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言：“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
研讨会现场
1917年，亚东图书馆灵魂人物之一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得益于他的大力推荐，“亚东”获得了北京大学出版部书籍在上海及南方地区的经理权，由此经营出现转机。同年，“亚东”的另一灵魂人物胡适也进入北大担任教授，三十年后担任北大校长。
展览现场
亚东图书馆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的一颗明珠，在20世纪上半叶与韬奋书店、商务印书馆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汪原放是亚东图书馆的骨干编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作为亚东图书馆的灵魂人物，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有识之士，通过出版——胡适留美回国后，毫无保留地将其著作在“亚东”出版——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与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进程。
《胡适留学日记》
《胡适留学日记》封面
鉴于亚东图书馆、陈独秀以及胡适对于新文化运动与20世纪现代中国的重要影响，在新文化运动105周年和亚东图书馆珍贵文献现身之际，“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的举办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展览现场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于8月25日-31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启幕，展出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等9种重要文献，这也是尘封百年的亚东遗珍首度集结面世，包括目前最完整的《胡适留学日记》手稿、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以及胡适与友人往来信札等——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文化遗产”，学术界对其文献价值、文化价值、时代意义甚为瞩目。
亚东图书馆——历史策源地，革命功勋场
汪原放是亚东图书馆的骨干编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作为亚东图书馆的灵魂人物，汇聚了一大批文化界的有识之士，通过出版——胡适留美回国后，毫无保留地将其著作在“亚东”出版——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与波澜壮阔的现代中国进程。
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的“文化出版与传播中心”，是出版人的乐土。现代出版发行家汪孟邹1913年在上海创立亚东图书馆，其前身为安徽第一家新式书店——安徽科学图书社，在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迁至上海——很快成为新潮思想与进步文化的活跃阵地。后来还经售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主办的《政治周报》《毛泽东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等革命刊物，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汪孟邹致陈独秀信札
《胡许通信集》手抄本
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章宏在谈到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的关系时讲到，陈独秀和亚东图书馆的创始人汪孟邹的关系极为特殊。因为陈独秀和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是至交。汪希彦早逝，临终之前把自己的弟弟托付给了陈独秀。
而关于亚东图书馆的建立，他讲到汪孟邹1903年在芜湖办了一个科学读书社。第二年陈独秀就到芜湖办了“安徽书画报”，汪孟邹从芜湖到上海去办书店，是陈独秀竭力促成的。因为陈独秀的眼光要比汪孟邹开阔得多。到1936年，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家出版机构一年的图书量占全国总量的71%。所以陈独秀对上海的变化非常乐观清晰，他力促汪孟邹到上海去发展， 1913年汪孟邹带着他的侄子汪原放到上海，在司马路今天福州路那一块租了一个小房子，外面挂了一个洋铁皮的“亚东图书馆”的牌子，就开张了。
胡适致汪原放、章希吕信札4通
亚东图书馆的名字也是陈独秀给起的，亚东图书馆的开馆序言陈独秀写的，亚东图书馆的办馆宗旨也是陈独秀给定的调子，所以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的关系，密切到了可以说不分彼此的地步。汪孟邹对陈独秀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但是很遗憾，汪孟邹缺乏经营的头脑，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想要在亚东图书馆出版，汪孟邹将之介绍到了“群益书社”，如果没有汪孟邹与《新青年》杂志失之交臂，也许我们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写法可能又是另一种写法。
