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走进宋庄_画家村-艺术-画家村-艺术节-通州

　　缘起　　1993年岁末的一天，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几个年轻人正围坐在福缘门西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商

　　缘起

　　1993年岁末的一天，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几个年轻人正围坐在福缘门西村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商议着未来的去向，他们是方力钧、岳敏君、张惠平、王音等人。这些人均是较先入住“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他们与画家村一起成长，早就羽翼丰满，成名成家了。尤其是方力钧，自1993年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以来，已经作为“后89” ①艺术思潮的重要代表迅速走红，成了国际艺坛炙手可热的人物。所以，方力钧和他的这几个同伴都希望自己能够趁热打铁，找个僻静的地方创作更多的作品。而此时的“圆明园画家村”，已经被“严正学事件” ②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随着事态的不断升级，影响日益扩大，此事也就引起了高层的注意。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给原本就已经危机重重的“圆明园画家村”，带来了更多的不祥之兆。

　　时至1993年底，就有将要取缔画家村的消息陆续传来。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圆明园画家村”已经处在了风雨飘摇之中……

　　事实上，“圆明园画家村”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本身就有点不合时宜。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中解放出来，打破铁饭碗，仍被视为“另类”与“异己”，尤其是摆脱户籍制度的管束，从外省流浪到北京，更是被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受到体制的排斥与挤压。不过，也正是因为圆明园画家的这种自我放逐，具有某种人性解放的色彩，在转型中国为不少人提供了某种精神样本，故而，也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以及部分高层开明人士的关注。“圆明园画家村”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便声名鹊起，影响力远远越出美术界，原因就在于此，在于它在社会实践中的前卫性。回头看“圆明园画家村”，这既是它的社会意义，也是它的文化意义。然而，如果还原于当时的语境，这却是一种悲剧，引火烧身已在所难免。因为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而在于艺术家的生活方式。所以，也使得不少圆明园画家一味地追求生活方式的“出轨”，追求行为方式的“出格”，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的艺术创作。而这，恰恰正是方力钧等一批已经成功，或即将成功的艺术家们所极力反对的。在他们看来，生活永远只是艺术创作的源泉和素材，艺术家只有通过作品才能真正获得解放。所以，画家村内部的这种观念差异，以及外界对画家村的偏颇认识，都迫使方力钧等人不得不改换门庭，另谋出路。如果抛开现实的客观原因，其实，这也是方力钧等人决定撤出“圆明园画家村”的心理驱动。

　　方力钧、岳敏君、张惠平和王音等人在一起商量的结果是准备向东迁徙，转到北京东郊的通县(1997年升格，改为通州区)发展。这是因为张惠平曾在通州师范教过书，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他还有一个叫靳国旺的学生，是通州宋庄镇小堡村人，曾告诉他那里的许多农民都进城了，留下了不少闲置房，张惠平建议大家不妨去看看。有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通过张惠平的介绍，大家于现实的困顿中，似乎一下子又看到了一个理想的桃花源。于是，决定一起前去探个究竟。我不知道最早他们是几个人来的宋庄，也不知道他们来过几次，但我知道他们到了宋庄以后，很快便决定在小堡村安营扎塞了。

　　1994年，最先入住宋庄的艺术家有方力钧、刘炜、岳敏君、张惠平和高惠君等人，另外，刘炜和方力钧还合伙为当时住在城里的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购买了一处农民的闲置房，算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答谢了栗宪庭当年对他们的提携。随着他们这一行人的入住，稍后不久，从“圆明园画家村”又搬来了王强、王秋人、马子恒、杨少斌、张明强、陈光武、刘枫桦、姚俊忠、邵逸农、鹿林等人，再加上陆续从别处迁入宋庄的任戎、张国龙、左小诅咒等，宋庄作为一个新的艺术家聚集地已经初具规模。自此，“宋庄艺术区”也就拉开了历史的帷幕。

　　宋庄

　　在北京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东延长线咫尺之地，京杭大运河的北端有一座古城，这就是首都的“左辅雄藩”----通州。在通州城北，有两条不可多得的历史景观，造就了北京小平原的自然河流，这就是大运河的源流----温榆河与潮白河。在两河流域之间，有一片肥沃的土地，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艺术重镇----宋庄。

