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重庆森林——一个亚洲伦理城市样本_亚洲伦理城市样本-他们的-大学城-媒介

　　重庆是怎样的森林?再多论述也不及一则“下半城”故事，让我们暂且放下当代艺

　　重庆是怎样的森林?再多论述也不及一则“下半城”故事，让我们暂且放下当代艺术这个包袱，一起跟随艺术家进入具体的重庆城市空间里。既然“媒介即讯息”，媒介的身体就是另一种媒介。当代艺术也不过是一种媒介，艺术家的工作是链接关系的载体，是一种衡量社会关系的尺度，尺度作为他们的延伸参与了世界，他们作为个体和集群发起行动，从而形成一种“后规划”的概念——半无政府的、适应性强的、无秩序的开明体系，即从实践开始的学习过程。

　　在人类住区发展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城市扩张和人口聚集，全球经济体重组形成了全球控制链。利益原则是资本盛衰的驱动力，该原则不会被轻易动摇，传统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促成无处不在的贪婪和贫困。以欧洲为主导的城市现代化模式，自诞生以来就缺乏从现实得来的基础论据，城市规划来自专家们对于一种生产方式考察后的复制，长久以来，城市发展太过于忠实“机器城市”的运作理念。对于亚洲城市中心来说缺乏可靠地城市理论，欧美现代化的一些传统理论已经难以适用于亚洲的城市思考和建设，延续着以上的深层危机，草率的延续着“机器城市”的概念。另一方面，多样性正成为了单一的宣传符号，它掩盖的是多样性缺失的真实情况。

　　重庆自直辖21年来也未能幸免，过去重庆的下半城是劳动者的空间，而今天欲望的注视使下半城退回了原始森林，自组织的游泳队和钓鱼爱好者依旧在这里嬉戏。相比被锁死的上海，重庆仍有喘息的空间，游客完全无法进入没有被开发的黄桷坪，闲置的欲望能量停留在以实用目的维系的交通茶馆上空。网上流传一种说法，“重庆是没有中产阶级的城市”，从公园、茶馆到坡坎、码头，棒棒、艺术家、小业主享用同一场域，时不时还能产生对话，如此的公平空间承载了不同阶级、不同年龄的共同记忆，容许共同空间的使用和不确定性。

　　展览将重庆作为田野，去提供和书写一系列具有差异性的重庆伦理城市样本。回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正式发布，其中描述了当时所面对的客观情况，定下在整个布局下发展重工业，同时不能忽视农业和轻工业，重庆的三线建设正式从此开始。鲍大宸、董勋、吴剑平连续多年在相距大学城不远的“炮校”考察，50年代“炮校”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转型，因为历史原因逐渐与苏联脱管，建立了和学习紧密关联的生产方式，炮校也是非严格意义上，重庆大学城的第一所学校。

　　1997年对于亚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重庆第三次直辖也在同一年完成，多少个体生命在浪潮中迁入和离开。重庆周围地区的农业从业者纷纷离开田地，进入城市，因为没有手艺只能以个体劳动力生存，今天城市交通的发展使得他们的生产工具发生改变，很快将被更现代化的工具替代。随着朝天门市场的搬迁，体力劳动者将不得不重新谋求出路，《重庆漂移》项目正是记录了97年之后不同个体的城市游牧，他们在浪潮中标记自身。

　　基础建设不断升级，一方面带来便利舒适，也挑战了对于个人定义空间的权利，将本属于群众的城市空间暴露在治理术的监管下，《螺旋控视》项目试图提供一套人人都需要掌握的城市生存法则——城市消失术。在另一端，几十年里接待各个县城来客的码头，在城际高速和大桥的完善后告别了历史，再也看不到形色匆匆，赶船和离开码头的人群，通过航运来到重庆做买卖的居民，原本的挖沙业也在近期停滞，彭文彪的新作将带我们想象码头的风云流变。

　　大学城相对于黄桷坪而言，地势平坦，容易整体改造，资本和城市化机器模式无缝嵌入其中，转换成各种教育套餐和生活套餐来变现。青年人在大学城寄居着，给他们的选择越来越狭窄，如同被困在洞穴里的空白，连连发出焦虑和彷徨的波长。项目《魔幻桃花源》记录了身在其中的青年在空白中留下的痕迹。

　　香港电影《重庆森林》以香港早期低端全球化作为案例，谈及加速的空间和全球化带来的情感虚无，而被誉为关灯香港的重庆给我们提供了另类的全球化范本，她遵循实用主义的生存法则，不以“机器城市”为建设模板，她帮助我们带着“去依附”的意志，从实践中得到文化自信。这里并不是要去改变“西方”，而是在我们内部去面对“西方”，争取公平的空间，容许劳动者也有各自的生存和活动序列，从全球控制链中挣脱，形成隶属于自身的政治、文化、经济体。让我们再次成为激进生命，因为争夺空间就是争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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