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施劲松：商时期南方地区的青铜器与社会：复杂性与多样性的例证_-赣江-中原-新干

　　摘要：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对社会发展、甚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不同地区，青铜器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考察中原、赣江流域、湘江流域

　　摘要：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对社会发展、甚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不同地区，青铜器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考察中原、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和成都平原青铜器的不同特点，亦可揭示出各地社会不同的发展状况。以各区域为例证，则可进一步说明青铜器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古代社会发展形态所具有的多样性。

　　一、前  言

　　在历史上，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对社会的发展、甚至对早期国家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青铜器的大规模生产意味着手工业的专门化。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包括采矿、冶炼、运输、铸造等诸多环节，并涉及纳贡、分配等社会组织、管理和控制方式;青铜器因具有特定的功能，对它的使用还体现出人们的价值观。尽管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对社会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影响，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中，青铜器发挥的作用却又有所不同，青铜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具有多种模式。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青铜时代各地区的铜器生产、使用与社会发展进行全方位考察——这是一个宏大的问题——而是重点以商时期中原和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生产和功用为例，借以说明青铜器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青铜时代各地区的社会发展形态所具有的多样性。

　　在南方地区，商时期的青铜器以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和成都平原的发现最为集中，这三个区域也都出现了较为发达的青铜文化。因此本文重点选择这三个区域进行考察。

　　在具体考察之前有必要先做几点说明。

　　第一，中原自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商时期形成了发达的青铜文化，同时产生了早期国家。南方多数区域的青铜文化是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或刺激下产生的。因此，探究南方地区青铜器与社会的关系，有必要首先考察中原的情况，并就中原与南方各地区的青铜器作用于社会的模式进行对比。

　　第二，南方地区虽然出土了丰富的相当于商时期的青铜器，也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区域性青铜文化，但却始终没有发现生产这些青铜器的作坊，这一情况与中原完全不同。鉴于南方各地区的青铜器数量丰富、区域特征鲜明，而在南方以外的包括中原在内的其他地区又未发现生产这些铜器的线索，因而我们推定南方地区出土的具有地方特征的青铜器是在各区域内生产的。尽管如此推定，但毕竟缺乏与铜器生产相关的材料，因而本文对南方地区的考察更偏重于青铜器的使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第三，无论是中原与南方之间，还是南方的赣江流域、湘江流域和成都平原之间，青铜器的时代、类别、文化面貌等都有差异。但这些青铜器都出现于早期复杂社会或早期国家出现、形成之际，即这些青铜器未必时代完全相同，但在各区域的社会发展史上，它们又都处于相同的时间节点，因而对各地青铜器进行考察和比较是可行的。最终考察和比较的也并非青铜器本身，而是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作用于社会的模式。

　　最后，由于缺乏南方地区青铜冶铸业的关键信息，目前还难以探讨南方地区青铜冶铸业的生产体系，因而本文的重点在于通过对各区域青铜器的概貌性考察，借以说明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社会发展形态的多样性。

　　二、中原地区

　　在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大型专业青铜铸造作坊与青铜器工业中心，铸铜技术较此前提高并出现了青铜礼器。

　　二里头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青铜礼器，其他器类还有铜刀、锥、凿、簪、钺、戈、镞、铃、铜条、铜珠等。冶炼遗物有坩埚、铜渣、蓝铜矿石和孔雀石。铸铜作坊位于宫殿区以南200米处，有一个夯土围垣形成的封闭空间，面积约1万平方米，作坊区南部有壕沟。目前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铜渣都是熔炼渣，说明在二里头只进行熔炼和冶铸，矿料冶炼在其他地区进行。据2006年的统计和研究，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有百余件。其中，容器大多出自墓葬，器类有铜爵、斝、盉、鼎，另有铃、牌饰、戈、刀、镞等。墓葬以外出土的铜器以刀为主，也有少量爵。在二里头文化的其他遗址也发现青铜器，如夏县东下冯、登封王城岗遗址等，除在河南荥阳、新郑等发现少量斝、爵外，其他多是刀、凿等小件铜器。

