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国学核心价值和软实力建设(2)

天灾人祸和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民族伤痛，直接刺激了中华民族忧患意识的产生。一部《周易》所折射的义理主题及其所关注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即是对“忧患”与“和谐理念”在思维方式上的深刻反映。《周易·乾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意思是说，自然天道的变化，使万物（包括人在内）各自得到了自己的本质和生命，保持配合自然天道的变化，使其达到最为和谐的状态和秩序，这是天地自然的正常规律。因此，“保合太和”既是万物生存发展的首要条件，也是天下所有国家稳定与安宁的首要条件。《尚书·尧典》说：“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意思是说，圣王尧能够发扬自己的才智美德，首先能使家族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在家庭和睦的基础上，又能辨明百官的臧否善恶，这样才能使天下国家协调、和顺、和谐，天下所有的人也就友好和睦了。 “太和”、“协和”这两个概念同今天我们所倡导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具有同样的意义。所以古人的理想就是九族亲睦，万邦协和。从家庭到国家，再到天下，都能保持和谐和亲睦，从中透露出中华民族对社会和谐和世界和谐的美好向往。这个思想贯穿六经诸子，一直传到今天，成为国学或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从六经中“和”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辐射，到史伯“和时生物，同则不继”命题的提出，再到孔子“和而不同”的哲学定位，再到先秦诸子对“和谐”哲学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全面阐发，作为中华文化根源性智慧集中体现的“和谐理念”，已成为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同时，它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和理论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求同存异、和谐共存、多元统一的文化模式，有别于西方文化强调矛盾和斗争，强调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因此，可以说国学中具有核心价值意义的“和谐”理念，实为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国学与软实力建设
近年来，中外政治家、战略家及文化学者，都在热议所谓“软实力”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及其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意义，这确实是一个重要课题。按照“软实力”概念发明者、美国著名学者和战略家约瑟夫·奈的说法，国家实力基本由两部分组成：一为“硬实力”，指军事、经济、科技等可以量化的有形力量；而“软实力”是指政治、哲学、宗教、伦理、艺术等文化内容，其中包括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价值理想等难以量化的“无形”力量。当前，在国内对“软实力”的诠释和讨论中，虽然观点各异，但基本上认同约瑟夫·奈对“软实力”概念的三要素说，即文化吸引力、政治理念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在此三要素中，文化要素是“软实力”的重要源泉。美国政治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其《大棋局》一书中提出大国或强国有四条标准：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科技雄厚、文化富有吸引力。战略与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学者贝茨·吉尔在《中国软实力的源泉与局限》一文中也提出：文化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源泉。这就是说，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应该是与经济、军事、科技同步发展的重要环节，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是在经济、科技、军事现代化的同时，加强软实力的建设。这种“软实力”的一个基本内涵，便是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其中包括全民素质的提高、政治文明的进步、国家管理者的道德水平以及各级政府的清廉形象等等。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对中国的关注程度也达到了历史的高点。中国的一举一动，似乎都牵连着世界的神经：从经济数据的发布，到房地产政策的调整；从能源、矿产及公司的并购，到环境生态及二氧化碳的减排；从国家对贪腐高官的惩处，到社会群体事件及大小安全事故的频发等等，甚至连高速公路的交通拥堵、国人出国旅游的不雅表现等等，无论好事坏事，无一不引起世界的关注。在世界的关注中，不乏不怀好意者的恶意炒作，同时也反映出我们国家“软实力”建设的严重不足。长此以往，若不改进，我们的“硬实力”必然受到损害。因此，如何理解“软实力”的本质及其价值意义，如何发展和完善“软实力”资源的整合和配备，是实现国家和平发展和民族复兴大业的当务之急。
在我们的国学或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软实力”的概念，但却包含着非常丰富的“软实力”思想资源。早期儒学或在孔子、孟子的时代所提出的“尊王贱霸”或“王霸之辨”所提倡的王道政治，即包含着“以力服人”还是“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的仁政与暴政的区别。儒家认为“以理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霸”。霸者是以暴力或强制力推行外交或统治国家，其所显示的即今所谓以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强迫或强制”对方遵从己方的意志。霸道政治即是专凭“硬实力”统治国家或称霸世界。如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若按孟子的说法，依恃硬实力然假借仁义之名为号召征伐者，可以称霸诸侯，称霸一定要凭借国力（硬实力）的强大，依靠实力（硬实力）来使人服从的，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他本身的实力（软实力）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软实力）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能心悦诚服。这里，孟子似乎看到国家的实力亦有软硬之分，此软硬是指暴力与仁义。
美国一些学者的论述中对软、硬实力关系的认识带有西方文化的特点。其中隐约可以看到，其所谓“软实力”仍带有工具理性特征而非价值理性。如约瑟夫·奈即认为，实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目的，是使对方接受自己想要的东西，故有很多种影响他人行为的方式，既可以通过威胁和奖励他人（大棒和胡萝卜），也可以通过吸引他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疑，这样的“软实力”，未能超越“策略”和“阴谋”范围。如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可构成“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但如果依恃“硬实力”强加给对方，其所谓“软实力”则必然大打折扣。因此，对“软实力”的界定，还不能一味地追随西方学者的论述，“软实力”本身即要求一种能够超越工具理性的价值思考，把它建立在谦虚、公正、诚信并为他人着想的价值理念上，否则所谓“软实力”就会变成“硬实力”身上披的一层虚伪的外衣而已。
在中国文化中，道家所提倡的“柔弱胜刚强”，比儒家更具有“软性”思维特点。老子说：“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这里强调的都是“谦下”，“柔弱”。“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道家“柔弱胜刚强”的哲学思考，正是对一味企图逞强于天下的张扬、暴力、轻浮、躁动、宰割、干预、占有、把持等不道德行为的批判，并认为这些失道、失德的行为是不能长久的，因为他们缺少的正是永恒的韧性和长久的生命力。
中国是一个不崇尚暴力和战争的民族，故其国学中蕴涵着丰富的“软实力”思想资源，因此，离开了自己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就不会建构起真正的“软实力”。没有真正的“软实力”，“硬实力”也不会持久。（李中华）
作者简介
李中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文化概论》、《魏晋玄学史》（合著）、《冯友兰评传》、《人学大辞典》（主编，合著）、《中国人学思想史》（主编，合著）、《纬书与汉代文化》等，曾获国家级精品教学（中国哲学史课）一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等多种奖项与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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