　　宋庄是通州区直辖的一个县级镇，1953年置乡，1965年建宋庄公社，1983年复置乡，1990年建镇。1997年通州升格为区以后，宋庄也随之升级，面积由原来的55.6平方公里扩大到了116平方公里。这个面积相当于四个半澳门的面积，可见宋庄并非置锥之地，而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事实上，宋庄镇下辖有47个行政村，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宋庄艺术区”只是占了其中的极小一部分。艺术家大都集中在小堡村，另外有一些则主要分布于宋庄村、大兴庄村、辛店村、喇嘛庄村、北寺庄村、徐辛庄村、白庙村、任庄村、六合村、小杨庄村、邢各庄村和疃里等处。至于别的村庄，实际上跟艺术并无多少瓜葛。

　　宋庄的地名因何而来?起源于何时?现在都已无从可考。但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期，这里便开始有了人群居住，并产生了较为成熟的文明。后来有文献这样描述过宋庄的滥觞：远在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五帝时代，这些传说中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曾将中原划分为九州，宋庄镇曾属于幽州之域、冀州之土、幽陵之区。传至夏、商及周初，这里先属冀州、后隶幽州，再改辖于周武王分封帝尧之后的诸侯国----蓟。大约在西周中期，蓟微燕盛，同是被周王分封的燕国把蓟国呑并了。于是，这里便归属于燕国……

　　通过后人撰写的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宋庄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不过，尽管宋庄的历史悠久，土地肥沃，但过去却是名不见经传，很少为外界所知。历史上的宋庄值得炫耀的事情并不多，它与中国的重大历史开始发生关系，也基本上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即解放战争时期。那时候，宋庄曾经是“平津战役”的林彪指挥部。然而，虽然那是一段辉煌的历史，但随着后来“九一三事件” ③的暴发，这段历史还是被遮蔽了起来，以至于到今天都鲜为人知。可以说，如果不是艺术家的到来，给宋庄注入文化的新鲜血液，带来勃勃生机，宋庄跟千千万万个中国乡村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乡野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艺术家改变了宋庄，为其打开了发展之门。唐代文学家刘禹锡曾说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艺术家就是宋庄的“仙”，也是宋庄的“龙”。所以，今天宋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仍然还是应该多站在艺术家的角度考虑，为他们争取一点自由创作的空间。因为他们才是创意之源，文化之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画家村解散

　　1994年，方力钧等一干人相继撤出圆明园，就如同抽走了龙王殿的“定海神针”，让“圆明园画家村”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陷入了摇摆不定的窘境。因为方力钧他们都是“圆明园画家村”的主要干将，将帅不在了，军心自然就容易涣散。同时，他们的离去也进一步传递出一个信号，即圆明园并非久留之地，画家村解散只是迟早的事情。所以，随着他们撤出圆明园，余下的艺术家们大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了。欲想跟方力钧他们一起搬走吧，又苦于没有他们那样的经济条件，不能从心所欲，也就只能是心存侥幸等待奇迹发生，走一步看一步了。那一段时间，圆明园的画家们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安的焦虑中度过的，期间发生了几件事情更是加剧了“圆明园画家村”的解体，最著名的事件就是艺术家张东的“撒尿事件” ④。因为这个事件后来被定性为“流氓行为”，被公安部门抓住了圆明园画家不务正业的把柄，也直接成为了“圆明园画家村”被迫解散的导火索。

　　大概是从1995年初夏开始，解散画家村的通知便已传达了下来，直到同年10月发出最后通碟，这期间，“圆明园画家村”的艺术家大都已被迫迁出圆明园，分散到了北京的各个角落：其中一部分紧随方力钧他们之后搬到了宋庄;另一部分也是转到通州，但没有落脚在乡下，而是在通州城里的滨河小区租了楼房;还有一部分则是迁到了朝阳区的东坝河，即今天的望京地区南岸一带……我是较晚才离开“圆明园画家村”的画家之一，赶上了1995年秋的抓捕行动，虽然也曾被带往派出所，但幸运的是没有被收容，而是受到最后警告，不得不在同年10月卷起铺盖卷逃离圆明园。

