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文明不因对话而变质

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基本形式。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他逝世前曾提出，应把“理解”扩展到“广义对话”的层面。正因为“理解”被提升到“广义对话”，主体与对象才得以从不平等地位过渡到平等地位；反过来说，只有对话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对话才能真正进行并顺利完成。 
    进入上个世纪末，中国学者为了更好地与西方进行学术文化交流，提出应把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作为不同文明之间交流和对话的原则。这种在不同文明之间寻求的对话、交流已经成为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以及不同国家与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和相互吸收的要求，是众多学者的共识，有利于世界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文明对话》一书是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研究所和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东方人文论坛”基础上结集而成的。该论坛邀请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作“文明对话与对话文明”的主题演讲，并有六位中外学者参与对话。书中同时收录了几篇相关的东方文化的研究成果。全书多视角、多方位、多层次论述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必要性，阐明了文明对话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价值，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次重大的外来文化影响中国文化的进程，而这两次中外文化的交流也可以说是在不同形式的“对话”中进行的。第一次是自公元1世纪以来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第二次外来文化的传入可以说是自16世纪末，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西方文化的传入。上述两次外来文化的传入，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每一次都使得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文化并未因吸收印度佛教变成印度文化，文明并未因对话而变质，恰恰相反，是印度佛教文化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的全过程都可以说是在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实现的。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发生影响是在16世纪末，当时传入的主要是西方基督教耶稣会的一些学说。至清初，因礼仪之争，西方文化的传入有所中断，而至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文化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中国。自此在中国存在着长达一百多年的“中西古今”文化之争，而这种文化上的争论也应被视为一种对话的形式。一百多年来，在我国一直存在的“中西古今”之争，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和“本位文化”之争。当前，我们应该抛弃把“中”与“西”和“今”与“古”对立起来的观点，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在“中”与“西”和“古”与“今”之间展开平等对话。 
    从中国近代史上看，把西方哲学最早传入中国、最有影响的应该说是严复，他翻译《天演论》等书，其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哲学观念，可以说他是介绍西方哲学到中国来的第一功臣。其后，西方哲学的各种流派先后进入中国，影响着中国哲学界。 
    其实，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各有所长，而且事实证明目前中西哲学已在对话中相互吸收着。中国哲学因吸收了西方哲学，而正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西方的重要思想家，如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弗朗索瓦·于连、恩贝托·艾柯等都先后把目光转向中国，希望从中国哲学中得到某些启示。同时，现在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文化正在走入新的轴心时代，而“新的轴心时代”必定是回顾其文化源头、传承其文化命脉、会通古今之精华的新时代。中国哲学正处在这一中西融合的转型期，如前所说，它一方面在创建着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中国化的种种哲学流派；另一方面也在吸收着西方哲学中更新中国的传统哲学，创造着新的现代中国哲学（如现代新儒学，或者现代新新儒学，现代新道家以及现代新佛学等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和西方学者、其他各文化传统的学者在交流与对话中实现。

作者：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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