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国学：中国学术文化的家园（2）

中国学术亦有其自身的学术分类，如刘歆《七略》和《汉书·艺文志》的六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王俭《七志》的七分（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术艺、图谱）和阮孝绪《七录》的七分（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技术、佛、道），及《隋书·经籍志》以后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清儒由学术进路之不同所作义理、考据、辞章的区分，及诸子学中六家、九流十家的学术流派划分，等等。这些分类并不是现代西方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划分，其间在学术上既有交叉，亦尤其突出了一种整体贯通的精神。 


    中国古人言学，特别强调学术的内在整体性。中国传统学术之哲理部分，主要见诸诸子学和清儒所谓的义理之学，故今人亦将其划归“中国哲学史”学科。中国传统学术乃注重从道之大原或学术之本原一体以观其会通，而非如现代哲学史那样，单据西方哲学宇宙论、本体论、知识论、人生论的框架对之作概念上的分析。《庄子·天下篇》被今人视为中国第一部学术史，《天下篇》论述古代思想由“道术”到“方术”的转变，指出古之道术是“一”，是一个大全、一个整体。这个“一”，就是一个“内圣外王之道”。《天下篇》论“道术”分化以后的情况说：“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西周学在官府，经籍原为官司典守，六经与治法为一体。以后道术“为天下裂”，百家之学虽各为“方术”，然其要归，既出自“道术”之“一”，亦在其“方术”所限定的范围内仍包含着那个“道术”之全体的精神。《天下篇》论百家之学，皆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某某闻其风而说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以后《汉书·艺文志》论诸子之学，亦特别强调：“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此说特别强调，各家之学既为“六经之支与流裔”，因而必通过“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即从六经的整体精神理解诸家之学，方能了解其本质、把握其根本而不使陷于偏蔽。从中国思想学术之起源于统一的道术或王道精神这种历史连续性的意识出发，强调学术的“通”性特质和整体性的意义，乃是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一个根本精神。 


    因此，中国古人崇尚“通儒”。扬子《法言》云：“通天地人曰儒。”古人以“圣”为人的最高成就。“圣”，古书亦训“通”。这个“通人”、“通儒”，虽与学识之淹博相关，但其要旨却不在此。《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里仁》云：“吾道一以贯之。”《论语·为政》云：“君子不器。”可见孔子为学贵“通”，要在把握“一贯之道”，而这一贯之道的核心，乃在于人格之完成。这一点，正是孔子为中国学术所确立的一个精神传统。前引钱穆先生论中国学术或国学特点，即特别强调中国传统学术之“尚通不尚专”，要在于以人的完成为中心来治学为学，或者说，是“以人为学之中心，而不以学为人之中心”。故中国学术重“人师”，而不重“经师”。“经师”偏重在学，为某一项学问之师而无通之义；“人师”乃以人的成就为中心来理解“学”，故可通乎诸学，通乎人人。（钱穆，1975年，第5页）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学者，未尝不为专门之学，然亦不妨其为“通人通儒之学”。 


    钱先生以“通”来概括中国学术或“国学”的精神，复又把这“通”字界说为一种“人文精神”，此点特别值得注意。中国文化体现了一种人文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学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这种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的“通人通儒”之学有很深的关系。中国学术以人为中心，同时亦标举君子知命、圣知天道之旨，以下学上达、学究天人为至极，故该兼有一天人合一的超越性或宗教的精神。但是，中国传统尚整体的“通人通儒”之学，乃使这一宗教超越的精神包容于整体的学术体系中而“不别成为一体”（同上，2001年，第20页），未分化为一独立的宗教系统。故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和原初赋义，乃存诸学术的系统和礼乐教化，而非由乎一独立的宗教系统和上帝之启示。中国文化和学术的人文精神，即集中体现于此。因此，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向学科化和知识化的转型，对其价值系统和“通”性基础自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三 


    在民初一度风行的国学研究和整理国故运动近百年之后，“国学热”再度兴起，这具有深刻的学术和文化意义。目前，一些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开始成立“国学院”和各类国学研究院、所、中心，由此有关“国学定位”乃至于其“学科定位”的问题，已提上日程，对此也已有不少讨论。我们以为，考虑国学的定位，首先要弄清目前这一“国学热”的文化涵义以及“国学”本身所面临的问题。 


    据前文的讨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或“国学”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其原初的赋义基础或其“通”性精神的缺位，由此导致了其学术个性的缺乏。这次“国学热”，其意义正在于强调中国学术文化之个性或独特性的重建，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奠定学术和精神的基础。揆之历史和现实，建立“国学”为“中国学术之家”—— 这应是目前“国学”的一个合理定位。 