　　二里头文化之后的二里冈文化时期和殷墟时期，青铜器的生产规模扩大，无论从技术、数量还是从艺术成就上衡量，这些青铜器都反映出当时青铜文明所达到的高度。

　　偃师商城发现的铸铜遗迹较为有限。1996年在大城东北隅城墙内侧发现三个灰坑，内有木炭、陶范、铜矿渣和铜渣等，附近还有红烧土面和红烧土坑，城墙下部夯土和附属堆积中也出土坩埚、陶范块等，推测该地原有青铜冶铸作坊。

　　相比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的铸铜遗址内涵更为丰富。目前发现的两处铸铜遗址，一处位于内城南墙中部与外城墙之间的南关外，作坊面积约2.5万平方米;另一处位于内城北墙中部外的紫荆山北，作坊面积最初认为有1000多平方米，但后来发现范围更大。两处作坊，除先有南关外、后有紫荆山北的时代差异外，似乎还有不同分工。据出土陶范，南关外可能以铸造容器和工具为主，紫荆山北可能以铸造铜刀等工具和兵器为主。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除见于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外，在河南、山西、湖北等地的墓葬中也有出土，器类多为爵、斝、盉、鼎、觚、鬲、甗、簋、盘、罍等。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了大批二里冈文化时期的墓葬，不同规格的墓葬中，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均有差异，等级分明。

　　至殷墟时期，青铜铸造业是手工业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在殷墟发现的较大规模的铸铜遗址有孝民屯、苗圃北地和小屯东北地。几处作坊都出土包括制范、铸造、甚至祭祀在内的遗迹和遗物。在殷墟也未发现铜矿石和更多炼渣，据此同样推断冶铜应在采矿点而非殷墟。另外在薛家庄也有铸铜遗址，在小屯西北地、小屯南地发现陶范。殷墟风格的青铜器出土范围广，在殷墟文化分布范围及影响所及的区域都有发现。在殷墟文化区内，青铜器主要出自墓葬，不同等级的墓葬与不同组合的青铜器的对应关系非常明确，青铜器的使用规范化和制度化。

　　在从二里头到殷墟的都城以外，过去在东下冯、盘龙城、小双桥和南阳十里庙等发现有殷墟时期以前的与铸铜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但并未发现确切的作坊遗址。都城以外的地区还有此类发现，如1989年在安徽枞阳汤家墩出土7块铸造铜容器的陶范，有的带弦纹和云雷纹，伴出锸、凿、锥、镞等小件铜器和铜矿石，遗址时代相当于商代晚期。还有研究提及在安徽含山大城墩发现商代熔铜坩埚、在潜山彰法山发现陶范。2010年在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炉壁，可能与青铜冶铸活动有关。另外还有很多西周早中期的炉壁、炉渣和陶范等。发掘者认为这些遗存规模小，合金类型繁杂，冶炼与铸造活动并存，不同于官营的作坊。2012年在湖北郧县李营发现可能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熔铜坩埚和熔炉的残片。尤其是最近在安徽阜南台家寺发现时代早于殷墟时期的制造容器的陶范，但材料尚未见正式报道。

　　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可确认的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作坊都位于王朝的都城内。晚商时期的青铜器生产作坊也主要分布于殷墟。各地所见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和殷墟文化的青铜器，也都与都城内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

　　基于上述二里头、郑州商城等地的考古材料，刘莉、陈星灿曾重点考察了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聚落形态和政治经济模式，提出中国早期国家对青铜礼器的生产和技术实行专控，使得二里头和二里冈国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系统具有“贡赋生产方式”的特征，即社会上层通过政治和军事的手段，使最低级的聚落通过边缘地区的中心向核心地区提供原料和贵族用的贵重物品，以支持都城的发展和手工业生产，并进而促进社会等级结构的形成;而都城则将青铜礼器这样具有神圣性质的手工业产品分配到最低一级的地区性中心。青铜器等贵重物品的生产和流通模式构成了早期国家的经济主干，满足了人们的经济需求，支持了等级制度的运行，并使宗教信仰制度化。这个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系统在二里冈文化末期随着边缘地区的地区中心的衰落而瓦解。

　　殷墟时期地方型青铜器的涌现和地方性青铜文化的兴起，以及各地陶范等铸造遗存的出土，表明殷商王朝对青铜器铸造技术已失去专控。这意味着此前的进贡和分配体系确已发生变化。但殷商王室仍然控制着重要的青铜器铸造中心，这一时期大量的青铜器仍然是在王朝的都城内生产的。更重要的是，在殷商社会中，青铜器作为等级标识的意义更加突出，青铜器的随葬组合进一步制度化。因此，殷商国家在上述政治经济系统的支持下继续发展。