　　我撤出圆明园之后，既没有迁到宋庄，也没有去往东坝河与滨河小区，而是躲在北大西门的一个朋友家里，度过了人生中极为黑暗的一段时间。直到“圆明园画家村”被彻底清理干净，风声过去之后，我才与画家刘彦、王迈、刘辉、徐若涛和任芝田等人一起，偷偷搬入清华北门隐居起来，在那里开辟了一个新的艺术群落，我把它称之为“清华北门艺术群体”。这个群体的主要成员有：画家刘彦、王迈、刘辉、徐若涛、任芝田、石心宁、马晗、成立和我，诗人俞心樵，以及歌手李建和卢庚戌等人。说是群体，其实大家的联系并不是十分紧密，只不过是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相互为邻而已。实际上，过去的“圆明园画家村”也是这种状态，大家聚集到圆明园，并非有一个统一的艺术主张，而是因为相同的生命状态，即追求自由职业的理想将大家联系在了一起。这正是那个年代艺术家扎堆现象的精神内涵。跟今天的艺术区所具有的商业诉求不同，那时候的自由艺术家们聚集在一起，与其说是为了寻找机会，不如说是为了相互取暖，来共同抵御强大的体制压力。

　　“圆明园画家村”解散之后，之所以又能形成宋庄、东坝河与滨河小区等各个艺术聚点，原因就在于同类相吸。这些艺术家原本都处在社会的边缘，属于人群中的“另类”，只有聚在一起才能相互确认，获得彼此的安全感。这正是艺术家群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散了又聚的原因。“清华北门艺术群体”也是因此而形成的，不是我们不想搬到宋庄，实在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清华园紧挨着圆明园，不仅搬起家来容易，成本较低，而且还能继续感受到“圆明园画家村”的气息。所以，我们这一小部分人还是想方设法地留在了清华园附近。事实上，在清华园一带，我们度过了一段跟在圆明园非常相似的浪漫时光。不过，好景并不长，因为从圆明园出来的画家早已成了众矢之的，我们很快便被当地治安部门发现，并陆续接到通知必须马上搬离。无奈之下，我们又只好各取其道，再次踏上了迁徙之路。我从清华园迁出，转入宋庄落户，得到了不少亲友的帮助，这笔帐我会终生牢记。

　　早期的宋庄艺术家群落

　　1996年夏末，我在宋庄镇的大兴庄从当地农户手里顺利地买下了一个100多平米的农家小院，价格是一万元整。这是1996年的行情，比方力钧他们初到宋庄时已经稍涨了一点。1994年宋庄的房价是一万元可以买下一个几百平米的农家小院，而且是在宋庄镇的核心地段小堡村。事实上，在艺术家没有来到宋庄之前，宋庄一直是一个穷乡僻壤之地，尽管离北京城不算太远，但因为交通闭塞等缘故，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即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万元对于宋庄当地农户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正因为数目“巨大”，让许多宋庄的农民们看到了致富的前景，于是，开始纷纷向画家转让自己多余的院落。我到宋庄的时候，小堡村已经“人满为患”了。先于我到宋庄的艺术家，基本上都落户在了小堡村，人一多目标就大，自然又引起了治安部门的注意。小堡村的村长崔大柏看到了画家们带来的经济效益，为了保护这点已有的经济成果，他向有关部分做了治安保证，并决定小堡村自1995年以后不再引进别的艺术家。无奈之下，后来的艺术家们也就只有向周边其它村庄发展了。

　　我在大兴庄的房子，是先于我来宋庄的原圆明园画家鹿林帮我找的。算起来，他应该是第一个进驻大兴庄的艺术家。鹿林不仅帮我找了房子，而且还作为担保人在我和原房主的交易合同上画了押。说起来，我们与当地村民的房屋买卖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拟一份交易合同，然后各找一位担保人签字画押，便是一手交钱一手交房了。这是自古以来民间通行的交易方式，靠的是信誉。事实上，自1955年土地集体化运动以来，土地便取消了私有制，即便是农民的宅基地，也是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故而不能擅自买卖。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来的城乡差距逐渐开始缩小，人口的流动性也加大了，许多农民陆续开始进城务工;而许多城市居民也因为向往田园生活选择到乡村落户。这就使得农村闲置房的交易悄然兴起，“小产权房”买卖蔚然成风。宋庄的艺术家与当地村民之间的房屋买卖，也属此类。因为是私下交易，没有法律保障，故而，也为后来部分村民反悔，索要原房屋提供了漏洞。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不仅会阻碍宋庄未来的发展，而且还会动摇民间的生存根基，使世代秉承的“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诚信传统化为乌有。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刻不容缓。

