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4)

三、《孝经》体例与子思的文风  


    传统的看法认为，《孝经》为孔子或曾子所作。《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孝经》所记为孔、曾问答，但编撰者未必就是孔、曾。《孝经》起首即云“仲尼曰”，仲尼为孔子之字，古人以称字为敬，孔子岂能称己之字而自尊之？ 《孝经》又屡云“曾子”，若果是曾子所作，又岂可自称为“曾子”？是亦非出于曾子之手。 


    朱熹以为汉初齐鲁间陋儒所作：“《孝经》独篇首之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然皆齐鲁间陋儒纂取《左氏》诸书之语为之。”姚际恒曰：“是书来历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但是，《吕氏春秋》的《察微》、《孝行》两篇已征引《孝经》之文②，是为《孝经》至迟在战国末年已经存在的强证；而且《孝经》在汉初即已立博士，授受端绪明晰，决不可能出于汉儒之手。 


    如此，《孝经》为先秦旧籍，为孔曾以后、《吕氏春秋》成书以前七十子或其后学所撰已无可疑，但具体分歧依然存在。 


    唐仲友《孝经解自序》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孔子为曾参言孝道，门人录之为书，谓之《孝经》。”此说不能举出证据，乃想当然而言。 


    何异孙认为“《孝经》只是曾子门人所记”。《礼记》有《曾子问》一篇，《大戴礼记》有《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以及《曾子制言》上中下三篇，共九篇，均出于曾子门人之手，而其体例、风格与《孝经》截然不同（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论述），故此说亦颇难成立。  


    王正己《孝经今考》认为《孝经》思想有五点与《孟子》相同，故大概可断定为孟子门人所作，其成书早不过庄子时代，晚不出《吕氏春秋》成书时代。武内义雄《先秦经籍考》也认为《孟子》中多有绍述曾子之语处，与《孝经》深有关系。我们认为，《孝经》与《缁衣》属于同时代的作品，而郭店楚简的出土，证明《缁衣》的年代不晚于战国中晚期，也就是说要早于《孟子》，所以《孝经》为孟子门人所作的可能性不大。  


    《经义考》卷二百二十二引冯氏说云：“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语，乃称字，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细检先秦儒家文献，称“仲尼”者，除《孝经》、《中庸》外，尚有《礼记》之《檀弓》、《文王世子》、《礼运》、《祭义》、《仲尼燕居》等篇，以及《荀子》的《非相》、《非十二子》、《仲尼》、《王霸》、《大略》等篇，冯氏的证据不能成立。但是，冯说却启发我们从文风体例上将《孝经》与子思相联系。《孝经》的特殊体例，以往很少有人注意，郭店简的发现，使我们蓦然回首，它很可能就是解决《孝经》作者问题的突破口。  


    《孝经》凡十八章，每章文字皆有定式，大较言之，多由两部分构成，前段为“子曰”云云，后段引《诗》、《书》相呼应，如： 


    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 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天子章》）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士章》）  


    朱熹对《孝经》体例颇不以为然，认为文中《诗》《书》语为后儒所窜入：  


    熹旧见衡山胡侍郎《论语说》，疑《孝经》引《诗》，非经本文，初甚骇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为信，而《孝经》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书质之沙随程可久丈。程答书曰：‘顷见玉山汪端明，亦以为此书多出后人附会。’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察，其论固已及此。（《孝经刊误跋》）  


    朱熹不仅认同胡宏等人之说，而且以《孝经》所引《诗》《书》为后儒所羼入。朱熹分《孝经》原文为“经”与“传”两部分，认为从首句“仲尼闲居，曾子侍坐”起，至第六章“孝无始终，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是孔子与曾子问答之言，而为曾氏门人所录者。“疑所谓《孝经》本文止如此。其下，则或者杂引传记以释经文，乃《孝经》之传也”。朱熹认为今、古文《孝经》将此析分为若干章是出于无知，而其中的《诗》《书》语更是阻断经文，“而后人妄分以为六七章（今文作六章，古文作七章），又增‘子曰’及引《诗》、《书》之文以杂乎其间，使其文意分断间隔，而读者不复得见圣言全体大义，为害不细。”因此朱熹将此六章（古文为七章）合为一章，将其中的 “子曰”’二处、引《书》一处、引《诗》四处，凡六十一字，尽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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