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许纪霖：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在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也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乱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在两千年的古代历史之中，中国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曾经是社会与国家的中枢，在朝辅助帝王共治天下，在野作为地方精英领导民间社会。士大夫阶层成为最有影响、举足轻重的社会重心。近代以后，当传统士大夫逐渐自我演变为现代知识分子以后，其社会政治影响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是继续成为社会的重心，还是被社会边缘化？关于这些问题，近年来学界有不少讨论。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过去的传统士大夫，社会政治地位大大下降。这固然不错，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一下行趋势，并非知识分子的全盘溃败，相反，现代知识分子比较起传统士大夫，在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仅没有下滑，反而有很大提升。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是文化影响力的提高。为什么这两种看似悖论性的现象，会同时在近代中国发生？个中又有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些问题，将是我要讨论的。
    
    一、从“士绅社会”到“知识人社会”
    
    晚清发生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士大夫而言，无疑是自春秋战国以后的第二次礼崩乐坏时代，其所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文化秩序处于不断的解体之中，而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乃是士大夫与过去那个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与制度发生断裂的转折点所在。传统的秩序崩盘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这时，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参与瓦解着旧的秩序，同时又被旧秩序抛离到社会，再次成为流落民间的自由流动资源。
    
    晚清知识分子游士化，与春秋战国时代不同，不是从宗法封建政治关系中，而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出来，成为下移到民间的游士。虽然知识分子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会特权，但他们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充满了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这就是梁启超当年所说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这一“中等社会”指的就是从帝国和家族秩序中游离到民间的知识分子们所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人，虽然成为职业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们并非互相隔绝的一盘散沙，而是有着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样的社会文化网络，我称之为“知识人社会”（intellectualssociety）。
    
    “知识人社会”大约在晚清年间出现，到民国初年发展成型。如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传统士大夫自我演化而来，“知识人社会”的产生，与传统的“士绅社会”有着历史的血脉联系。所谓“士绅社会”（gentrysociety），指的是一个由获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会，它处于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务领域与个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领域之间。汉唐时代的儒生们更多地体现为帝国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后由于佛教和理学的内在转向，士大夫们注重民间的教化职能，从士大夫变为士绅。这些士绅虽然具有科举考试所正式赋予的国家功名，但他们的权威更多来自民间，来自儒家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威权。由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在地方权力与乡村社会之间，有很大的权力真空，这一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绅们所填补，形成一个具有自治性质的“士绅社会”。
    
    到19世纪中叶，借助平定叛乱的机会，地方士绅的权力从地方性的社会文化事务，扩展到拥有全国影响的政治军事领域。地方士绅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义下，进一步扩展权力的基础，终于在辛亥革命中成为最大的获利者。晚清是“士绅社会”权力扩张的登峰造极，同时也因为其过于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而失去民间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则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蜕变为新式的知识人。清末民初，传统的“士绅社会”渐渐自我转型为“知识人社会”。
    
    “士绅社会”与“知识人社会”的最大区别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从传统的士绅易为现代的知识分子，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转换之外，“知识人社会”与“士绅社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部建制的变化。张灏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中指出：晚清以后，在城市社会之中，渐渐出现了使现代知识分子得以形成的制度性媒介：学校、传媒和结社。张灏将这三者称之为基础建构，即“知识人社会”得以凭借的三个基础性的公共网络。1890年代以后，随着新式的学堂、传媒和社团的出现，出现了一个“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
    
    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知识分子因为控制了这两项核心资源，使其晚清以后在文化和舆论上的影响力，比较起传统知识分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掌握了知识和舆论生产、流通权力的知识分子，本身又形成各种知识分子的社团共同体。于是，借助学校、传媒和社团，具有多种身份和职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替代传统“士绅社会”的“知识人社会”。
    
    二、“知识人社会”的公共网络：学校、社团与传媒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校最终替代科举，成为国家建制所承认的精英培养的正式机构。从此，学校的文凭、特别是海外留学获得的洋文凭，成为通向政治、文化和社会各种精英身份的规范途径。从古代到近代，中国文化的重心有一个从家族到学校的大转移。无论是汉朝的太学时代，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时期，学在官府，衡量文化和精英的标准也在朝廷，士人的独立性有限，哪怕有儒家的精神道统，也只有少数人才抗得住。宋明士人如此重视书院，原因亦在此。六朝隋唐时期士人之所以比较有力量，文化灿烂，乃是有世家大族的支撑，明清时期尚能保持一点学脉，也与文化家族有关。
    
    晚清以后，传统家族逐渐衰落，但书院挟着欧风美雨的威力摇身一变为现代的学校，成为文化生产的重心。1904年的“癸卯学制”和1912年的“壬子癸丑学制”两次大改革，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校的基本建制，从此，知识分子开始有了独立职业空间。新式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带来了两个悖论性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学校使得知识分子无论在身份上，还是心态上都获得了独立。这一次独立不仅是精神上的独立，而是有了自己独立的建制化资源。儒家追求了两千年的学统，到了20世纪终于找到了学校这一“肉身”，精神的灵魂终于获得了安身立命之地。
    