《胡适留学日记》：民国五大日记之一，迄今公开最全本
《胡适留学日记》是民国五大日记之一，记录了其在留美期间的社会见闻、对时代的困惑与思考，是大时代背景下中国一代青年的内心独白与思想演变。
《胡适留学日记》最早由上海亚东图书馆以《藏晖室札记》为名，于1939年整理出版。此后，商务印书馆、安徽教育、湖南岳麓书社等多家出版社均依照“亚东版”，以《胡适留学日记》为名重印出版。
“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胡适留学日记》皆为胡适亲笔手稿，共十八册，五十余万字，且在日记手稿中随文黏贴了四百五十多张珍贵照片及中英文剪报。“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相较现有各版本，首次集结展出胡适1917年归国后所写的《北京杂记》和《归娶记》，有效填补了现存日记中两年空白，被学者陈子善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胡适文献发现。”是《胡适留学日记》迄今公开发现的最全本，有力补充了此前学术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疑案。
胡适留学日记集合
其一，有效填补了胡适与新文化运动文献研究空白。现有上海亚东图书馆版、商务印书馆版、台湾版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版所有的《胡适留学日记》各版本中，均未涉及《北京杂记》和《归娶记》，在《归国记》1917年7月10日结束之后直接跳到1919年7月10日，这空白的两年正是胡适酝酿和倡导新文学及新文化运动的极为重要的两年，具有重要的学术文献价值。另，《北京杂记》明确了胡适与钱玄同的首次见面时间——1917年9月11日，可补钱玄同日记的失记，钱玄同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和急先锋，最早给发难者以强有力的支持。
其二，解密胡适思想成型之路。《北京杂记》记录了胡适归国后处于重要思想交汇期的读书札记，从1917年 9月11日至11月30日期间，有围绕方东澍《汉学商兑》的阅读和辨析，也有围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阅读和辨析等，读书之多，涉猎之广，思考之勤，对胡适后期思想的成型有重要作用。
胡适留学日记
其三，有效增补胡适诗歌创作。《北京杂记》中有多处胡适自作诗词的记载，《归娶记》中有对胡适组诗《新婚杂诗》的记载，与以后正式发表的定稿在次序和字句上均有所出入，对胡适诗歌创作研究是有效增补。
其四，解决胡适私人生活悬案。《归娶记》明确了胡适的婚期，解决了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解决的悬案。文中记载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如对江冬秀的第一印象、婚礼的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甚至结婚礼堂的平面图，揭示了胡适的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颇为详尽。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哲生讲到，从胡适写《藏晖室札记》的动机来看，他是给自己看的，我们说写日记有两种：一种是写给别人看的。一种是写给自己看的，胡适明确地说这部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这本书带有“思想自传”的性质。
胡适留学日记
胡适在他的《自序》里也说“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自序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所谓“绝好的”在我的理解是完全真实的呈现，没有任何虚假做作的成分。胡适还说这17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所谓“赤裸裸”三个字也可以说是真实呈现最好的证明。这样的自传体书在西方可以看到卢梭的《忏悔录》、《邓肯自传》，但是在中国很少见。
“《胡适留学日记》是胡适留美学生的生活的一个自供状，胡适在自序中说他记了打牌、吸烟、因为感情冲动突然变成一个基督徒，记了他发奋要替中国家庭社会制度辩护，记了他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参加美国的政治生活，到处演说等等，还记了他的友朋之乐。对于没有记的特别加以说明，他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影响，为什么札记里没有记，特别作了一个说明。胡适最后说这是我留学时代的自传。”
欧阳哲生表示，《胡适留学日记》是中国留学生群体学业思想、生活、交谊的唯一记录，也是最好写照。
胡适留学日记
“我常常说要了解近代中国留学生史最值得推荐一看的书籍就是《胡适留学日记》。要把胡适的这部日记与当时中国国内学术文化状况做一个比较，将胡适与留学生群体其他人员做一个对比我们就很自然地能够得出这个结论。后来留美的梁实秋先生曾感慨说我读过他的日记深感自愧不如，我在他的那个年不知道读书的重要性，而且思想也尚未成熟，如果当年我也写一部留学日记内容的贫乏与幼稚是可以想见的。这是梁实秋先生纪念怀念胡适的一篇稿子里写的。现在看到《留学生日记》相对比较多。《无名日记》、竺可桢日记也有记录留学生活，还有没有公开出版的《赵元任日记》。如果把出版的日记进行比较就可以出他们当时的思想段位、高下和超前的程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宋广波也讲到：看留学时候的日记和札记，胡适他的札记当时在写的过程中就是一个交流思想的文章，现在根据胡适当年往来的函杂，根据一些传记材料，当时看过胡适先生日记和札记的人有好多人，他的日记和札记当时有一个自己明确的定位就是交流思想，自己的成长，把这段日记札记来看，好朋友来评点。