　　三、赣江流域

　　赣江流域未发现商时期或更早的铸铜作坊遗址，但有与冶铸相关的遗迹和遗物。2013年发掘的江西九江荞麦岭遗址，据报道北区主要为手工业作坊区，中部为祭祀区，南部为生活区。作坊区分布大量水井、灰坑等与冶炼相关的遗存，出土炼炉残块、坩埚、铜矿石、铜锭等冶炼遗物。遗址的主体年代为二里冈下层第二期略晚至二里冈上层第一期。另在遗址下层发现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器物，年代接近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据认为遗址的文化内涵以中原商文化为主，融合了本土文化，是夏商文化经略南方地区的重要证据。在吴城遗址发现7个灰坑，或底部有红烧土，或坑壁上有铜渣和木炭屑，出土石范、“陶铸件”、铜渣、铜块、木炭，并有大量陶器和石器。57件石范中以锛范居多，个别范上有蝉纹，另有兵器和工具范。也有2件陶范，其中之一为凿范。另有23件“干”字形和圆管形陶器，称为“陶铸件”。个别圆管形陶器近似于陶鼓风管，其他则用途不明。在新干大墓中也出土1件蝉纹锛的陶范。在铜鼓县平顶垴遗址发现吴城文化第三期的多块陶范，器形不明。另外，在一些商周时期的遗址上采集有石范。但各地所见石范和陶范都无容器范。

　　在赣江流域发现的生产铜器的资料有限，只能从青铜器本身入手来考察铜器与社会的关系。

　　赣江流域所见时代最早、数量最多的青铜器出自新干大墓，计有礼器、乐器、兵器、工具、杂器等 475件。有的青铜器与二里冈文化或殷墟文化的青铜器近似，有的则有地方特点，因而推测至少有一部分铜器应是在当地生产的。

　　新干大墓的铜器有以下突出特点。首先是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非常多。其中礼器有10种48件，乐器有2种4件，兵器有11种232件，农具有11种51件，工具有7种92件，杂器有48件。如此多的种类和数量在商时期的墓葬中很少见。其次，同一类器物有多件，以鼎为例，30件鼎中圆鼎有21件、方鼎6件，而圆鼎中仅扁足鼎就有14件。其他如圆肩鬲、三足甗、壶、圆卣、铙等，同类形制的器物都不只一件。兵器、工具和农具也如此。第三，青铜器群中有大量铜工具、农具，这在商墓中罕见。第四，一些铜器明显经过改铸。比较明显者如XDM：30瓿形鼎，原器应为圈足瓿，后铸接三足和双耳，器身和足上的纹饰风格也有差别。XDM：48三足卣的底部也可见原来的圈足痕迹。第五，青铜器的文化面貌不一，有的与中原铜器相同或相近，有的则有明显的地方特点。最后，铜器的年代跨度大，时代早者相当于二里冈上层文化时期，晚者相当于殷墟第二期。

　　新干大墓青铜器的如上特点，表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面貌或不同来源的青铜器都被集中到了一起，甚至包括一些可能残损后又被改制的器物。大量的青铜工具和兵器也同容器一样成为随葬品。铙和镈两类器物在南方地区发现较多，但都是零散埋藏而不是随葬品，但在新干也被埋入墓葬。在这样一群种类庞杂、数量众多的铜器中，反而没有商文化中那种体现墓葬等级的明确组合。

　　新干大墓中的其他遗物也非常丰富。其中玉器754件，包括琮、璧、瑗、玦、戈、矛，以及串珠、项链、动物形饰件等，还有精美的神人兽面形饰和羽人饰。另有139件陶器、硬陶器和原始瓷器。这类随葬品与青铜器一样表明了财富的高度集中。

　　在赣江流域集中出土青铜器的还有1976年在新干中棱水库发现的一座墓。该墓所出铜器包括3件形体高大的鼎、2件残损的鼎、3件小鼎、2件甗、1件爵、1件鐏，以及陶器和釉陶器。目前学界认为这批铜器出自墓葬，铜器的年代也并非原来认为的西周;铜器中既有与中原铜器相同的因素，也有与新干大墓铜器相近之处，既有青铜器，也有红铜器。由该墓铜器的特点看，这仍是将不同来源的铜器一起埋藏，以鼎为主，但也没有明确的组合。中棱水库墓的铜器和其他随葬品虽不如新干大墓丰富，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铜器和财富的集中。