    但独立又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带来了另外一个趋势：独立以后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游离于社会。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与乡村没有关系，与所在的城市没有联系，也与政治相隔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一种自我的边缘化。不少成为象牙塔人的知识分子，当成为某个专业的专家学者之后，不再有社会担当。特别在乱世之中，如同魏晋时代的名士一般，清谈学术以自得，到1930年代，以国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个半封闭的文化贵族。
    
    “知识人社会”的第二个网络是社团。大学为现代知识分子所提供的是知识生产的基本生存空间，但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实践，却是通过各种社团而实现的。现代知识分子社团是在儒家文化传统崩溃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当士大夫所共同拥有的思想框架解体，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首先发生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一方面，知识分子通过结社而自我组织起来，形成士林，另一方面，这一士林又分裂为互相冲突的意识形态团体。现代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组织起来，又因为结社而相互冲突、自我分裂，成为同时出现的悖论性现象。
    
    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团，由于受到传统的“君子群而不党”观念影响，通常以同仁刊物为中心，形成一个松散的同仁共同体。从五四时期到1940年代，胡适组织过多个同仁共同体，都是以同仁刊物为中心：20年代的《努力周报》、30年代的《独立评论》、40年代的《独立时论》。
    
    知识分子社团的舆论影响，通过公共传媒得以实现。现代公共传媒的出现，与印刷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近代报纸的前身是邸报，研究表明，明末士大夫的结社与邸报大有关系。邸报成为社会舆论、形成天下的中介。到了晚清，邸报逐渐演变成为民间的《京报》，由民间的书坊印制。由官方的邸报到民间的报纸，其影响从中上层的士大夫，逐渐向民间的一般知识公众扩张。之所以如此，乃是与不断改进的印刷业提供了技术基础有关。报纸的出现，使得分散在各地的士人们有可能聚合为现代的公众，形成一个“想象的舆论共同体”。
    
    在晚清中国，当出现了《申报》、《新闻报》这样的公共传媒，特别是1896年出现了《时务报》这样以舆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领域之后，以公共舆论为中心的“知识人社会”才拥有了可能性基础。
    
    参与公共舆论的知识精英在大多数的时候，其实并不与大众直接接触，他们只是通过公众而影响大众。与宋明时期的士绅不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启蒙并不是直接面对底层民众，而是通过传媒所连接起来的知识公众。而这些公众即报纸的读者，通常是底层的士绅和新式知识分子。与此相对应，全国的大报、地方性报纸以及面向基层的白话小报，形成了一个等级性的传媒网络，它们各自面对的公众也是不同的，这一公众中的大部分，其实就是中国的“知识人社会”中的等级性网络。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都处于一个相对的位置，全国性大报的读者，可能是地方报纸的作者，而地方报纸的读者，又可能成为家乡小报的作者——公众就这样一层层蔓延展开，形成以上海和北京为中心、以中大城市为中介、最后遍布全国城乡的知识分子公众网络。
    
    钱穆先生说：中国士绅的影响一在清议，二在门第。到了现代，清议演变为公共媒介和公共舆论，门第嬗变为学校和文凭。无论是公共舆论还是学校出身，都成为现代社会公认的建制化力量。知识分子也通过传媒和学校，构建了一张等级性的文化权力网络。而知识分子的各种社团和同仁刊物，则成为这张文化权力网络的网结点。这一正在崛起的“知识人社会”，其在现代中国社会获得的文化影响力，是过去难以想象和比拟的，从晚清到1930年代，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传统中国政治的二重权威之中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权威，如今因为拥有了相对独立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这三大“基础建构”，而变得空前强大。
    
    三、重建社会重心失败之原因
    
    1932年在“九一八”事件周年之际，胡适写了一篇《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以沉痛的口吻，反省了中国为什么近代以来如此不中用，民族自救运动屡屡失败的原因。胡适指出，其中一个大困难“就是我们的社会没有重心”。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中枢，近代以后的知识分子通过学校、媒体和社团的力量，试图重建社会的重心，之所以功亏一篑，不是仅仅用外部政治权力的变化便可解释的。这里要追问的是，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不再成为社会重心的内部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不仅与地方社会和帝国政治有着内在的制度性联系，而且其内部由于有共同的儒家宇宙观、价值观和伦理观，士大夫集团也形成了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然而，科举制度废除后，知识分子虽然组成了“知识人社会”，却出现了一种内外断裂的局面：在其外部，独立了的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逐渐分离，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而在其内部，不仅意识形态发生了分裂，而且城市精英与乡村精英之间也失去了有机联系。
    