　　回到1996年的宋庄，实际上还是一个偏僻冷清的乡村，既没有现在的公交车，也没有现在修缮一新的公路。不仅如此，治安部门对艺术家的监控也一点没有放松，时不时会派人来“串门”，甚至还几次叫停了方力钧在小堡村修盖的工作室，并将摇滚歌手左小诅咒驱出了宋庄……种种这些都无不影响着艺术家的情绪，使我们无所适从。尽管1996年黄永玉老先生也到了宋庄，开始在宋庄的徐辛庄大兴土木，修筑他的“万荷堂”。但黄老爷子是个“意外”，不在原来的“圆明园画家村”谱系，故而，也与多数宋庄艺术家并无瓜葛。就宋庄艺术家群落的整体状态而言，20世纪90年代后期，仍是处在社会的边缘，被体制所排挤。所以，那时候的宋庄，发展速度非常缓慢，直到2000年左右，艺术家的人数也没过百，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从“圆明园画家村”迁徙过来。我曾在多年前写过一篇题为《乡村的失落》⑤的文章，记录了艺术家从圆明园到宋庄的撤退过程，其中透出的灰暗情绪，亦可以作为早期宋庄艺术家群落的真实写照。

　　宋庄艺术家群落的阵痛期

　　从1996夏末年至1999年秋，我在宋庄整整住了三年。这三年是沉静如海的三年，尽管中国社会的变化日新月异，一刻没有停止，但似乎并没有波击到宋庄。宋庄依然沉浸在自足的世界中，缓缓而行。这期间，虽然仍还有治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时地找上门来调查艺术家的情况，但当地领导和村民们出于利益上的考虑，对艺术家还是实行了一定的保护措施。这使得艺术家们终于可以在宋庄安心停靠，暂养生息了。然而，偏居一隅，远离时代的中心，也使得部分宋庄艺术家失落天涯，沮丧消沉。事实上，不单只是宋庄艺术家在那个时期感到困顿，就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状态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都是处在一个激情隐密的时期。艺术批评家冯博一曾以“在地下”⑥一词，概括当时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可以说是相当形象。因为当时中国的主流社会对当代艺术仍持有不同程度的偏见，加之国内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当代艺术市场，所以，除了一部分已经成功的艺术家“墙内开花墙外香”，获得了海外艺术市场的关注以外，多数艺术家都是在困境中潜行，举步维艰。

　　那一时期，我几乎坠入了人生的最低谷。因为与大社会脱节，我在宋庄有一种被世人遗忘的感觉。为了弥补这种内心的失落，我常和一些画家朋友们聚在一起借酒消愁，以此寻找相互的慰藉。可是，借酒消愁愁更愁，低迷的情绪随着酒精扩散，成为一种传染病，越传也就越颓废。所以，至1999年秋，我已彻底绝望，不得不改弦易辙，毅然迁出宋庄，搬到了信息稍广一点的通州城里的滨河小区。不过，尽管我已摆脱了宋庄的“苦海”，进城上楼了，但充满泥香味的宋庄仍是我的牵挂，让我时不时还会回到村里与大伙相聚。这之后宋庄发生了几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一是艺术家王强在2002年吸引外面的投资，准备在中华世纪坛策划一个“宋庄现象----艺术家群落展”。不想，临展之前展览竟被查封，告之不许对外开放。这成为1979年“星星美展” ⑦被禁以来，若干被禁的当代艺术展之一，证明了当代艺术在部分中国人眼里依然如洪水猛兽，不能开释。另外一件事，就是2000年山东艺术家赵鲁军(老三)在大兴庄开办了一家名为“三元里”的食堂。所谓三元里，一是跟赵鲁军“老三”的别号有关，同时也表明在他的食堂吃一顿饭只需消费三块钱。这种低消费曾经一度使得赵鲁军的食堂门庭若市，八面来客，也让不少宋庄的贫困艺术家们找到了自己的饮食乐园。不过，如此不计成本，也致使赵鲁军连连亏损，难以为继，最后不得不宣布倒闭，掩门而去……

　　我之所以着重提起以上这两件事情，是因为这两件事情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象征了黎明前的某种状态。我想，在今天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各地都在提倡先进文化，打造当代艺术平台，展览被禁的事情恐怕已经很难再发生了吧。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铭记过去，铭记那些步履维艰的日子，和曾经多少人付出的努力与艰辛。2005年5月，“三元里”食堂的常客、四川艺术家陶涛在宋庄家中自戕，将自己的青春葬在了宋庄。同年9月，在赵鲁军的老家山东日照，人们在海边意外地发现了赵鲁军的尸体，后经有关部门鉴定也属自杀身亡。这是两起惨痛的悲剧，均发生在宋庄迎来春天之前最冷的季节。有人在这个季节“猫”起来过冬，躲过了严寒。然而，却有人在寒夜中离去，再也没有看到后来的朝阳……