　　除新干大墓和中棱水库墓外，赣江流域这一时期的墓葬很少出土铜器，所见铜器多工具、兵器而少礼器。

　　樟树吴城遗址被认为是吴城文化的中心遗址。历年在吴城遗址发掘墓葬23座，其中仅城外的正塘山M3出土2件铜斝、1件铜锛和1件铜凿。正塘山其他墓葬及吴城城址内的墓葬不出铜器。在吴城遗址还出土或采集到一些青铜器，计有尊、鼎、器盖各1件，以及斨、锛、凿、锸、刀、矛、剑、戈。吴城遗址采集铜器以工具和兵器为主，数量不多，同类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等差异较大。比如2件长骹短叶矛形制简单，锈蚀严重，制作粗糙;而另1件长骹长叶矛则制作精细，骹部有精细的螺旋纹和云雷纹。另外，在个别剑和戈上也有纤细的纹饰。吴城遗址中出土有不少石范，但这类纹饰精细的铜器或由陶范制作。

　　赣江流域还零散出土一些铜器。比如1957年东乡出土1件鼎，1975年清江横塘出土2件扁足鼎，新干出土1件圆鼎，都与新干大墓的鼎接近。另外还有一些时代可能晚于新干大墓的铜器，多相当于殷墟晚期或西周早期。如1974年在都昌出土1件甗，内装铜斧和锛。有的铜器上有铭文，如1958年在余干黄金埠出土的1件甗，1985年在遂川洪门出土的1件卣，1987年在广丰征集到的1件卣。这些零散的带铭文的铜器应是从中原传入的。还有一些地点出土零散的青铜兵器、工具和铜铙。

　　以上商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布于从赣江流域到鄱阳湖沿岸的平原地区。从分布地点看，新干一带最为集中，其他出土地点都非常分散。而新干地区的铜器又集中出自新干大墓和中棱水库墓。与新干大墓同时代的其他铜器很零散，新干大墓之后的商代铜器很少。

　　从青铜器之外的考古发现看，赣江流域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遗址和墓葬并不多。最重要的城址是吴城。吴城作为吴城文化的中心城址虽然内涵丰富，但却没有发现确切的高等级建筑和墓葬，除陶窑数量较多、分布较为集中外，其他居址、作坊、墓葬都相对有限。显然吴城与中原的都城相比还有差别。在赣江东岸还有一座牛城，相距新干大墓和中棱水库墓更近。牛城有内外二城，城垣大体建于商代晚期，但对牛城的具体情况还所知不多。

　　由以上考古材料还不足以构建出赣江流域商时期的清晰的社会图景。但可以肯定的是，赣江流域出现了比较发达的青铜文化，这应是受商文化甚至更早的中原文化影响和刺激的结果，可能还与中原王朝开发和控制长江沿岸的铜矿有关。当地从中原获得了铜器生产技术，并接受了包括使用青铜器在内的中原文化的部分观念。南下的中原文化可能途经盘龙城、九江一带，九江荞麦岭遗址就有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因素。此后，赣江流域开始自行生产铜器，同时大规模生产陶瓷器。但此时赣江流域的社会可能不同于中原出现的早期国家。从上述对青铜器的分析看，社会上层控制了青铜器的生产和产品，以及其他来源的青铜器，这一特点虽然与中原地区相近，但对生产、产品和外来青铜器的控制程度似乎更高，看不出将青铜器逐级分配的更多迹象。若是如此，或许这表明当地的社会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社会的政治集权程度更高，但缺乏一个多层级的或稳定的金字塔形的结构。这也许可以说明在赣江流域为何没有形成像中原那样的成熟国家，也可以解释为何在新干大墓之后，赣江流域的青铜文化也随即衰落。

　　四、湘江流域

　　湘江流域在商时期也存在较为发达的青铜文化，不过与青铜器生产相关的线索更少。目前只在望城高砂脊遗址出土1件武器或工具的残陶范。在岳阳温家山发现有制作锛和铃的石范。在湘江流域之外也发现石范，如桃江麦子园遗址和石门皂市遗址。但湘江流域及邻近地区出土大批具有地方风格的青铜器，表明当地应有青铜制造业。

