辈，他没有那么多的宏大叙事的命题，但是我们也看到，时代也没有提供这样一个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去扭转，或是需要表现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状。
但是，年轻的艺术家却在体验着这个新时代，不同以往的创作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还是有着未来的可能性存在的。机遇和危机共存，他们需要的不光是国内的艺术系统生态的发展，也需要国际上更大的艺术系统生态，但同时也不盲目去学习或照搬，而是应该思考在新时期下，还有什么艺术的可能性和表达方式，能够更好的表达自己的艺术。
Q: 在您多年的经验来看，您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何为？它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发现和评判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以及在未来市场上的潜力？
彭玮：无论是从经验来谈，还是从定义来说，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的。我们很多人关心的只是价格，可能它更刺激，更吸引人的眼球，但价值决定着价格的天花板。我们在做青年艺术家时，会去发掘和评判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是否有这样的市场潜力和未来增值的可能性。很多人会关心它是否有着某种硬性的标准，但实际上，在我们选拔的，都并不是已经发展和成长得非常完善的艺术家，而是在他的艺术中看到了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带有价值的，是其他艺术家的调性所不具备的，并且还有着一个成长的发展空间。它展现的并非一个天花板，或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而是让人们能够看到未来增长的这样一种想象力。
新青年艺术家的一代，很少有说谁是这个新时代青年艺术家群体的代表，这是不存在的，呈现的更多的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可能性。正因为现在世界观、价值观的更加多元和包容，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发生。没有哪个谁能代表21世纪以来的这样一个青年艺术家的世界，所以，怎么去评判一个艺术家和作品的价值？我们认为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在构成艺术家本身的创造力和对艺术的把控和表现力，这是最核心的。同时，还需要在这些青年艺术家群体背后的力量来推动，促使一个好的艺术家能够被发现和成长。这些综合的因素说明了艺术家在未来的可能性绝非单一的因素。
Q: 无论是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艺术收藏家还是艺术市场的相关从业者，您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市场生态中，打破不同身份的界限，在您看来对当下或未来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彭玮：画廊，艺术博览会，拍卖行、藏家等各个因素构成了整个艺术世界这个生态链。在生态链上，我们常说的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和各自的身份和角色，在这里面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是现在的国内现状，也有很多人是身兼不同的角色，又当球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也存在。所以在这样一个统一的生态系统当中，有一些界限国内被打破了，或是没有禁忌的。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工作角色身份上，都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艺术家就应该是艺术家，应该是艺术的创造者和缔造者，他应该坚守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和角色。那其他的艺术从业者通过一级市场的画廊、博览会的推动下，才有可能让艺术家得到健康良性的发展，进入到二级市场拍卖行，进入到藏家。大家以彼此不同的身份，共同去完善和推动这样一个艺术生态的健康发展，而非艺术家又创作，又自身卖画，又当经理人，去接很多不同的活。虽然现在很多因为生活所迫而身兼数职，去打破这样的界限，但并不是一个长远的健康的生态系统。
大家应该各自在自己的一个身份定位下，尽可能最大限度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各司其职，在正常的轨道上面去运作，藏家不跳过画廊去买艺术家的作品，拍卖行也不直接拿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去拍卖。越过各个环节而达成最后的结果，虽然短时间内来看没有什么问题，但对整个这样的一个生态结构的构建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在市场的疲软下依然有机会可把握
1964年生于山东，从早年放弃体制内工作，创业到北京做企业至今，唐炬已经在艺术收藏领域探索了二十余年。唐炬唐炬一直执着于搭建“50、60后”实力派艺术家架上绘画的收藏框架，藏品囊括了罗中立、何多苓、周春芽、艾轩、赵半狄、毛焰、王沂东、冷军、郭润文、曹力、闫平、刘溢、夏小万、陈丹青等知名艺术家的重要作品。从“唐园”雅聚到创立“美藏汇”，以及规划中的“艺术博物馆计划”，唐炬分享收藏的理念，感染了身边一批艺术爱好者加入收藏的行列。作为中国当代重要收藏家，唐炬在精神世界里依旧保持难得的虔诚。近期借展：2017年9月 松美术馆开馆展借展王伟、毛焰、周春芽和刘晓东的作品 ，2018年6月西安美术馆 何多苓作品。
Q: 从艺术市场的角度出发，您觉得“无界”意味着什么？如何诠释这个“无界”现象？
唐炬：我个人觉得所谓“无界”，可能是一种期待，希望关注并参与到艺术活动的人群越来越宽广，力量越来越强大！目前这个艺术市场的参与者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圈子，从大的社会层面来看参与者非常的寥寥，我个人也希望将来参与的人群范围更加宽广，希望不是一个小的圈子在这儿自娱自乐，应该有更多不同行业的社会精英参与进来，可能这就是我所理解“无界”的一个寓意吧。
Q: 2018年，对您而言是怎样的一年？在您的观察看来，作为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动向？