　　发展宋庄

　　英国浪漫派诗人雪莱有一句名言：“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句常被现代人挂在嘴边的话，证明了“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的道理。是的，黑夜让人窒息，但它不会永远凝固，黎明总会挣脱它的枷锁，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其实，历史也犹如人的生命，会经历分娩的阵痛，但过去之后，却是一种新生。

　　2005年左右，对于宋庄来说，可谓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就在艺术家陶涛和赵鲁军相继离去的同时，宋庄也悄然发生着变化，逐渐迎来了它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首先是宋庄镇的领导帮子换届，新来的书记胡介报是学文出身，曾当过通州师范的教师，与最早来宋庄的画家张惠平过去还是同事。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背景使然，胡介报对艺术家的看法与过去的地方官截然不同。他不仅同情艺术家，而且还看到了这些艺术家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对发展地方经济所起到的作用。于是，走马上任之后，便提出了文化造镇的理念，借着艺术家的资源和社会影响，开始了一系列改革计划。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也在逐步改善，随着中国当代艺术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并且成为艺术市场追逐的热点，主流社会也开始转变原来的抵制态度，正面接受当代艺术了。这不仅导致了“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成都双年展”和“北京双年展”等一系列官方举办的大型当代艺术展的出现，也使得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注意力转向当代艺术，一下子让曾经处在“地下”状态的中国当代艺术浮出水面，成为了产业转型的文化引擎。胡介报正是抓住这一时代契机，将宋庄的当代艺术优势挖掘出来，争取到国家支持，使宋庄在2005年底被北京市正式授予“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的称号，从而实现了宋庄从乡村经济到创意经济转型的历史性飞跃。

　　在整合与利用艺术家资源来发展宋庄这方面，胡介报和他的团队具体做了二件事。第一，是成立了一个民间艺术社团----宋庄艺术促进会。考虑到宋庄艺术家与政府之间长期存在的隔膜，胡介报和他的团队没有把促进会放在政府行政部门，而是在民政局注册，除了会长洪峰为公务员兼任，其他主要负责人均从艺术家中邀请，如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被推荐作为副会长，著名艺术家方力钧、岳敏君和杨少斌等人均被聘为鉴事和理事。第二，是定期举办一个大型的艺术展示活动----宋庄艺术节，以邀请专业人员策展的方式，打造宋庄的当代艺术品牌。

　　说到宋庄艺术节，我与宋庄再次发生深层关系正是得益于此。那是2006年春，第二届宋庄艺术节的前夕，胡介报和洪峰通过艺术家王强和马越找到我，希望我能出面帮助他们来一起策划2006年的宋庄艺术节。因为第一届宋庄艺术节是由艺术家自行组织起来，缺乏策展主题和策展理念，故而效果有点不尽如人意。胡介报和洪峰很希望第二届宋庄艺术节能够上个台阶，所以，他们听取艺术家王强和马越的意见，将宋庄艺术节改成了策展人制度。而我自2000年便已从画画转到了艺术批评与策划，并且做过艺术空间，编过艺术杂志，积累了一些艺术界的人脉和策展经验。因而，在第二届宋庄艺术节前夕，他们想到了我。当然，选择我并不完全是因为我的能力，而是我曾经在圆明园和宋庄都生活过，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与许多艺术家也是朋友。其实，关于策展，有很多人资历比我深，能力比我强，但他们却没有我与宋庄的这种姻缘关系。正因为如此，胡介报和洪峰最终还是把宋庄艺术节交到了我的手上。这也使得我在离开宋庄六年之后又重新回到村里，与大家一起为宋庄出力，参与了一段时间的宋庄文化建设。