“今天有幸看到留学时期的日记和札记实在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学术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贝。首先它有文物的价值，对学者而言更重要的是文献的价值、史料的价值。这个盒子里边放的东西绝对是一个怎么估量都不为过的这么一个学术宝库。”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20世纪大论战 开学界新纪元
陈独秀所著的《<科学与人生观>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旗帜鲜明地加入到“科玄论战”中，使得这场轰动20世纪文化思想界的“世纪大论战”暂告一段落。
“科学与人生观”是20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场著名的思想论争，也称“科玄论战”，被梁启超誉为“替学界开一新纪元”。三大派别玄学派、科学派、以及唯物史观派，就科学与人生观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几乎全部参与其事，论战文章字数高达“煌煌二十五万”。“科玄论战”表面上是中西文明异同优劣之争，深层剖析是关于哲学的物质与精神关系之争。在论战暂告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三派的观点还是不断再起。“科玄论战”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对中国哲学与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集合
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对科学与人生观及其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客观且详尽的解释，最终使论战暂告结束。他写于1923年12月20日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表达了他同时要对玄学派、科学派在两条战线上作战，既批评了玄学派张君劢“九项人生观”等“怪论”，也批评了科学派丁文江的所谓“存疑的唯心论”。他指出，“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个重要派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加入科玄论战之中。
“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原稿，是陈独秀送亚东出版社的手写终稿，自“亚东”出版之后百年间从未露面。与后来刊印的各版本相较，手稿内容出入不大，但保留了陈独秀对序文重点的圈红标识，这对于解读陈独秀的思想轨迹、理解这场世纪论战乃至20世纪哲学思潮具有重要的文献补充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胡适研究会会长耿云志先生在讲到陈独秀与胡适的所代表的两方论战时讲到，我们要重温这篇《序》自然会重温那场很重要的争论。陈独秀和胡适都有点儿埋怨，说这场争论中大家都跑题了，他们两个看法一样，但又有不同。
陈独秀说大家应该对科学到底能不能支配人生观作出明确的回答；陈独秀是说大家应该对于科学到底能不能支配人生观的问题要作出明确的回答；胡适说讨论本来是讲“科学的人生观”，结果大家都没有具体详细地论述科学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样。
两个人最大的分歧是涉及到“历史观”的问题：陈独秀说他要给书写《序》重要的动机之一就是发现胡适这派人批评张君劢，反对科学的说法都不彻底，陈独秀看来这些人不肯承认唯物史观。假如要承认唯物史观就可以彻底驳倒玄学，驳倒张君劢反对这些人的说法。他的文章里说胡适应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站到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来。
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
胡适明确回答：这一步我是不肯进了，不能再进了。胡适为什么不赞成陈独秀极力提倡的唯物史观呢？根据关于这一场争论的直接材料来看，耿云志认为胡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他认为陈独秀把唯物史观说的太简单了。他解释所谓张君劢提出的九种人生观都是讲封建宗法社会，都用这个来解释。胡适说历史观如果这么简单就不可信了。关于唯物史观类似陈独秀看法的人很多，把唯物史观讲的非常之简单，非常之粗糙。实际上唯物史观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恩格斯晚年给他的朋友写的信里面好多封信都谈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好多人误解唯物史观，看成简单几句公式话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所以胡适认为靠不住，这么简单，什么都用封建宗法社会来解释太简单了。二、胡适不赞成唯物史观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实验主义的信徒。实验主义最重要的核心观念是经验，经验这个东西既可以做唯物的解释，也可以做唯心的解释。所以胡适说对于唯心、唯物的问题实验主义采取不了了之的态度。用流俗的观点来看好象有点儿滑头主义，实际上这是一种影响力很大现代哲学的一个观念。