唐炬：2018年我个人的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中国的艺术市场，总的来说还是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在发展，比如大家对艺术价值判断的共识越来越明确，而且华人圈一些重要的作品一旦出现，也会被众多的人共同去追捧。我个人在2018年还是有不少的收获，春秋两季重要的拍卖会上大概有二十件作品收入囊中，而且基本上也都是个人收藏线索中需要的，对我来说算是收获的一年吧。不过秋季拍卖也就是一个月之前，人们还是感觉有一点恐慌，可能因为大的社会经济层面形势的一个变化，包括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股市的低迷等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再加上大的经济形势可能也是处于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阶段，从收藏家层面也切身感受到资金面的紧张，普遍的感觉这个秋季市场表现比较疲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从大的一个价值趋势认定着眼，这些暂时的波动，也真的算不上多大的问题，把握好了可能还是一个机会。
Q: 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的境况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全球的位置？这当中存在着怎样的“界”或“无界”？我们应当怎样去打破这样的“界”？
唐炬：中国艺术在全球的位置，其实我个人觉得在这方面所谓的有界或无界，是一个相对的问题，可能有的时候有界就是无界、无界反而有了界限。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大家齐心协力，把我们华人自己的艺术下工夫认真加以梳理，建构我们自己的条理清晰层级分明具有广泛共识的扎实系统，去跟欧美争锋。
Q: 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如何？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危机？在这些机遇和危机之间是否有着共同的“界限”？
唐炬：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可能还是跟我们的整个历史非常短有关系吧，目前各方面都还不是很成熟，价值体系还在建构之中，市场层面也会出现一些波动，有时候某一个时期大家比较认可，而且被很多人追捧的艺术样貌可能到了一定的时期就会有些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会受到伤害。这是一种现状，毕竟我们的历史比较短，然后经过了一个时期的野蛮生长，现在需要冷静下来，认真梳理建构我们自己的一个系统。所以这方面我是觉得其实也谈不上什么有界无界，可能大家需要扎扎实实的共同努力，作一些良性的互动传播，扩大艺术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力量加入进来。从世界大的格局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不断上升的地位看，我们的艺术也是拥有巨大上升空间的。
Q：在您多年的经验来看，您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何为？它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发现和评判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以及在未来市场上的潜力？
唐炬：我个人觉得艺术作品的价值，从一个大的时空纬度来判断其实是跟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国力以及未来的国运息息相关，当前从世界格局来看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的地位，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也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量级，横向看优秀的华人艺术家作品与欧美重要艺术家作品之间至少还有十倍的价值提升空间。具体到艺术品本身，我们的文化艺术传承历史悠久，近几十年大的历史变革时代的激厉加之艺术家群体某一时间段的执着勤勉以及真挚充沛的情感投入确实呈现出一批非常珍贵的优秀作品，假以时日他们终将焕发出应有的光彩。至于如何甄选艺术家及作品，我个人的经验是对中国的艺术史以及现实状况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对一些重要艺本家群体也应有一定的研究判断，在此基础上最关键还是要面对某一件作品本身，是否能对你的眼睛对你的心灵产生物理化学的反应，能否有一种洞穿心扉的力量，其实优秀的艺术作品绝对是一种极珍稀的资源，除了需要基本的经济实力之外，还需要缘份！
Q：无论是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艺术收藏家还是艺术市场的相关从业者，您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市场生态中，打破不同身份的界限，在您看来对当下或未来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唐炬：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艺术收藏家还有其他艺术相关从业者，其实这些方方面面都是相辅相成多位一体的，大家应该有大的格局，打破界限齐心协力共同梳理建构属于华人扎实稳定的艺术价值体系，引导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关注艺术支持艺术投入艺术，以争取华人艺术早日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在世界优秀艺术之林争得应有的重要地位。
2018年是考验艺术市场的抗压和应对能力的一年
夏季风，曾经的作家和诗人。2006年后开始涉足中国当代艺术评论，以所经历和熟知的文学思潮来观照当代艺术的流变，介入并致力于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在国内外策划重要展览数十个，具有较强的国际策展能力和经验。近期着重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新的回溯和反思——尤其关注2000年以来呈现出来的艺术思潮与创作倾向，并结合展览、理论与出版，藉此致力构建以本土的策展人、艺术家、批评家为主体，有别于西方的中国当代艺术独特的话语体系。
Q: 本次“凤凰艺术”与“权力榜”合作的主题是“无界”。从艺术市场的角度出发，您觉得“无界”意味着什么？如何诠释这个“无界”现象？
