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i]中有一篇和《礼记·孔子闲居》大致相同,整理者把它命名为《民之父母》,理由是竹简中并没有“孔子闲居”的字样,然而,也有学者(如李学勤)把竹简本的文字也叫做《孔子闲居》。原始儒家的很多重要思想,都是在孔子闲居,弟子侍坐的境地下,通过答问和辩难提出的。“闲居”形象而准确地说明了孔子的生活如何哲学化的背景。闲暇是哲学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有闲暇才有思考,在孔子那里也不例外。
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更进一步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不是不愿意吃饱,而是不吃饱也可以接受,不会把“饱”作为吃的追求,对于居住也是一样。闲暇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是把心思从吃饱吃不饱的忙碌中解放出来,闲暇实际上是一种自主和自由,首先是摆脱(free from)吃住的纠缠。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的基础也就是思的基础,思考最起码的基础同样是“有余力”。
孔子在“有余力”这个问题上是很积极的,甚至积极地有些着急,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吃饭以外,不费心思,不动脑筋是很困难的,实在没有事做,去博弈,也还算是不错呀!因为博弈,毕竟也需要思考。
《论语·述而》记载:“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哲学家的气象,在工作的时候大概和其他的人在工作的时候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闲暇的时候能够从容不迫,悠然自得,显然是精神有所寄托,所谓心安理得的样子。
中国古代哲学到处强调“静”或者“定”的意义,是“闲居”的另外一种表达,实际上就是要为思考开拓足够的空间,为思想培养深厚的根基。朱熹说:“读书闲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晓。”(《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
“闲”还是一种思想上的沉默,心也要“闲”,废寝忘食的思考不一定会有结果。孔子自己就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朱熹说:“大凡读书,且要读,不可只管思。口中读,则心中闲,而义理自出。某之始学,亦如是尔,更无别法。” (《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这是对孔子“思而不学则殆”的很好说明。
这种闲也是哲学对话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孔子“闲居”的时候,他的学生便没有发问的机会。《礼记·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张等人的“纵言”,正是以孔子的闲居为背景。在这个过程中,子贡每每 “越席而对”,孔子的思想也被激发出来。在哲学的对谈中,谈话者是互为助产婆的。思想的诞生也是努力和放松之间找到一个通道。
“慎于言”也是保持闲暇的一种方式。因为忙着表白,忙着宣传,忙着辩解,忙着争论,就有可能失去思考的空间。
孔子强调“君子不器”。[ii]他斥责要跟他学种庄稼和种蔬菜的樊迟是小人,倒不见得孔子不会种庄稼和蔬菜(要不然樊迟不会提出那样的要求),而是说他自己不如老农和老圃,孔子考虑的是“上面的人”应该做什么事情。“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禹和稷虽然也亲自兴修水利,耕种谷物,但是更主要的是他们都有爱民之德,而只依靠某一种技术或者气力的人“俱不得其死然”。注疏者认为“夫子不答”,是因为南宫适把孔子暗喻成禹和稷,由此也证明孔子的确会种庄稼。
柏拉图说:“哲学家在无论神还是人的事情上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的,没有什么比器量窄小和哲学家的这种心灵品质更其相反的了。”[iii]
但是,孔子却认为君子要器重别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论语·子路》)他评价子贡为瑚琏之器,具有华美而贵重的素质(《论语·为政》),而认为管仲的器量比较小(《论语·八佾》)。“不器”者虽然要突破各种“器”的限制,思考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却没有理由轻视各种“器”的作用,有一些哲学的思维就目空一切,在孔子那里大概是讲不通的。
当然,器重别人,并不是贬低自己,或者说,为了获得器重而贬低自己,也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可耻的。虽然他对自贡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而不是要藏起来(《论语·子罕》)。但是,孔子的回答是针对子贡所说的有一块美玉,是藏起来,还是“求善贾而沽诸”,在这样一个选择中,孔子倾向于后者,甚至是比较强烈地要“卖出去”,但是,子贡说的是“求”,孔子说的却是“待”,愿者上钩的意思,也是一种“闲”的状态,如果去“求”,那就很忙碌,会失去思考者的独立。《论语》好几处记载他的学生没有及时劝谏上司的事情,所谓“吃人家的手软”,孔子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羞耻感: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问》)
而且,也不是一味地反对“藏”,反倒是不太赞成一味的“直”: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有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述而》)
如果说“行”或“沽”,体现孔子的现实关怀,那么,“藏”则体现了孔子作为思想家的独立意识。《述而》中又说:
子曰:“富而可求也,谁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孔子在这里“特以明其决不可求”(见朱熹《论语集注》),但孔子强调“从吾所好”是显而易见的。
“敏求”、“忧俱”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孔子的话可以解释成自己要少说话,多做事,也可以解释成对于别人的言论,可以迟钝一些(慎重往往表现为迟钝),而对别人的行动却要敏锐,不仅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别人的言行进行观察和判断的准则,“有的人说了也不做,有的人做了也不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言行“背后”,或者言行“之上”的东西。
所以说,“敏求”是生活哲学化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好奇、敏感,然后探求。《说文》:“敏,疾也”。不仅要对自己所做的事,也要对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现在的事和过去的事)保持敏感,才能有“思想火花”的产生。哲学家都是敏感的(敏感到发疯),“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学而》)把凡事都看成适合自己无关的,那叫做麻木不仁,“仁”的第一条,应该是敏感。“医书言手足萎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遗书卷第二上》)
《论语》中多处提到了“敏”,“敏”还常常被解释为勤勉的意思,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雍也》)实际上,有“敏而好学”的,也有“敏而不学”的,勤勉和敏感是不可分割的,哲学家总是有想不完的事情。《论语》中两处提到“敏则有功”,哲学家也是一样,迟钝和懒惰是思想的天敌。
“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忧患意识,比“慎”更进了一步。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忧俱是一种操心,或者说如注疏者所言,是“敬其事”,忧俱是为了不忧不惧: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孔子在很多地方说到“我无能”,也许并不仅仅是自谦,而可以看作一种自我反省的忧惧意识。
“敏求”以至于忧患,或者是因为出于忧患而敏求,无疑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是,要想获得一定的成果,还需要合适的态度和方法。《论语·学而》记载,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孔子到达一个诸侯国,一定要打听那里的政事,颇似一个好事之徒,引得子禽发问我们的老师是要探求什么呢,还是要掺乎什么呢?子贡的回答应该是比较贴切的,孔子“得”的方法和别人不同,“温、良、恭、俭、让”。如果对所求的对象抱着冷漠、邪恶、倨傲、繁琐、蛮横的态度,那又能得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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