    在今天看来，《周易》所谓“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更应成为处理不同学术文化关系的基本准则。中西学术文化不应再是一种对抗的关系，中国学术不必与西方现代的学术分科模式相矛盾。前引钱先生《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虽为强调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特性而作，但其全书的结构，却是分“中国宗教”、“中国哲学”、“中国科学”、“中国心理学”、“中国史学”等十二目以衡论中国学术之精神。正因其有一通贯的精神，故虽用现代西方学科之分类，亦不妨在其中体现一中国学术之独特性。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现代转型，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但是，应该看到，在西方现代学术的分科化和知识化系统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原初赋义基础。如前所述，中国传统学术并未在其自身之外建立其原初的赋义基础，这一赋义基础即存诸中国学术自身的“通”性精神中。民初的“国学”和“国故学”，其初衷虽为对抗西学，然而当我们把由其开端的现代学术分科模式贯彻到底时，却发现中国学术因其“通”性精神和赋义基础的缺失，反而遮蔽了其所应有的学术独特性，因而亦使现代中国文化的重建缺乏其自身身份认同的坚实基础。因此，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分科化和知识化始，却须以其原初赋义基础和“通”性精神的重建终，乃能臻于完成。 


    目前，各种国学机构在学院体制内的建立，使国学的定位被置换为国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但是，近年的“国学热”，恰恰是针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偏于学科化、知识化一端之弊而发。因此，如在学科之上再加一“学科”，国学“学科”内部又要分为若干学科，这无异于床上架床、头上安头，对目前我国大学体制中学科泛滥的状况，可谓治丝益棼，徒增其乱。国学的定位问题，是一个超越学院分科和知识体系的文化重建问题，考量这一问题应有更广阔的视野。 


    此所谓传统学术或“国学”的“通”性精神，并非一个现成的存在。每一时代各有其时代的学术。中国学术的发展以经典诠释为其主要的取径，每一个时代，因其历史境遇的不同、诠释原则及其所注重的经典之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思想系统，学术的重建由是而表现为一种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共属一体。这个“历史性”，表明学术文化具有其自身的根源性和内在生命的连续性；这个“当代性”，则表明学术文化之连续，乃表现为一个生生不已的创造过程。中国学术的“通”性精神，正显现于每一时代的当代性重建的过程中。这种当代性的“通”性精神之重建，并非某种从上到下的行政规制或人为设置的规条，而是通过长期人文学术的积累，由核心话题、共通视域的凝成，经典诠释原则的转换，构成一套学术思想和价值系统，以因应时变，引领当下政治、社会、文化及精神生活并为其奠基。很显然，现代中国学术“通”性基础的重建，应该超越学院体制下以知识技能的生产和传授为目的的学科划分模式。 


    近年中国民间学术的兴起，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学术文化现象。 它既是目前“国学热”兴起的一大因缘，对未来“国学”的定位和健康发展，亦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种种政治和社会的原因，我国的民间学术和教化长期付之阙如，政治意识形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凝聚社会和教化的力量。这是战争和革命时代所特有的一种现象。世界历史上各个文明系统大都经历过政教合一的阶段。我国中古时代，亦有长时期的政教合一的情形。但是，在中国古时，民间的学术和教化有悠久的传统。官方的学术和教化常由民间私学转化而来。儒学在先秦本为“百家”之一，汉代武帝时独尊儒术，乃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宋代理学初亦由民间孕育而成，宋初诸儒的民间讲学对推动当时学风的转变影响甚巨。胡瑗倡“明体达用”之学，他的讲学不仅为朝廷和民间社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所创苏湖教法亦为朝廷认可并著为功令。南宋朱子之道学曾被斥为伪学，后乃为官方所采用，成为占统治地位达数百年之久的官方学术。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官、私学术并存。官方的学术和教化，既根源于民间之私学；同时，官学因其意识形态性，往往趋于僵化、形式化和功利化，故每一时代文化学术的创造、价值系统的重构，乃至其关联于民众生活而行其教化之功，又常借资于民间的学术和教化。民间的学术与教化构成了官方学术与教化之有效性的源头活水。 