夏季风：“无界”意味着个体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解放，突破以及拓展固有疆域的一种方式。就艺术创作而言，“无界”是常态，是一个艺术家应有思维方式和认知。
Q: 2018年，对您而言是怎样的一年？在您的观察看来，作为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动向？
夏季风：因为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2018年经济整体下行的不争事实，给艺术行业这个非钢需的市场带来不少压力。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艺术市场最大的变化恐怕就是缺少变化，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在稳健中求发展。2018年是考验艺术市场的抗压和应对能力的一年。
Q: 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的境况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全球的位置？这当中存在着怎样的“界”或“无界”？我们应当怎样去打破这样的“界”？
夏季风：正如中国的经济一样，原以为艺术市场在全球的位置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却突然发现它可能比想象中的要脆弱。有些貌似“无界”的“界”，显然并非艺术市场自身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经济大环境助力才能打破边界。
Q：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如何？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危机？在这些机遇和危机之间是否有着共同的“界限”？
夏季风：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危机无处不在，而机遇总是转瞬即逝，越来越商业化的生态环境，让许多艺术家变成了为沙发背后的那块墙面而创作。而现在，舒适的商业温吞水中正在冷却，如果青蛙足够清醒，在市场低迷的时候正视社会现实，突破既有的框架，或许就是一个不错的创作机遇。
Q:在您多年的经验来看，您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何为？它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发现和评判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以及在未来市场上的潜力？
夏季风：在我看来，艺术最大的价值是突破人类固有的疆域、认知和想象力。有时候艺术品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未必是对等的，价格高不一定就有价值。但是有价值的艺术品价格一定不会低，即便是现在低，将来历史也会纠错，会让它回归到应有的价位。
Q:无论是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艺术收藏家还是艺术市场的相关从业者，您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市场生态中，打破不同身份的界限，在您看来对当下或未来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夏季风：美术馆、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藏家、策展人、艺评家、艺术媒体等以及艺术相关的从业者，应该说都是艺术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艺术市场一统于商业法则之下，这样的艺术生态很难说是健康的。而打破不同身份的界限，或许会带来鲶鱼效应，在搅动艺术市场环境的同时，也会激活艺术创作的创新能力 。
百年难遇的时代改革，应跳进洪流放开猛搞
徐震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标志人物，2004年获得中国当代艺术奖（CCAA）“最佳艺术家”奖项，并作为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参加了第49届威尼斯双年展（2001）主题展，徐震的创作非常广泛，包括装置、摄影、影像和行为等。
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双年展均有展出，包括威尼斯双年展（2001,2005）、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2004）、国际摄影中心（2004）、日本森美术馆（2005）、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PS1（2006）、英国泰特利物浦美术馆（2007）、英国海沃德画廊（2012）、里昂双年展（2013）、纽约军械库展览（2014）、上海龙美术馆（2015）、卡塔尔Al Riwaq艺术中心（2016）、悉尼双年展（2016）、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2017）等。
Q: 本次“凤凰艺术”与“权力榜”合作的主题是“无界”。从艺术市场的角度出发，您觉得“无界”意味着什么？如何诠释这个“无界”现象？
徐震：艺术创作基本就在界定和突破之间来来回回，这是个基本出发点。
Q: 2018年，对您而言是怎样的一年？在您的观察看来，作为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动向？
徐震：在地域性市场阶段末期，红利期快结束了，下面要经历一轮国际标准的对抗和接受的过程，不管是藏家，机构，艺术家，都要大洗牌。2018这些信号已经开始出现。
Q：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的境况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全球的位置？这当中存在着怎样的“界”或“无界”？我们应当怎样去打破这样的“界”？
徐震：中国当代艺术对世界很感兴趣，可能这应该也算一种关系吧。
Q：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如何？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危机？在这些机遇和危机之间是否有着共同的“界限”？
徐震：国内好的作品太少，有价值的艺术批评和讨论太少，艺术家创作周期太短，对创造力的不重视和以市场为借口，而实则不专业的创作过多。当然，生态就是要有很多问题才是有机遇的。谈不上危机，好的艺术家每天都在危机中，以冒险为诉求。
Q：在您多年的经验来看，您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何为？它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发现和评判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以及在未来市场上的潜力？