　　2006年秋，第二届宋庄艺术节在宋庄顺利拉开帷幕，我给这届艺术节取了一个大的主题，名曰“打开宋庄”。意思就是要把宋庄从过去的地方小格局中提升出来，使其变成一个中国乃至世界当代艺术的展示平台。在展览安排上，我采取了分展区制，每个展区都邀请国内国外的专业策展人来策划，从而保障了展览的学术性。同时，我还与学术界同仁们一起策划了艺术论坛，邀请全国各地的一些著名艺术批评家、文化学者，来共同探讨中国的当代艺术，以及文化产业的现状与未来。这成为后来“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的雏形，也为以民间方式组织大型的艺术论坛探索出了一种模式……种种这些实践都得到了胡介报和洪峰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众多艺术家以及批评家、策展人的积极配合。这也成为一种保障，让宋庄艺术节很快便树立起了自己的文化品牌。

　　此后的宋庄艺术节，正是沿着这样一个开放的思路不断拓展，吸引了越来越多国内国外的批评家、策展人和艺术家参与，从而使其成为了当代艺术的重要展事活动之一。应该说，通过举办艺术节，宋庄不仅扩大了影响，而且也带来了不少商机。据2008年的统计，宋庄艺术家人数已飞增至了5000人左右。这是几届艺术节的影响带来的聚集效应。如此大规模的艺术家汇集，无疑也使商家们看到了机会，为他们在宋庄投资文化产业奠定了创意基础，聚合了人气。所以，“投资宋庄”一度成为艺术界，以及文化产业领域的热门话题，让宋庄由此而一跃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重镇，文化创意产业的璀璨之地。

　　反思宋庄及其它

　　“胜地不常，盛筳难再。”这是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用过的句子，表达了他对变化的无奈和对盛世的追忆。相信许多宋庄的过来艺术家也有过类似的感慨，当然，不是因为今天的宋庄比过去衰落了，恰恰是因为宋庄突飞猛进地发展，使不少艺术家感到了“乡关何处是”的失落。这正是发展的悖论。原来，艺术家们选择宋庄，是因为这里相对而言生存压力不大，消费成本较低，适合安心创作。然而，随着宋庄知名度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资本开始涌入宋庄，这无疑会抬高宋庄的物价，增加艺术家的工作成本，从而致使许多贫困艺术家和年轻艺术家们无力再承受这里的高消费，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开，另起炉灶。这样的结果，会使得宋庄在艺术上逐渐失去新生代谢的能力，由此而沦为下一个798艺术区，即从原来艺术家的精神家园，逐渐衍变成艺术品经营者和产业开发商的乐土。历史已有的经验早就证明，世界各地艺术区的兴起往往都是受益于市场，但最终还是会毁于市场。比如纽约的东村，巴黎的左岸，伦敦的东区等等，原本都是城里的贫民区，却因为艺术家的到来而声名鹊起，最后又无一例外地被画廊、酒吧、饭店、俱乐部和设计公司等经营机构所挤占。这几乎已经成了艺术区发展的一个模式，也是艺术家在商业社会逃脱不了的宿命。对此，我们除了叹息，还能做何解呢?

　　其实，早在宋庄文化造镇之初，宋庄的当地领导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为了避免艺术家资源的过快流失，他们曾设想在宋庄艺术区周边开辟一些廉价的艺术区，以供贫困艺术家和新来的年轻艺术家生活与工作。但这仅仅只是设想而已，很难实现。因为在一味发展经济的狂潮中，一切都被看成是商机，不可能会有人将有利的地理资源闲置起来，做折本的买卖。何况中国的地方官员都只有几年任期，宋庄未来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由一两届领导说了算。故而，保留宋庄的廉价艺术区只能是一种愿望。好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艺术家是活的，总会择良地而居，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之地。所以，即便是未来的艺术宋庄不复存在了，还会有别的庄，别的村兴起，成为艺术家的天堂。只是在这种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会苦了那些真正的文化建设者，使他们试图通过文化和艺术来树俗立化的计划无法安身。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曾把自己在宋庄的状态比喻成“乡绅”，表明栗宪庭看到了现实的悲剧，希望重新拾起一种丢失的传统为民表率，垂范乡里。然而，乡绅虽犹在，乡村社会的背景却一去不返了。当今社会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变化已然成了常态，人们都在各种机会主义的夹缝中游离、流动，早就身如浮萍，无依无根了。所以，“乡绅”也只能成为一种悬置的理想。事实上，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现代社会，乡绅也好，文人也罢，都只有向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转换，才能身先士卒，实现其文化启蒙的价值。而这，正是当今“公共知识分子”兴起的背景，也是当代艺术作为一种文化批判力量，区别于传统艺术作用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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