    中国民间学术和教化的特质，乃表现为一种自由的精神 —— 自由的讲学、自由的思考、自由的讨论，乃至价值信念上的自由选择。目前的民间学术，各种书院、精舍、讲堂的讲学，尤其能够体现这种自由的学术精神。这种书院的讲学在我国历史上有悠久的传统。宋代书院讲学趋于鼎盛时期，朱子所作《白鹿洞书院揭示》，列“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五项内容，集中体现了一种“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朱子全书》，第2586-2587页）的讲学精神。要言之，其讲学非以知识和功利为目的，而是秉承“为己之学”的精神，以德性的培养和人格的陶成为宗旨。在当代中国社会，再度兴起的民间学术和教化，已经摆脱了传统政教合一的束缚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制，我们更可以对之有一种凤凰涅槃般新生的期待。据前文所述，中国传统学术或国学的“通”性精神，乃以人为学之中心，表现为一种人文的精神。同时，每一时代价值系统的重建，亦必与民众社会生活相切合而由以开显当下生命存在的意义。民间学术这种自由的精神和与民众生活的密切关联性，与此颇相契合，因而对有关国学的定位及其发展走向的考量十分重要。民间学术和教化的兴起是社会总体发展的一个表现，它同时也已对学院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现代中国的学院学术受西方学院化分科模式和政治意识形态评价系统的双重制约，这既使其趋于知识化与工具化一端，同时亦导致了它的自由和创造性学术精神的缺乏。目前的学院学术，其诠释方法和原则渐趋多元化，学者文化主体意识、文化关怀和社会担当精神有所增强，学者逐渐具有了以我为主自由选择的空间，这使学院学术具有了一定的自由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学院学术已经开始“民间化”，具有了一定的“民间性”。学院学术和民间学术的这种相互影响，使中国学术已经逐渐凝成一种超越于现代学院分科模式的自由的学术精神。 


    从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重建的角度看，目前各种国学院、所、中心的出现，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在我们看来，它不应该被设置为一个学院中诸学科之外的另一个学科，而应该成为一个凝聚和推动这种逐渐形成的自由学术、教化精神之平台。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作为其主流的儒学，失去了它的制度性依托，延续太久的“革命”时期和社会主流的反传统思潮亦使中国社会生活样式的连续性发生断裂，“国学”因此失去了它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性。余英时先生曾经用无体之“游魂”的形象比喻，来说明儒学在现代中国的困境。（余英时，第53-58页）这个“游魂说”已为国内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因此，当代很多有志于中国文化重建的学者，都在考虑如何找到这个“游魂”的寄身之“体”的问题。有的学者主张通过建立现代儒教来解决这一问题，有的学者则把希望寄托于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养成。其实，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寄身之所不仅是政治体制，更重要的是它与社会民众及精神生活的密切关联性。近年中国社会民间学术和教化的兴起，表明这一文化血脉并未被彻底斩断，中国传统学术和儒学的“游魂”有希望“附体”而复活为现实的学术和文化精神。 


    目前民间学术和教化的兴起与学院学术的逐渐民间化，为这一文化精神的复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而近年来逐渐建立起来的“国学”机构，如果思路和宗旨恰当，正可为这两股力量的凝聚生长提供一个合适的平台。应该看到，时下学院学术与民间学术都有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近年的民间学术与教化，虽继承了传统社会民间和书院讲学的精神，但由于种种原因和时间间断太久，其学术水平显然亟待提高。在现代分工的条件下，学院学术在学术力量和资源掌握上都处于主导和优势的地位。前文所谓学院学术的“民间化”，亦只是从其具有了一定自由的学术精神，而渐能够关乎世道人心而言，并不是说它实际上会变成书院。实质上，学院学术的分科化及其国际间交流的加强，亦使其在知识、技术的层面上大大提高了自身的学术水准。不过，由于缺乏价值系统建构和自身的“通”性基础，其学术研究尚难以为中国文化的振兴提供出有效的人文积累。在“国学”机构这个平台上，我们应能够跳出学科的阈限，实现一种学院学术与关乎世道人心的人文精神的融合交汇。在这里，相关的学者、民间人士甚至政府官员，每年可以抽出一定的时间，直接面对经典，尚友往圣先贤，体认传统整体的人文教养。学院学者可以参与一定的民间学术讲学活动，民间学者亦可以参与纯学术性的讨论和会讲，以逐渐形成共通的话题和视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实质上，这种人文精神的培育，不仅与学术研究相关；考虑到大学招生的历年扩大，现在已有约半数的青年人要从各类高校毕业走向社会，学院学术的教化作用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从当下做起，数年之后，它将会在社会生活中孕育发酵，形成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因此，伴随“国学热”而来的各类“国学”机构，若找准自己的定位，逐渐形成自身的系统，将会对此作出积极的贡献。 


    先祖以至父母，给予了我们一个家。这个家既血脉相续，又须经每一代的重建，乃使个体的生命有所安顿。我们的文化生命，亦有一个“家”。重建“国学”作为中国文化本原性的赋义基础或“学术之家”，吾人之文化生命，亦方能有所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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