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许嘉璐：探究“王道”原旨 关怀世界当下（2）

      陈亮认为程门谓“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已经不能使人心服；后之学者（实指朱熹）进而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更与历史事实不符。他批评：“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得虽甚好，做得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如亮之说，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个头颅做得成耳。”（《甲辰复朱元晦书》）“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送吴允成序》）朱熹则批评他说：“同父（亮）在利欲胶漆盆中。”“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朱子语类》卷123）陈亮之所以据史实而言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是鉴于当时国力衰弱，北国南逼，认为空谈性理误国，应该提倡“以经制言事功”（黄宗羲语，见《龙川学案》序录）。因此其所言“王霸”是与义和利、理和欲、道和器，乃至内圣和外王相对应的概念；而其所谓“利”并非一己过分之利欲，而主要是指“无一念不在斯民”（《策、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独名于汉唐》）之利。他的学说在程朱之学被视为正统之时，“遂为世所忌”（《龙川学案》黄百家按语），“无不大声排之”（全祖望《陈同甫论》，转引自《龙川学案》附录）。但是，对后世却影响至巨，不但在当时培养了一批重事功的学者，而且影响了浙东等地区的世风，即使明末清初“实学派”中执牛耳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其实已经远绍龙川的精神和学说了。如果我们把浙东一带现今民营企业格外发达的情况放到历史背景中考察，恐怕也和永康、永嘉学说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朱、陈之所谓“王”与“霸”，实已离其原旨益远。而若“王”、“霸”离开了孟荀原意，和义利、理欲以及道器结合起来，其实从来就不是截然二分互不关涉的。 


　　粗略总括自战国至南宋关于王、霸思想的运用和阐发，是否可以得出以下四点，以供思考“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 


　　1.孟子同孔子一样，树起传说中的“三代盛世”为标杆，以恢复天下一统为目的。所不同的是，孔子希望诸侯施仁爱、崇礼乐、弃霸业、尊周室；孟子则面对几个争雄的超级大国，希望有一个诸侯国能够实行“王道”以统一天下。换言之，“王道”在孔孟那里是处理国与国关系、寻求一统的利器，“内圣外王”的思想在他们的学说中已经成熟了。 


　　2.刘汉既已经过提倡黄老思想休养生息，又经文景之治以及武帝固边拓疆，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政权主要是处理内部问题，自然要“以霸王道杂之”，亦即恩威并用、儒法兼行。实则这时的“王”、“霸”含义已经有别于孔、孟、荀，转指内政了。 


　　3.宋儒先是惩于五代时期道德沦丧，世风朽败，释氏流行，古学凋零，于是以道统自任，倡孔孟，探理、性，颂王道，正人心；继而陈亮一脉以国弱民贫、御侮无力为忧，故兴不弃利、欲、霸、器之说。其实两派不过各执一端，所以黄宗羲谓“二家之说，皆未得当”，但其实他是有些偏袒陈亮的，所以又说“朱子以事功卑龙川，龙川正不讳言事功，所以终不能服龙川之心。”（均见《龙川学案》按语） 


　　4.今之世界犹如中国战国时期之纷纷，与古不尽同者，霸权国家不仅凭借武力大倡“人权先于主权”、“反恐无国界”以及“单边主义”，以强推自己的价值观为旗帜，任意征伐弱小，而且极力推销现代功利主义、物质至上、工具理性，影响所及，促成了新兴国家在提高了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却受到前所未有的文化侵蚀，加剧了文化断裂、社会撕裂、人心分裂。现在弘扬“王道”原旨，岂非恰逢其时！ 


　　其实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人们先后都有过体现“王道”思想的宣示。 


　　例如，孙中山先生在九十年前就说过：“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一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武力便是霸道”（《国父全集》第一册，4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民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同上，第三册，538-540页）。“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个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这个民族才可以发达。”（同上，第一册，53页）他的理想是：“用固有的道德和平作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同上，54页） 


　　孙中山先生在这方面的种种论述都本着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的思想。惟其如此，所以一脉相承至今。例如在孙中山先生身后约三十年，毛泽东主席就曾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中国将来强大起来也不会侵略别人，但是对人民反抗侵略的革命战争还是要支持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又过了二十几年，邓小平先生也说：“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56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因为三位伟人都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信心，所以能以中华民族的智慧，预见到中国一定会挣脱帝国主义的枷锁，走上富强之路。现在两岸一起来进一步探讨“王道”的内涵和当代意义，显然也是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的继承、延伸和弘扬。 


　　如果说，孙中山先生1924年讲上述那番话时，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努力挣脱帝国主义“次殖民”（孙中山语）统治的阶段，此时就说“济弱扶倾”以尽自己的天职，可能被讥为“言之无根”；毛泽东主席在大陆正处经济困难时讲强大起来也不会侵略别人，也可被视为“浪漫”；邓小平先生在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初期就说永远不称霸，或可被扭曲为“宣传姿态”；那么，在大陆靠13亿人民的努力开始强大、两岸关系由于彼此的善意而处于最好阶段、大陆几十年来在国际事务中的实践已经让许多国家了解了中国人对待“天下”的态度的这个时期，我们再次以鲜明的语言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会和世界人民同舟共济的“王道”思想，肯定会有更大的说服力。 


　　“王道”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投射到处理“天下”事务方面的结晶。三代时的“天下”，不过相当于现在的中原地区；汉代时的“天下”也没有超出现在中国的版图范围。在地球变成一个村庄的今天，我们中国人心中的“天下”已经扩展到了整个地球以至宇宙。这就是说，随着天文地理等知识的不断拓展，“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推己及人”的大爱胸怀也相应地不断扩大。爱屋及乌，由对各国人民的关切友好，自然更增强了对自然环境、社会产业、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关怀。再者，孔孟提倡王道，最终是要一统天下，今天我们挖掘“王道”的丰富内涵，意在多元世界的和谐和平。今人早已超越了古之圣贤。王道思想包括了对人与人、人与天、身与心、现实与未来的深刻观察和思考，我们的探讨自然也必将涉及世界所需要的人文与物质危机的种种方面。我相信，我们的研讨会一定能够在很多议题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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