　　湘江流域出土的商时期青铜器，以宁乡一带最集中。这些青铜器有以下重要特点。

　　首先，绝大多数青铜器为零散出土。宁乡发现的重要铜器有1938年月山铺出土四羊方尊、1959年黄材寨子山出土人面方鼎、1959年寨子山出土瓿、1962年黄材栗山水塘湾出土分裆鼎、1963年炭河里出土卣、1970年王家坟山出土卣、1976年葛藤木梆子山出土觚、1978年迴龙铺出土卣、1996年横市滩山村出土卣、2001年黄材沩水河中出土瓿等。在洞庭湖沿岸和湘江流域，华容出土尊，岳阳出土尊、罍、鼎、觚，平江出土罍，湘阴出土罍，望城出土甗，长沙出土鸮卣，湘潭出土豕尊，株洲出土爵，衡阳出土觥、卣，常宁出土方尊，浏阳出土卣，醴陵出土象尊，湘乡出土爵，双峰出土鸮卣，涟源出土卣。以上出土地点分散，每一地出土铜器大多为单件，少有成组出土者。海外博物馆所藏的虎食人卣、双羊尊、象尊等著名青铜器，也都出自宁乡一带或湘江流域。

　　湘江流域以外的相邻地区出土铜器也如此。如益阳出土角，桃江出土鼎和盉，新邵出土瓿，邵阳出土爵，新宁出土瓠形器，石门出土卣等。此外，在宁乡、岳阳、望城、株洲、衡阳、浏阳、醴陵、湘乡、安仁、益阳等地出土铜铙，除宁乡曾有多件铙共出外，其他铙大多也是单件出土。

　　上述零散铜器多没有出土背景和共存遗物，甚至附近没有可以关联的遗址。不少铜器出自河畔、山腰，因而有研究认为这是一种祭祀性埋藏。

　　其次，在湘江流域只有很少的青铜器出自墓葬。1996年和1999年在望城高砂脊发掘19座墓。其中AM1出土1件大鼎、7件小鼎、1件尊，另有矛、刀、刮刀、斧和不知名铜器等。这是目前湘江流域出土铜器最多的商时期墓葬。AM5出土1件大鼎，另有一些构件和残片。2001~2005年在宁乡炭河里发现7座墓葬，出土鼎、卣、尊、爵、锸、铲、刮刀、矛等铜器近百件，铜器的时代应相当于商末周初。1990年还在常德津市涔澹农场出土觚和爵各1件，可能是出自墓葬。还有部分铜器两件共出，如1990年新宁飞仙桥出土瓠形器和鼎、1990年株洲南阳桥出土爵和觚、1997年岳阳铜鼓山出土鼎和觚。有研究认为这些铜器也出自墓葬。这几处出土地点或被破坏，或仅经调查，难以确定是否为墓葬。但都有爵、觚等中原型酒器，出自墓葬的可能性较大。

　　总之，湘江流域出自墓葬的铜器较少，每座墓出土青铜器的数量和类别都不多，铜器墓之间的差别不明显。

　　第三，湘江流域出土的青铜器器类多。其中鼎、尊、卣数量最多，并各有多种形制。其他有鬲、甗、罍、瓿、簋、觚、爵、角、觯、盉、瓠形器等，有的一类器物仅见1件。另外多铙、镈等中原不见的乐器，再晚还有相当于西周时期的钟。零散而又多样的器类，表明青铜器没有固定组合，铜器的使用并不体现严格的等级制。

　　第四，铜器的面貌不一，就其总体风格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器形和纹饰都与中原青铜器相同或相近，个别器物带铭文，以各类圆鼎、兽面纹鼓腹卣、觚、爵等为主。墓葬出土的铜器基本属于这类铜器。另一类与中原青铜器差异明显或完全不见于中原，以动物造型的尊、卣，以及铙、镈等最具代表性，大多为零散出土。一些研究将大口尊、直腹罍等归为中原型和地方型之间的混合型或融合型铜器，这部分铜器也并不同于中原铜器。

