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2019_UCCA毕加索展_回顾毕加索的创作生涯_艺术家-巴黎毕加索博物馆-巴黎-美术馆-时期

2019年6月至9月，中国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作品展“毕加索——一

2019年6月至9月，中国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巴勃罗·毕加索(1881-1973)作品展“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将于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呈现。展览基于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的馆藏，全面回顾了毕加索创作生涯的前三十年。展览囊括106件作品，其中包含32幅绘画、12件雕塑、53件纸上作品，以及由毕加索个人收藏的9件作品，包括马蒂斯、塞尚、卢梭、布拉克、米罗和维亚尔的作品。

​▲ 巴黎毕加索博物馆

目前，本次展览正于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展出。位于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是世界上毕加索作品馆藏最丰富的博物馆。而名为“毕加索：杰作！”大展也是目前为止最完整的一次毕加索作品展，从毕加索创作开始到他去世，共计约1000件作品，其中就包括观众熟知的毕加索作品——— 《小丑》、《山羊》、《泳客》等。

毕加索博物馆涵盖了毕加索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有雕塑、手稿、绘画，还有一些同时期相关艺术家的作品以及部落文化的小物件。事实上，在位于巴黎的展览中，不少作品也都是初次与巴黎公众见面——如藏于西班牙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的《科学与慈善》，这是毕加索早期最重要的油画作品之一。毕加索在16岁时完成了这幅画作，画中描绘的是在医院探病的场景。画中，一名女病人卧在一张简陋的床上，床的两边分别是一名手抱孩童的教会人员和一名医生。其中，医生的形象正是来源于毕加索自己的父亲。

在展出作品中，借展作品包括藏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的《三名舞者》、藏于马德里提森-博内米萨博物馆的《照镜子的丑角》等。在这之前，从未有任何一家法国博物馆举办过展品较为完整的毕加索蓝与玫红时期主题展览。展览从世界各地一举借入的毕加索作品400余件，加上巴黎毕加索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如《看书的女泳客》、雕塑作品《收庄稼的人》、雕塑作品《山羊》等)共约一千件呈现给观众。体量如此丰厚的藏品，来源有两个渠道：捐赠与遗产税。而后者则得益于1960年代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制定的新规：毕加索去世后，他的家族以捐赠画作的方式缴遗产税。

而在即将于UCCA展出的展览中，这些创作于1893至1921年间的作品，共同展示了这位现代艺术史上最为大胆、最具原创性、最为多产的天才——毕加索的艺术创作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此次展览由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策展人艾米利娅·菲利普策划，并专为此次在中国于UCCA的呈现而进行构思设计与组织。

对于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来说，此次展览标志着其藏品在中国迄今为止最丰富全面的展示，这也是洛朗·勒邦自2014年出任馆长以来的首次北京展览。他“为由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领导的国际合作政策进入新阶段而感到高兴”。

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于6月25日来华访问时强调，此次展览与中法两国的文化关系相契合。这与马克龙总统2017年1月访华时所表达的愿望相一致；马克龙总统曾表示，他希望更多的法国重要美术馆能来到中国举办展览，更多中国的美术馆展览也能来到法国。

“毕加索——一位天才的诞生”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毕加索的“手眼训练”时期，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戴帽子的男人》（1895）和《古代石膏像素描》（1893-1894）；他“讲述现代生活”的时期，作品包括《疯子》（1905）和《兄弟俩》（1906）；在“寻找、发明新的艺术语言”时期，他创作了《树下三人》（1907-1908）等受非洲影响的作品；他的“重新设计表现艺术”时期催生出了立体派作品，如《曼陀林演奏者》（1911）和《烟囱旁的男人》（1916）；最后，艺术家“进入舞台世界”，为俄罗斯芭蕾舞团出品的舞剧《三角帽》（ Le tricorne, 1919）设计了舞台布景、服装和幕布。

展览还展出毕加索自身收藏的作品：亨利·马蒂斯的《玛格丽特》（1907）、保罗·塞尚的《黑城堡》（1905）、亨利·卢梭的《女人画像》（1895）、乔治·布拉克的《静物和瓶子》（1910-1911）和爱德华·维亚尔的《摇篮：床上的玛丽—胡塞尔》（1896）。

