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许嘉璐：探究“王道”原旨 关怀世界当下（1）

　　编者按 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等共同主办的“王道思想的当代意义”研讨会，于2011年4月22日至24日在南京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华文化促进会会长许嘉璐在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探究‘王道’原旨，关怀世界当下”的主题讲演。经作者同意，全文刊载。标题为编者所加。 


　　当今的世界，真是乱糟糟。冷战之后的种种战争和动乱，以及恐怖主义行径、人居环境恶化、收入差距拉大（包括南北、行业、阶层间的差距）、各国社会动荡等等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至今还看不到结束之期的由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北非中东的混乱局势、科特迪瓦的内战，无不影响着人类的正常发展。寻究起来，这些都与流行于全球的“霸道”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面对世界上种种威胁人类的事件和事故，各国的智者几十年来都在认真思考、分析，为时代把脉，为未来探寻出路。从斯宾格勒到汤恩比，从福柯到哈贝马斯，都曾经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指出了人类文化、思维和社会面临的危机，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西方文化的致命弱点，他们的论证有许多和中华古老的文化有某种程度的暗合，无意间或有意地引导人们向东看，到中国的文化里觅寻智慧。 


　　的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积累了成系统的、经历了五千年磨砺检验的、至今仍然沉淀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经验与理论。只不过近一百多年来，在有意强化的西方文化的聚光灯下，中国人质朴智慧的光芒显得暗淡了。在中华文化的智慧宝库中，“王道”思想就是一件值得世界各国参考的宝物。 


　　众所周知，“王道”一词始见于《尚书·洪范》：“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是从殷纣王的囚室里刚刚被解放出来的箕子在回答周武王向他咨询循天理以治天下的道理时说的话，是他所理想的由一个君王统领众多诸侯国的原则和方针。可能这时“王道”两字还没有形成为一个固定的词语，所以汉唐经学家解之为“先王之道路”或“先王所立之道”（见郑玄注及孔颖达疏）。所谓“先王”一般是指夏、商、周。到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时，“王道”已经有了特定时代的特定内涵，即指往古王者以仁义统领诸国之道。三代是一统的，王是最高统帅。孟子的时代周王早已被边缘化，天下群雄并争，人民颠沛离散，饿殍塞路，孟子认为急需一个能够“朝诸侯，有天下”的王者出现，以恢复三代一统而安定的局面。而达到“王”的途径，就是“王道”，也就是对内实行仁政，悦近而来远。通观其游说诸侯时所有宣传“王道”的论述，最为典型的是对齐宣王所说的“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无以，则王乎？”和“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均见于《孟子·梁惠王上》）这和他所说的“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是同样的意思。在孟子那里，第一次把“王”和“霸”相对而提，例如他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上》）。延至荀子，不但有“王夺之人，霸夺之与，强夺之地”（《荀子·王制》）、“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天论》）等关于“王者”之法的论述，而且其书有《王霸》一篇，专论“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道理，目的也是希望在诸侯中能够出现“一天下”的王者。 


　　其实，孔子的仁政理想和伦理学说，在“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思想中，最终也是指向处理好国与国的关系，实现天下一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说鉴于“政由五伯（霸），诸侯恣行，淫侈不轨”，于是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 


　　迨及汉世，天下早已统一，“王道”所指有了很大变化，所以当汉元帝（时为太子）向其父亲宣帝提出应启用儒家时，得到的却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斥责，甚至差点因此而丢掉继承皇位的资格（《汉书·元帝纪》）。不管是宣帝还是元帝，他们所说的霸、王之道，已经与战国时指国与国关系不同，纯然是指在一个大一统帝国内的施政问题了。借用“王道”概念以表达对朝廷施行仁政的期望，恐怕已经是当时的惯例。例如刘向在《新序·善谋》中就说：“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 


　　此后，魏晋六朝、隋唐，或因天下动乱，或由国祚短暂，或以其时儒学不兴，关于王、霸之说不彰。直到南宋朱熹与陈亮就王霸、义利问题进行持久(二人书信往还近十一年)而激烈的争论，王、霸问题才尖锐地提到士人面前。这就是陈亮所说的“自孟、荀论义利、王霸，汉唐诸儒未能深明其说；本朝伊洛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义利之说于是大明。”（《陈亮集》，《甲辰复朱元晦书》）他在这里所说的“大明”，应该是指经程、朱辨析，王、霸与义、利相对应的关系明确了。 


　　陈亮门人芦偘的一段话似乎可以概括朱、陈之争的实质：“当乾道、淳熙间，朱、张、吕、陆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陈同甫（亮）崛起其旁，独不以为然。且谓‘性命之微，子贡不得而闻，吾夫子（案，指孔子）所罕言，后生小子与之谈之不置，殆多乎哉。禹无功，何以成六府？（案，指“五行”和“谷”）《乾》无利，何以具四德？（案，指元、亨、利、贞）如之何其可废也。于是推孔孟之志、《六经》之旨、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后知圣贤经理世故与三才并立而不废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略。明白简大，坦然易行。”（《宋元学案·龙川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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