对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需要重新加以评估，耿云志觉得这个争论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是张君劢提出来东方文明主要是指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主要是一种物质文明。他认为科学只能够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搭不上关系。我认为这个是最核心、最要害的问题，当时争论的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只有吴稚晖那篇四五万字的长文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因为他的文章太冗长，人们反而没有太清楚主要谈的是什么东西。这场争论过了三年之后胡适发觉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专门谈、批评所谓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的观点。
胡适基础所谓中国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他说：“这种受物质环境拘束与支配不能跳出来，不能用人的心思智力来改造环境、改良现状的文明是懒惰不长进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这种文明是可以恶意而不是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根据胡适这段话在他看来东方中国的文明不追求物质上的进步，不追求科学的发明与发现，这样一种文明恰恰不能满足精神文明的需求。所以根本不配称为精神文明。反过来胡适对西方文明是这样说的“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指挥寻求真理，解放人的心灵，改造物质的环境，改造社会政治的制度，来磨人类最大多数最大兴趣。这样的文明应该能够满足人类精神上的要求。这样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绝不是唯物的文明。”张君劢认为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西方文明是科学只能创造物质文明，是不足道的，无法跟中国精神文明相比。胡适恰好相反，他认为所谓中国精神文明实际上是完全在物质压抑之下，人们精神上不能得到解放，而西方在物质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能够充分满足人们精神上的各种需求，那才够得上精神文明。
胡适《跋<红楼梦>考证》：开启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
《跋<红楼梦>考证（一）（二）》是胡适在20世纪红学论战中极为重要的史料，也是文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亚东图书馆遗珍”特展展出的胡适《跋<红楼梦>考证（一）（二）》原稿，可以在手迹中管窥具有时代性的思想轨迹，对新旧红学的研究起到助力作用。
胡适 《跋《红楼梦》考证(一)》手稿四纸
“红学”自光绪年间盛行，直至民国后，研究热情不减。其中，以胡适与蔡元培的研究成果最为瞩目。胡适于1921年出版《红楼梦考证》，将红学的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将真事隐去”的自传结论，自此开启红学研究的新时代，俗称“新红学”，并对过往红学研究予以尖锐批评。过往红学的代表人物蔡元培难以接受，在自己考证《红楼梦》的研究《石头记索引》第六版中表示胡适的观点不能征服他。胡适随后发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其中含“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榷”，指出蔡元培所用方法过于守旧。两大学者就《红楼梦》不同的研究视角展开了一场轰动一时的论战。蔡、胡之争并无结果，两人各执己见。但这场论战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20世纪新旧红学之争”，使得《红楼梦》这部文学经典在特定时代语境下不断获得全新的阅读视角。
学术影响持续发酵，影响深远的大时代
亚东图书馆珍藏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在北京现身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同时加深了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百年前中国大变革时代文化思潮的理解。其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艺术馆展出，也是对于逝去的亚东图书馆、商务印书馆、韬奋书店三足鼎立出版格局的呼应；百年已逝，无论是科玄论战，还是胡适日记，乃至新旧红学之争，对于在历史中理解今日之中国大时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陈独秀
胡适
汪孟邹
汪原放
图片右侧较高的楼房为亚东图书馆旧址
8月31日北京站落幕之后，“亚东图书馆遗珍——陈独秀、胡适重要文献特展”将开启全国巡展，重访亚东图书馆、陈独秀、胡适生命中最重要的另外4座省市，9月初前往上海、南京、杭州，最终回到陈独秀与胡适的故乡安徽，以“一座‘图书馆’，两位文化巨擘，一场新文化运动，百年中国史”为寻访蓝图，以特展、学术研讨会、专题短片为形式，开启一程跨越百年的文化寻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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