　　最后，铜器的时代不一，时代早者如津市涔澹农场的觚、爵等大约相当于殷墟早期，时代晚者如炭河里墓葬出土铜器可能相当于商末周初。

　　以上特点显示出湘江流域及相邻地区的青铜器分布分散，出土零散，器类纷繁，面貌多样，时代不一，体现不出一个对青铜器生产的资源、技术和产品进行统一控制的集权社会。

　　在湘江流域仅炭河里发现一处城址，揭示出一段城墙和两座黄土台基，发掘者推断城址始建于商末周初，使用年代为西周中期。但许多商时期的青铜器即出自城址内及城址附近，且两座台基下还叠压有另外四座台基，因此很有可能在商时期炭河里已是一个区域性中心。即使如此，炭河里城址的发现还较为有限。在湘江流域也没有发现其他高规格的遗址，或像新干大墓那样的高等级墓葬，高砂脊墓葬即为目前所见埋藏最丰富者。

　　湘江流域的铜器内又常有玉器或小件铜器。如炭河里卣中有1100多颗玉珠和玉管，王家坟山卣中有320多件玉珠、管和玦，寨子山瓿内有224件铜斧，衡阳杏花村卣内有170多件玉管、玦等，双峰鸮卣内有玉玦、璜，宁乡三亩地铜铙附近有70余件玉管、珠、环、玦、鱼等。炭河里墓葬也出土200余件玉管、珠、玦和鱼形器等。这些玉器以珠和管最多，主要见于铜卣内。无论这些玉器是财富性还是祭祀性墓藏，它们器形简单，不同于新干大墓中大型、精美的玉器。

　　从现有的青铜器和其他考古发现看，商时期湘江流域似乎并未形成中原那样的复杂社会。在殷墟时期或稍早，中原的青铜器及制造技术传入湘江流域，当地开始制作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但这些当地生产的地方型铜器可能用于各类祭祀活动，有部分人可能掌握利用青铜器祭祀的特权，但青铜器并不直接用于标识所有者的身份和等级。商末时，部分殷遗民进入湘江流域，也带来了中原的青铜器。这些殷遗民保持着商人的丧葬习俗，继续将青铜器作为随葬品，以表明身份。高砂脊墓葬出土的商式青铜器即可说明此点。可能的情况是，从殷墟早期至商末周初，湘江流域的当地土著和殷遗民混杂，中原的和当地生产的青铜器，从风格、器类到功能都不尽相同。湘江流域似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等级分明的集权社会。

　　五、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在宝墩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城址群。至三星堆文化时期，出现了大批青铜器。在成都平原虽未发现铸造青铜器的遗迹、遗物，但这些青铜器的独特性表明它们只可能产于当地。

　　目前所见的三星堆文化青铜器主要出自1986年发现的两个器物坑。其中一号坑出土遗物420件，青铜器共178件，有人像、面具、动物形饰件、容器和其他祭祀用器，另外还有大量金器、玉器、石器、陶器、象牙、海贝等。二号坑出土遗物1300件，其中青铜器735件，包括大量人像、面具、具“神话”色彩的器物、动物形器、容器和其他祭祀用器，也有大量金器、玉器、石器、象牙和海贝等。两个并存的器物坑内涵有别：一号坑的主体器物是青铜人像、龙柱形器和金杖等，表现的主题可能是王权;二号坑的主体器物包括太阳形器、神树、眼形器、鸟形器、“神坛”、“神殿”等，表现的主题应是太阳崇拜。包括青铜器在内的两个器物群或许是宗庙和神庙内供奉的祭祀对象与祭祀用品。两个器物坑中虽然也有诸如大口尊、罍这类商式铜器，但它们与中原同类铜器的形制和纹饰有明显差别，应是在当地生产的。更重要的是它们都作为祭祀器物，与商墓中的随葬品完全不同。二号坑中出土的头顶圆尊的跪坐人像和头顶方尊的“神坛”，都表现了顶尊祭祀的场景。

　　三星堆遗址还出土过一些零散铜器。如1970年和2004年在月亮湾台地分别出土1件单翼铃，1987年在三星堆发现1件阔腔直筒铃， 1986年在三星堆器物坑填土堆积旁发现1件小铜人。这几件青铜器均与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同类器相近，很可能属于两个器物群。此外，1976年在高骈乡出土1件嵌绿松石铜牌饰，1987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3件铜牌饰，其中1件也嵌绿松石。这几件铜牌饰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铜器风格全然不同，而类似的器物在河西走廊和二里头遗址等地都有发现，很可能是从西北地区传入的。在三星堆遗址还出土过2件铜虎，其一面嵌绿松石的风格与铜牌饰相近。1985年广汉古雒城西门外出土1件带“潜”字铭文的觚形尊，应是外来铜器。