    到19世纪末，随着沿海通商口岸城市的崛起，大量新式学堂在城市出现，无论接受新式教育，还是谋求新的发展空间，士绅们都不得不往城市迁移。移居城市以后的知识精英，逐渐与农村发生了文化、心理乃至关系上的疏离。
    
    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知识精英，特别是海外归来的精英，谈起西方来，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农村，却一无所知，可以说是面向海外，背对乡村。一般知识分子来到城市以后，就不愿再回农村，即使愿意回去，也困难重重。即使像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这些致力于乡村建设、乡村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有当初士绅们回到故里那种水乳相融的感觉，对农民来说，这些城市读书人是外在于乡村生活的外面人，无论是他们的知识、语言，还是生活方式和趣味，都与农民们格格不入。传统士绅与宗法乡村的文化一体化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难以跨越的文化隔阂和城乡断层。难怪当年梁漱溟感叹：我们搞了多年的乡村建设，“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当大批精英从农村转移到乡村，失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之根，是否意味着他们在城市重新找到了新的存在基础？从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学校、传媒和学会而言，可以这样说。然而，知识分子一方面获得了独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游离于社会，不仅对于农村生活如此，在城市生活中也是如此。虽然学校和传媒是知识分子影响社会最重要的空间和渠道，但由于它们自身的性质，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却变得虚拟起来，从实体化转为话语化。
    
    北京是现代中国的学术中心，那里的著名大学云集了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学者。然而大学是象牙塔，当时，大学教授与北京民众的社会生活其实是不相干的。到1930年代，大学校园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贵族，他们与农村隔离，也与身边的这个城市不相干。直到卢沟桥的炮声才打破了象牙塔里面的平静。当北大、清华的教授们随着难民的队伍向南方撤退，他们才真正走近社会，走近民众。当闻一多等师生们徒步从长沙到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一路上所看到的底层民众生活让他们震撼不已。但此时战争却削弱了学院自身的力量，“知识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了。
    
    真正与城市社会发生联系的，是当时上海的知识分子。民国时期的上海，国立大学只有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有限的几所，而教会大学、私立大学、报纸和出版业却十分发达，是全国的传媒中心和出版中心。以民间的教育、报业和出版为基础的上海“知识人社会”与沪上的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身就是后者的一部分。这一格局来自晚清的传统。自从上海开埠以后，在黄浦江畔，就出现了一个绅商阶级。民国以后，传统的绅商阶级逐渐为新式资产阶级所取代，而士大夫阶级也演化为现代知识分子。但上海的知识分子成分要复杂得多，除了大学教授、文化人之外，还有报业、出版业人士、律师、医生和各类专业人士等等。他们以各种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与商界、金融界和工业界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虽然在上海，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结成了有限的同盟，但就整体而言，并不成功。抗战胜利前后，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间力量一度眩人耳目，但一旦再度爆发内战，他们就失去了仲裁和制衡的力量。在近代中国，不仅知识分子弱，而且资产阶级更弱，其产生的一开始，就带有官僚资本的印记，即使以后转化为民间资本，也与国家的权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国以后所出现的上海地方精英同盟，到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就受到战争的毁灭性打击，无可奈何地被边缘化了。
    
    知识分子不仅与社会外部断裂，而且其内部也发生了断裂。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以科举制度为基础，有共同的儒家价值观，形成了一个由全国名流、地方名流和基层名流三个等级的流动网络，这一网络在晚清以后发生了内部断裂，在城市，士绅阶层蜕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在农村，士绅阶层虽然依然有其影响，但也被渐次崛起的其他精英集团所稀释。更重要的是，城市的知识分子阶层与农村的精英阶层，区隔为两个独立的精英共同体。
    
    即使在新式知识分子内部，当儒家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可以替代的公共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们朦胧地形成了一段时间的新文化联盟之后，1920年代以后很快地就分裂了，分裂为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在传统士大夫之中，每个时代虽然也有不同的流派，比如宋学和汉学、古文经派和今文经派等，但基本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是相通的，拥有一个共同的知识框架。然而，现代知识分子内部的断裂，最主要的是失去了共同的知识框架，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知识纠缠在一起，形成了知识阶层内部种种的冲突和紧张。
    
    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在风雨飘摇的内忧外患之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礼崩乐坏的大乱世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抛到社会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人社会”。他们试图以自己的知识权力和舆论影响力重建社会重心。这个“知识人社会”是自由的，也是独立的，但其根基是不牢固的。它一方面失去了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与政治的制度性关联也是脆弱的。更重要的，无论学院还是媒体，都缺乏体制性的保障。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是一个奇迹，也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象牙之塔。当战乱纷至沓来时，终究倒了。曾经辉煌过，却没有熬过乱世。



    讲演者小传
    
    许纪霖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兼任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研究员。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的研究。出版有《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分子》、《智者的尊严：近代中国文化与知识分子》、《中国现代化史》（主编）、《寻求意义：现代化与文化批判》、《中国知识分子十论》等著作，其中《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在2005年获得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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