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杜维明：林文庆是会说英语的儒家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也是新加坡文化界熟悉的学者。新加坡将在星期三（24日）开始，首次举行一系列纪念林文庆的活动。林文庆曾经担任校长达16年的厦门大学近来也通过修建文庆亭、复办国学院等方式重新肯定这位新加坡双文化的先驱人物。 
　　本报助理编辑主任周兆呈不久前在厦门大学专访了杜维明教授，听他谈林文庆对新加坡和中国的现代意义，海外华人知识分子与中国的文化联系，以及对新加坡文化的看法。 
　　1982年，因为受新加坡政府邀请设计儒家伦理课程，杜维明教授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其后又多次到新加坡参加学术活动。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在1998年6月，他与陈瑞献、余秋雨、高希均一起参加联合早报为庆祝75周年举办的“跨世纪的文化对话”，为数千名公众呈献一场文化盛宴。杜维明说，正是从1980年代开始，他对林文庆、辜鸿铭、林语堂、陈六使、陈嘉庚等名字渐渐耳熟能详。 
    儒家文明能不能用英文讲清楚？ 
　　林文庆受英文教育，在爱丁堡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回到新加坡后积极推动儒学运动。杜维明认为，在讨论林文庆这些社会活动时，他的英文背景相对于儒学的华文根源，格外有意义。杜教授和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在1982年与李光耀总理见面，被问到儒家文明到底能不能用英文讲清楚时，这两位著名的学者几乎同时给出一个恰恰相反的答案，余英时认为不行，杜维明认为可以。他的逻辑是假如可以不通过希伯来文而了解圣经的意义，假如可以不通过梵文而了解佛教，假如可以不通过阿拉伯文来了解可兰经，就表示世界这三大宗教是人类的，不仅是地域的。能不能够用英文，可以说是对儒家传统本身的考验，也与英文世界能不能够从中国文化思想的精华中得到一些参照和资源，有密切关系。林文庆在新加坡推广儒学的实践因此具有特殊的意义。 
　　在中国文学史和教育史中，林文庆和鲁迅之间的争执众说纷纭、评价不一。杜维明教授认为，从某种角度看，林文庆是一个边缘人。虽然他和鲁迅之间有些矛盾，鲁迅把他描述成英籍、土生、华人孔教徒，持非常严厉的批评。但其实从鲁迅的描述来了解他，反而体现出一些非常了不起的价值。 
　　首先，正因为林文庆是海外华人，他心里体现出“少数民族”的情结。杜维明说，在中国生长的学人是很难深入了解海外华人所碰到的困境。 
    林文庆是让我们心灵开放的他者 
　　其次，孔教徒在鲁迅年代的气氛里，是落伍的、保守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反动的。但杜维明教授认为，今天重新来看，林文庆是一个他者，要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圈中了解这一现象。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被视为阐释人类学或者符号人类学的奠基者和宗师，于2006年10月30日去世）有一个观念，就是面对极端的他者，是我们心灵的解放。正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个他者，假如我们的心灵不是封闭的，是可以因此而开放的。“林文庆这样一个现象，对我们所有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来说，是心灵开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助力”。 
　　杜维明教授也盛赞林文庆强烈的乡土根源性。他说，因为林文庆是峇峇，他具有乡土的根源性，但又不是封闭的，可以在新加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也可以认同厦门，在鼓浪屿安居乐业。“相信如果能见到他的人，一定会认为他很宽和、内心很平静，他知道他要干什么，一定有他的方向性。不像很多现代知识分子、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急躁、异化、愤恨，各种不同的情绪，有些情绪完全是不合理的”。 
　　林文庆所提的尊孔读经，和现在中华文化新的复兴氛围相契和。杜维明教授说，林文庆是一个会说英语的孔教徒，或者是一个会说英语的儒家。“他代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文化自觉。他的文化自觉，和他作为英国的公民，是没有矛盾的”。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面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很多中国的学者对此有误会，认为你们在国外，总是把她看得很美，却不知道这个文化在我们的土地上曾经多么“龌龊”。杜维明说，“但不要忘记，在国外要重新了解文化，是要通过非常强烈的文化自觉，而没有文化自觉的人是比较多数的，基本上就是一个游魂”。 
    杜维明“文化中国” 
    三个意义世界 
　　第一个意义世界，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主要是由华人组成的社会，包括相当程度的少数民族。 
　　第二个意义世界，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包括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 
　　第三个意义世界，包括了一批和中国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学者和汉学家等，以及长期与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员和政府官员。 
　　问1980年代您到新加坡设计儒家伦理课程，2006年，南洋理工大学与山东大学合作成立了孔子学院，由过去政府推动，到现在民间或是教育机构来主动进行，您对这种传播方式的转变，有什么看法？马来西亚、印尼过去属于“文化中国”概念中的第二意义世界，也开始鼓励学习华文，您  怎么看待这些新的演变？ 
　　答我觉得孔子学院应该是同德国歌德学院的构想相同，通过语言教学，发展文化的交流。所以不能停在语言教学的层次，山东是孔孟之乡，底蕴比较厚，这种交流非常好。但要注意避免两个危险，一个是不要太肤浅，只是语言教学，另外一个是不要工具化，变成政治意味太浓厚。 