　　历年在三星堆遗址还发现不少器物坑，包括1929年让三星堆遗址面世的燕家院子器物坑，都只出土玉器和石器而没有青铜器。

　　三星堆遗址的墓葬，以及成都平原的其他三星堆文化的墓葬也都没有青铜器。显然，在三星堆文化中，青铜器并不作为随葬品使用。

　　时代晚于三星堆遗址的金沙遗址出土大量青铜器，器类与三星堆两个铜器群大体相似，主要也是人像、面具、眼形器、动物形饰件和各类祭祀用器等。这些青铜器也是祭祀遗存，只是这些青铜制品和其他金器、玉器、石器、象牙等可能不再用来供奉，而是用于特定的祭祀场所和具体的祭祀活动中。同样，金沙遗址出土的墓葬，以及成都平原同时期的其他墓葬中，也很少出土青铜器。

　　此外，1959年和1980年在彭县竹瓦街分别发现两个窖藏，出土40件青铜器，主要有罍、尊、觯，以及戈、矛、钺、戟、锛。这批具有商末周初中原风格的铜器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铜器完全不同，出土背景也不一样，它们应是来自于成都平原以外。

　　三星堆器物坑和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青铜器都应是当地生产的，没有其他区域常见的中原传入的铜器。这些青铜器所具有的上述特点表明，成都平原的青铜器只见于中心遗址的中心区域，这种高度集中说明统治者不仅控制了生产青铜器的资源和技术，也严格控制了青铜制品。青铜器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实用器具，三星堆出土的许多青铜器形体巨大，造型奇特，可能用来表现崇拜对象和祭祀场景等。金沙遗址的同类青铜器也用于祭祀活动。即使是彭县竹瓦街的窖藏铜器，虽然罍、尊、觯等都是商周文化的器物，而且很可能不是当地生产，但它们流传到成都平原后也被集中埋藏。总之，在成都平原，青铜器应为统治集团集体占有，既不用以体现等级而被逐级分配，也不作为个人的随葬品而被埋葬。这种对青铜制品的控制和使用方式与商周文化完全不同。

　　相对于赣江和湘江流域，成都平原有更多的考古材料表明在商时期已出现复杂社会，甚至早期国家。过去在三星堆城址已揭露出东墙、南墙和西墙，三星堆文化的遗址在四川地区也有分布，其影响力甚至达到了峡江地区等。2012年以来，围绕三星堆遗址又有一系列重要发现。首先是在三星堆城址北部的真武宫梁子发现了北城墙，在月亮湾城墙和东城墙之间发现了仓包包城墙。这种格局显示出三星堆城址比宝墩文化的城址更加复杂。其次是在城址西北部的青关山揭示出一个现存面积16000平方米、最高3米的两级台地，其中第二级台地现存面积约8000平方米。整个台地系人工夯筑而成，东西两侧均有水道并与台地南北的鸭子河和马牧河相连。在第二级台地的南部发现一座长逾55、宽近16米的红烧土建筑基址F1，平面为长方形，内有密集的柱网结构，墙基内外各有一排共计约200个密集排列的“檐柱”。推测F1是由多间正室、楼梯间、廊道、门塾等组成的干栏-楼阁式建筑。红烧土墙基、“檐柱”和室内夯土中掩埋有玉璧、石璧和象牙。在F1以北，第二级台地下还分布着同层位的红烧土与夯土，几乎遍布整个第二级台地，因此F1可能仅为一个大型建筑群的一部分。在此“大型建筑群”下还普遍存在3～4层厚度大致相同的红烧土堆积，与夯土层和文化层交互叠压。2013年，在F1以北约3米处又发现一座走向相同、形制可能略小的长方形红烧土建筑F2。发掘者认为青关山土台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三星堆王国的“宫殿区”所在。2012年在三星堆遗址西北的鸭子河北岸调查发现10处商周时期遗址，可知在三星堆遗址周边密集分布着同时期的中小型聚落，距三星堆城址越近，分布越密集，成都平原西北部应是三星堆文化的集中分布区。