徐震：艺术和艺术品的价值是分离的。判断价值应该是多元并存的，各种噪音共同形成了一种动态判断。把赌注压在艺术家身上是不负责任的，努力把自己做成潜力股才是唯一的出路。
Q：无论是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艺术收藏家还是艺术市场的相关从业者，您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市场生态中，打破不同身份的界限，在您看来对当下或未来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徐震：之前的所有对艺术职业和行业规律的判断和定位都面临危机。发展和变化速度越来越快，更多的其实是价值观的冲突。一方面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方面专业化标准随时都被打破，求变和被变都混在一起。这种大格局的时代变革百年难遇，不要去考虑个人的得失，应该跳进洪流放开猛搞。
中国当代艺术市场需要综合性人才
周大为，1985年生于上海，居于香港和温哥华，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双修艺术史与国际关系。青年收藏家中坚力量，曾是画廊总裁兼艺术总监，艺术基金职业经理人。其产业涉足领域多元，包括金融、地产、互联网、时尚、艺术品等，是中国当代艺术界里最有力的推手之一。
周大为是一位连环创业者，自2003年涉足艺术收藏界，周大为在构建自身收藏体系之外，投资并支持数家各具风格的当代画廊，发起成立国内颇具影响力的艺术交流平台——ART021艺术博览会，并在2018年启动JINGART艺览北京。
Q：本次“凤凰艺术”与“权力榜”合作的主题是“无界”。从艺术市场的角度出发，您觉得“无界”意味着什么？如何诠释这个“无界”现象？
周大为：我觉得“无界”这个词有时候太虚无缥缈，艺术本身已经是在一个很“无界”的边缘状态。
Q：2018年，对您而言是怎样的一年？在您的观察看来，作为刚刚过去的2018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和动向？
周大为：2018年，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整体并没有进步太多。从艺术创作角度、艺术生态角度或艺术展览角度，都没有特别大的进步。在艺术市场里面，因为ART021和西岸艺博会，及一些画廊更加走向国际化些，某些艺术家能进入国际市场，他感觉会相对有点热，但总体来说，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2018年并没有特别多的进步。
Q：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的境况下，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全球的位置？这当中存在着怎样的“界”或“无界”？我们应当怎样去打破这样的“界”？
周大为：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这么多年的努力，因为在艺术创作和艺术生态本身，并没有得到特别多进步的情况下，它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并没有得到特别的领先。可能这几年，中国在国际上更多得到的认知和认可，是藏家的购买力，这其实是从中国当代艺术的购买转化到对西方当代艺术的购买所表现出来的，这对中国本土的当代艺术发展是弊大于利。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当代艺术中的位置是尴尬的，中国自己也没有建立一个体系或得到话语权。我觉得应当最主要解决的，不是“有界”和“无界”以及这个身份的问题，更多的是解决基本功的问题。
Q：在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如何？还存在着哪些机遇和危机？在这些机遇和危机之间是否有着共同的“界限”？
周大为：中国当代艺术本身的体系，无论是学术还是市场，还是生态或平台，它们很难完全按照西方当代艺术的这套成熟的玩法来做，我觉得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一种体系和打法。
Q：在您多年的经验来看，您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何为？它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应当如何去发现和评判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价值，以及在未来市场上的潜力？
周大为：艺术品的价值和价格是两个逻辑，就像艺术和艺术品是两个逻辑一样。在价值这个体系中，有学术体系，美术馆的展览体系，策展人对她的认可体系等等。而艺术价格，更多是取决于市场一级市场的画廊体系，经纪人体系，二级市场的交易体系等等。如果艺术家要有一个长远稳定的发展，他必然是首先在艺术创作本身中经历了一个系统化，而在艺术市场上，也遵守其艺术市场的规律和推动，才能真正为这个艺术家带来长期的市场价值。
Q：无论是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艺术收藏家还是艺术市场的相关从业者，您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在一个统一的艺术市场生态中，打破不同身份的界限，在您看来对当下或未来意味着什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周大为：这个阶段的当代艺术，它已经没有边界了。比如我是一个收藏家，同时又做机构来推动艺术，又做艺术博览会来支持画廊和艺术交易，以前也参与过画廊体系和拍卖体系。这样的身份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有太多的关联交易。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并没有一个话语体系建设得非常完善的地方和规则，它需要一种综合性人才，甚至在未来，全球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组合。正如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美术馆开始有点像画廊，而越来越多的画廊也开始变得像美术馆。我认为未来的当代艺术是没有边界的，只有东西的好与坏，只有市场操作的好与坏和调控的好与坏。
关键字： 内容标签：当代艺术,艺术家,画廊,当代艺术,艺术市场,当代艺术 艺术家 画廊 当代艺术 艺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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