　　传播中国文化，过去最主要的工具是中国餐馆，现在则是语言。我的担忧是，不能把文化工具化，文化应该是通过内在价值，而不是工具理性的方式。如果不是内在价值，而是通过软实力的输出，很容易被人看穿，引起文化反弹，当然，软实力比硬实力要好。 
　　如果中国把文化当作内在价值，以学习的心态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进行健康的互动，然后自觉到文化底蕴不够深厚，这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假如走向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把文化当作工具，来表示现在我们经济上站起来了，政治上有影响力，所以我们文化上声音要大一点，这个效果可能正好适得其反。像王赓武先生对这一点有很大的敏感度，也有很深的忧虑。我也赞成他的看法。 
　　问林文庆过去积极参与改变中国的进程，现在来看，像您、王赓武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海外华人学者，经常积极地在海外和中国，谈论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延续这样的历史脉络，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对于参与中国的改变，未来的角色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会不会觉得中国过去发展比较落后，不够开放，对海外的声音比较重视，现在更开放，视野更开阔，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些降低呢？ 
　　答大家都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海外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你（对海外华人知识分子角色）的这个观察很对，自己本身的文化力量增强，海外华人的影响就相对降低了。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一段时间，美国的中国研究对中国影响太大，可是你看美国的日本研究，那绝对是日本研究的边缘，在美国研究日本而在日本受到极大重视、像赖世和（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美国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这种例子，屈指可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学者以美国的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非华裔的学者马首是瞻。但这个情况已经有些变化，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来看，有的人说要50年，我看不需要50年，大概15年，甚至更短，美国的中国研究，和中国本身的中国研究相比，逐渐影响力就会消退了。美国中国研究的相对优势在减少。那么，相对之下，海外华人以前接触的普通常识，对中国而言都是新鲜的，现在中国自己这方面的发展已经很快，很开放。 
　　从另外一方面看，也许（中国）火候还没到，自己眼高手低，自己认为已经到了，这是一个问题。现在我担心的就是40多岁，甚至更年轻的（中国一代），你在经济上发展、政治上有影响，后面你的文化信息是什么，它的支撑点需要长期的一个培育。知识和智慧需要积累，如果你不够，很可能甚至引起很大的反感。所以，我觉得海外的华人，包括东南亚、南亚，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要扮演这个角色，而且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使得中国文化面向世界、逐渐成熟的过程，不要走太多的偏差。无知我认为是可以原谅的，但傲慢却是很危险的一种心态。如果把傲慢和无知配在一起，变成布什的代表，那就非常严重。 
　　问现在谈到中国研究，欧洲开始有这样一个现象，像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诺丁汉大学新成立的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为刘宏、郑永年，都是从新加坡的学术机构挖去，他们有中国和西方的教育背景、有新加坡的工作经验，您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答这说明这些学者具有很好的优势，他们在新加坡或东南亚，属于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接触面特别广，对中国、对东南亚都十分了解，又有多元文化的背景，再到欧洲，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未来会逐渐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去美国的那段时间，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美国的学术界，起比较大的作用的华裔，多半是台湾去的。八十年代以后，局面整个改变，到了九十年代，几乎清一色的大陆背景，现在有很多海归，所以这个交流我想越来越频繁，可以打开许多新的局面，在知识界创造很多好的条件。 
　　问李光耀先生2004年曾赞扬林文庆是双文化的代表人物，现在新加坡开始大力提倡培养双文化人才，您对这一点怎么看？ 
　　答我非常赞成。原来我觉得最惊讶的是，新加坡虽然是英语世界，但基本上把英语当作工具。所以虽然英语非常好，但是真正要写出像样的英文，对英国文化有深刻理解的，例子非常少。现在把语言提升到文化，语言是一种内在价值，不仅是沟通的工具，而且塑造你的文化、认同、你的自我了解，如果你要把英文练好，连莎士比亚、英国文学、小说都没看，是不可能的。中文也是一样。所以，从双语变成双文化，是非常健康的发展。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难。新加坡要出一些非常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用华文华语来表达，这需要时间，但是大的方向定了之后，这种人物总会出来，如果不变，总是把它当工具，就很难出现。
    作者：周兆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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