　　继三星堆之后，成都平原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迁移到金沙。在金沙遗址尚未发现城墙，但有大型建筑区、一般居址区、宗教祭祀活动区和墓地，特别是祭祀区出土的遗物与三星堆两个器物坑的遗物相同或相近。

　　从广泛分布的遗址群、结构复杂的中心城址、大型土台建筑、丰富的青铜器及其他贵重物品，以及独特的宗教、祭祀遗存看，成都平原从三星堆文化到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可能已出现了早期国家。依据数量众多、形体巨大的青铜器，可以肯定这个社会存在大规模的青铜器铸造业，并有大批的手工业者。大量的宗教、祭祀遗存又表明当时社会上还有数量庞大的神职人员。这些专门的人员或阶层的出现，又都进一步表明早期国家的存在。在这个王权与神权并存的国家中，统治集团控制了生产青铜器的资源、技术和产品，青铜器生产主要服务于宗教信仰，包括青铜器在内的贵重物品或供奉于宗庙与神庙，或用于祭祀活动，以此达到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目的。

　　六、结语

　　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商时期，中原和南方都出现了复杂社会，有的区域还形成了早期国家。但由各地的青铜器制造业和出土的青铜器看，各区域的社会发展进程并不一致。

　　在中原形成了一套以青铜器的生产为核心的“贡赋生产方式”，发展出了多层级的社会结构和严格的等级制度，最终产生了早期国家。在赣江流域，青铜制品和社会财富被少数统治者个人占有。财富的高度集中虽然也体现了社会的分层，但社会似乎没有形成多层级的、稳定的金字塔形的结构，从而缺乏国家产生与运行的架构。因此，商时期赣江流域的社会应不同于中原。湘江流域的青铜器出土分散，来源多样，功能不一，体现出社会的分散，当地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成都平原在商时期最有可能形成了早期国家，但青铜器不作为个人身份、等级的标识，而是属于整个统治集团甚至全社会，青铜器用于宗教活动，以此维系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成都平原由青铜器生产、使用所体现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显然与二里头和商代国家完全不同，与赣江流域和湘江流域的社会也有差别。

　　各地社会面貌和发展进程不一，首先是因为各地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并不相同。但除此而外，在不同的社会中，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对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无论是在中原还是在南方，人们都选择将青铜器作为政治和宗教活动的重要工具。当青铜器的制造技术发展到能够铸造复杂、大型的器物时，青铜器就因集合了贵重资源与复杂技术而不再是日常生活用品，而成为拥有者身份和地位的标志。拥有这种青铜艺术品的人就掌握了沟通天地的手段，青铜器成为获取和维持政治权力的主要工具。统治阶层还可以将对资源和青铜铸造技术的专控进一步发展为控制社会的手段。

　　在共同将青铜器作为政治权力工具的前提下，中原和南方各区域的青铜器的具体内涵和功能却存在差异，使用的具体方式也不相同。中原的青铜器更多用于礼仪活动，并作为随葬品出现在不同等级的墓葬中，铜器形成固定组合，使用变得制度化。赣江流域的青铜器功用与中原青铜器最为接近，但作为随葬品使用的青铜器似乎只体现出财富的集中，而非明确的组合和使用规制。新干大墓没有饮酒器，甚至整个赣江流域也罕见，这也表明当地社会对作为随葬品的青铜器保留了自身的选择。湘江流域的青铜器有一部分是墓葬随葬品，墓葬主人可能来自于中原。但还有很多青铜器可能是用于祭祀自然神灵。能用青铜器祭祀的可能只是少数人，但祭祀后埋藏的青铜器毕竟与具体的人不再关联，因而青铜器并不像随葬品那样可以标识所有者的身份。在成都平原，青铜器被用来表现祭祀对象和祭祀场景，或制作成专门的祭祀器物。将青铜器完全用于宗教信仰，以加强社会统治、增强社会凝聚力，这与其他地区青铜器的功用完全不同。

　　以上例证表明，在中原和南方各地区的青铜文化中，青铜器的不同功用对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同作用。而青铜器的功能不同，主要还在于观念的差异。可见，对于社会的发展，除了技术之外，观念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些又都进一步表明了技术、观念与社会发展样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作者：施劲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2018年第5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关键字： 内容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