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礼乐之间(1)

主持人：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自两周时期始，乐便上升到和礼相提并论、合二为一的高度，成为国家制度的支柱。然而，不知从何时起，礼乐之间由一而二，且随着历史的推移，二者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在思想家们对中华文明展开的多视角、多语境的探讨中，越来越难见到“乐”的身影。即使是对“礼”的讨论，也总是在“乐”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很遗憾，本刊创刊五年多来，仍然沿续了这种情况。令人高兴的是，这种局面将会由于今天的访谈而被改变。我们也因此对二位有更多的期待。彭林先生是礼学的学者，项阳先生是中国音乐学学者。今天，一位要以礼观乐，一位则是以乐观礼。在这种不同学科的交叉对话中，我们将跟随你们进入到礼乐之间这个久违的思想空间，去感受礼与乐的对接与贯通，分享由此带来的精神愉悦。
二位请开始吧。
以礼观乐：
乐是内心的一种境界
彭林：我在清华有一门课，叫“中国古代礼乐文明”。这个课开头我会讲三句话：“中国是礼仪之邦”，“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古代讲“礼”的时候实际上包含了“乐”，礼和乐二者分不开。在《乐记》、《郭店楚简》里面都反反复复讲到“礼外也，乐内也。”礼是从外部规范你的行为，但是如果不是从内心发出来的，这个东西只能叫“行”不能叫“德智行”。儒家特别强调“内”，从这个意义上讲，乐比礼还要重要，是礼的根源，是内在的依据。离开了乐就是离开了最核心的东西。
钱穆先生有一个谈话，后来整理出来叫《一堂中国文化课》，其中讲到中国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礼”字，“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处来看中国文化之心。他还说了一句“中华之所以成为一个民族，是因为它拿礼乐作为自己的文化。”我觉得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些来谈中国文化，无异于隔靴搔痒，说不到根上去。最近我看了一些书，认为我们现在甚至比不上民国一些学者的见解。比如徐复观写过一篇《中国艺术精神》，其中对孔子和音乐的关系做了很深的发掘。他告诉我们，孔子平时接触的人物都懂音乐，而孔子对音乐的研究已超越了技术。他在音乐中寻找精神，特别要寻找把握这种精神的人是怎样的人格。徐先生说的很多材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只是我们没有把里面的味道读出来。《尧典》“舜命夔典乐”，可见当时音乐占据很大的位置，并且典乐是为了“教胄子”，可见在舜的时候贵族教育主要是通过音乐来实现的。再如《礼记》中屡屡讲到古代贵族教育有东学、西学、南学、北学，其中讲到“成均”，认为“均”就是调，用成均来命名学校，可以看出学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音乐教育，我们以前没有把这些发掘出来。中国“礼乐”为教，把音乐作为贵族、知识分子必备的、重要的修养，这是源远流长的。
这些年我接触到一些“乐”的东西，我感觉到研究“礼”离不开“乐”，内外兼修，把内去掉只讲外的东西，这不是中国文化的精神。
主持人：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礼”与“乐”分开了？这个问题您一定琢磨过。
彭林：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基本观点是说中国礼乐的传统达到高潮，一个是周公制礼作乐，从这个时候开始礼和乐成为国家政教的核心部分；第二个高潮是《郭店楚简》出来了，讲子思学派。此前，无论周公还是孔子，对礼乐的起源、功用、本质、社会意义，都缺少理论上的阐述，而子思把礼乐与人的心境做了沟通，从人的心、性、情、理的角度全部打通了。回过头来再看，《中庸》其实就是讲礼乐的理论来源，讲性情，“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乐是表达喜怒哀乐的，怎样让喜怒哀乐迸发出来，要“皆中节”，礼和乐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后来到了叔孙通制礼作乐以后，夸大了礼中“仪”的部分，变成了朝廷的威仪，震慑群臣的一套规矩，礼慢慢变成了仪、在《左传》、《礼记》中古人很鲜明地说了“礼”和“仪”是不同的。鲁哀公访问晋国，行礼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礼节做错，晋侯大为称赞，说鲁侯是一个很懂礼的人，晋国的大夫女叔齐冷冷地说“他懂什么礼”，晋侯很奇怪为何“礼无违者”还说人家不懂礼，答复说“是仪也，非礼也”，只是做了一个外在的仪式，内部礼的魂他没有。女叔齐是真正懂礼的。
《史记》中礼书、乐书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后来魏晋南北朝就叫“礼仪志”，几品官戴什么样的帽子，帽子上几道棱，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车马，身上佩戴什么，走到了这一步去了。乐到了魏晋隋唐以后讲的都是乐器。古代讲乐“德音之为乐”，“大乐与天地同和”，乐是一种内心的境界，是整个社会应该达到的一种境界，后来变成了一种技术活动，成了宫廷里吹拉弹唱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文人在固守那样的传统，他们知道乐器不是发泄，不是表演，而是陶冶心性。在二十四史里礼变成了仪式、服装、车马，乐变成了乐器，新的乐器大量的进入，把礼和乐的魂丢掉了。今天我们谈到乐很少再想到它和我们精神世界是有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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