可以说，展览中所呈现的三十年涵盖了青年毕加索的艺术发现与酝酿时期，其风格经历了从学徒时代的学院派现实主义，到立体主义的伟大冒险，再到战后向古典风格的回归；从蓝色时期和粉色时期交替出现的忧郁和情感相关主题，到他具有开创性的原始主义探索等诸多变化。

UCCA馆长兼CEO田霏宇表示：“对于UCCA而言，此次展览标志着我们实现了自2007年创办以来即秉持的一个梦想，我们不仅展示当代艺术的最新发展动向，而且通过展示现代大师的创作，来审视当代艺术的根基。我们相信，毕加索的故事与我们中国的观众是相关的，因为这里的独立个体仍在继续应对创造力、独特性和革新性的挑战。”

事实上，本次展览与其说是关乎“天才是如何诞生的”，毋宁说是关乎“天才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经典的”。其原因在于，既然可以被称之为天才，艺术家必然具备某种训练无法得到的天赋，天赋则往往伴随着生命的初始就已浮现。而艺术家又如何将这种天才展示给世人，世人又是怎样这些天才之作一步步命名为“经典”，才是展览主题背后的重要脉络。

譬如说，如毕加索一般的艺术家为什么在职业生涯早期就取得如此惊人的成绩？1%的灵感和99%的汗水究竟何轻何重？看看下面这些名单吧：巴勃罗·毕加索 26岁时画了《亚维农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1907年）; 萨尔瓦多·达利27岁前就完成了《记忆的永恒》（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1931年）；米开朗基罗则是在他29岁的时候将完整的大卫雕塑展现给大众——这一切经典艺术作品，都是这些艺术家在30岁之前完成的。

这件《斗牛士》是毕加索人生中的第一幅艺术作品，而此时，他还没有上过一堂正式的绘画课。这件作品不仅仅昭示了毕加索是一位天才艺术家，还暗示着他在一生创作中对于斗牛题材的迷恋。

毕加索的第一任老师是他的父亲何塞·鲁伊斯·布拉斯科，当地艺术学院的绘画教师。随着年轻男孩的绘画水平越来越高，他甚至偶尔会被要求帮父母的画作添添补补。毕加索后来说：“我从来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像谦虚（或者虚假）。或者说，当我12岁的时候，我是像拉斐尔一样在绘画。”

事实上，对艺术经典的不断展出已成为命名经典的进程的组成部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同步乃至同质的过程。可以说，每件艺术经典的形成自身便构成了某种历史线索；某些作品一经经典命名，便开始了一个近乎无尽的阐释和意义增殖、叠加的过程。一部作品被反复、无尽地观看、阐释，愈加丰厚、愈加华美，经典便在经典化的过程中俨然成为经典/正典。

而持续的重新阐释的直接意义不仅在于一次再次地确认经典的价值，而且在于重新赋予其当下性，令现实涌入历史，激活历史文本。而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艺术作品与艺术展览构成了自身的线索，成了原作所标识的一道有趣的、巨大的、绵延的文化拖痕。

在本次展览中，重现了毕加索作品中这些看似矛盾的多种艺术语言，并将之置于它们与其个人收藏作品形成的对话之中，从而突显了艺术家与其前辈和同时代人的密切关系。

同时，女性在这场展览中同样是重要的见证者。譬如，毕加索与摄影师朵拉·玛尔在1935年的相识注定了他们不平凡的关系。朵拉·玛尔陪伴着他度过了这一段痛苦压抑的时光，并且用自己的镜头见证了巨作《格尔尼卡》的诞生 。然而，毕加索又是如何看待朵拉的呢？本次展出的《朵拉·玛尔肖像》(1937年)来自毕加索博物馆馆藏，画中的朵拉摆着尊贵而又奇异的姿势，沉静，充满魅力。

“这是他的自画像。”旅法策展人苏美玉在导览时说道，从本次展览毕加索的第一幅作品，到最后一幅作品(即毕加索92岁的创作)，画中都有毕加索的一双眼睛，既是在看着女人，也仿佛是在看着这个世界。（朱蓉婷）

展览发生于UCCA持续数年的转型与更新终将完成之时，机构逐渐由一名比利时收藏家所有的私人美术馆转变为一个由一群中国理事与赞助人支持，由官方认可的基金会及美术馆。这也是UCCA在完成由OMA主持设计的建筑改造后举办的第一个大型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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