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博物院书法展上新了！
最重头的一件，是传王羲之的《大道帖》，这是众多传王羲之的作品中比较有争议的一张。
王羲之《大道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2行，10字，一幅连贯的行草书。两行10个字为：“大道久不下，岂先未然耶。”
第一行从“大”字到“下”字，一笔连绵而下，第二行的最后一个“耶”字则是最后一笔一贯直下，后人也称这种写法为“一笔书”。
从钤印和题跋，印证了流传有序的踪迹，后来进入清内府收藏。钤印包括明末潞王、明末书法家米万钟、明代藏家韩逢禧、清代张笃行、清代书画鉴藏家安仪周等，并有元代赵孟頫、明朱之蕃、清张照等题跋。
当然一直以来，多数学者认为，这幅作品不同于王羲之的传世之作，可能是宋代米芾的临仿之作。画家米芾米芾在学书上曾下过苦功，传世中许多名迹都被认为是米芾的临本，例如王献之的《中秋帖》和《东山帖》等。
徐邦达先生曾经在《谈古书画鉴别》一文中谈到：“清内府旧藏、并曾记载在《庚子销夏记》、《石渠宝笈》续编、三编的晋·王羲之《大道帖》、王献之《中秋帖》等不是晋人之笔，一种理由就是因为此二本的笔划都特别润丰圆熟，其笔头含墨水很多，所以肥厚处不会开叉，用晋代的有心硬笔是写不出来的。此二本最后结合其它方面的印证，认为都是宋代米芾的临写本。这就是利用工具——毛笔特性作旁证，来解决真伪是非问题的一些很好的例证。”
▼ 旧拓王羲之 《十七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看完了有争议的《大道帖》，如果还不过瘾，那我们继续看王羲之，此次调陈还展出了旧拓王羲之《十七帖》以及明董其昌的《临十七帖》。
《十七帖》王羲之的草书代表作，因卷首由“十七”二字而得名，是书法家学习草书很好的范本，后世书画家纷纷临摹此帖。
据专家考证，《十七帖》是王羲之写给朋友的一组书信所集成，书写时间从永和三年到生平五年，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所以此帖是研究王羲之生平和书法发展的重要资料。唐代张彦远曾经记录过原真迹的情况，介绍《十七帖》一丈二尺长，共有107行，943个字。但是王羲之最初的墨迹早已失传，现在传世最早的是后世的刻本。
因为《十七帖》是后世书家学习书法的重要范本，所以传世刻本也比较多，主要分为“馆本”和“贺监本”，馆本因为末尾有一“敕”字，也被称为“敕字本”；而“贺监本”则相传是贺知章的临本，所以称作“贺监本”，但是早已佚，所以标榜是“贺监本”的一般被认为是伪作。
传世的“馆本”也有七个流传体系，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就属于“馆本”，总体来看，此本刻拓精良，但是仅存的只有二十六札，缺十七行。
▼ 明 董其昌 《临十七帖》
与旧拓《十七帖》同时展出的，还有明代董其昌的《临十七帖》。
自唐朝以后，人们学习草书王羲之《十七帖》当成范本来临摹。所以，历史上很多书法家都留下了临习之作。这些临习之作有些属于意临，也就是在临摹的同时带有自己的风格特征，有些临摹之作则比较忠实于原作的风格。
董其昌的《临十七帖》也并非只有一件，这卷并没有署上年份。但是研究者认为时间大约应该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之后，这成为考证董其昌书学态度的重要之作，也印证了《十七帖》在明代末期的流行背景。
▼ 汉 曹全碑 墨拓本
《曹全碑》是东汉末期隶书完全成熟期的代表作品之一，它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是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重要的历史资料，也是现存中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
曹全，甘肃敦煌人，曹全自小就勤奋好学，博学多能，而且具有贤德与孝顺之心，他的孝行在家乡有口皆碑。此碑是东汉年间所立，是王敞等人为曹全纪功颂德而立。
碑阳20行，每行45字；碑阴题名33行，分5横列，书体为隶书，全碑共1165字，高253厘米，横宽123厘米。
明代万历年间出土，据传明代末年断裂，我们如今所看到的拓本多是断裂后的拓本。
专家认为，《曹全碑》结字匀整，行笔以稳健为主基调，轻松匀净，用笔方圆兼备，以圆笔为主，是汉隶中秀美风格的代表。
从笔画形态来看，其点画、横波、波挑、波磔等各类笔画形态完美，充分展示了成熟汉隶的面貌。从艺术性而言，笔画变化境界也很高，在不同的语境中相同的笔画具有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往往能够顺其自然，不牵强。
▼ 传 赵孟頫《书急就章》
章草，是书法的传统书体之一。是早期的草书，始于汉代，由草写的隶书演变而成。历代书家都以章草写《急就章》，但是自东晋以后，能写好章草的作者寥寥无几，而赵孟頫算得上是元代少数擅长此书体的书家之一。
在东晋近千年之后，赵孟頫能够在元代复振章草的书法遗韵，使元明人将这种被人遗忘的书体重新从历史的尘埃中捡点出来，使之焕发了新的光彩，并使这一书体流传至今，赵孟頫的确功不可没。
但也有专家认为相比于东晋的章草已古意大减，但是也有专家认为赵孟頫是在古代章草中融入了自己的笔意。
此件传赵孟頫的《书急就章》被学者认为是元代书法名家俞和在其晚年所书写的，俞和，据传少时得到赵孟頫的亲授，书风相似，人莫能辨。
学者谈及此作中的章草：“从古朴化为婉媚，长横及捺笔处用波磔，短横顿收，俞氏则于独点处用磔法，短横处提笔出锋出之，笔姿变化灵活多端。”
▼ 明代书家汤焕的《游西山诗》
明代书家汤焕，擅长书法、篆刻。本幅书写《秋日宿西山卧佛寺》、《游香山寺》自作诗两首，书法受元代“杂体书”影响，混杂了楷、行、草和章草四体，笔法自由奔放，独树一帜。
台北故宫博物院对于中国书法史的综述：
书法是汉文化圈特有的艺术，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蔚成体系，也自然应用在日常生活里，了无古今的隔阂。有关中国书法从古到今发展的历程，始终是大家关心的课题，本项展览即由此出发，揭示其间发展的脉络。
秦汉时代是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三代以来古文大篆书写、铭刻分歧的现象，归于统一，产生标准书体小篆；另方面春秋战国时代萌芽的新兴书体隶书，也在此际从篆书简省蜕化成熟，发展为汉代通行的书体。由于时代潮流趋向简便快捷，隶书又持续蜕变分化，遂有草书、行书和楷书的形成。书体递变原非朝夕立就，因此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过渡型书风以及各体参杂的混合书风时而可见，显示书体蜕变迁延岁月，方能在结构和笔法上建立自己的规律。
隋唐时代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政治统一带来南北各地书风会流，笔法发展臻于完备，从此楷书成为历代通行的书体。入宋以后，为保存前贤书法长远流传，刻帖日渐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继承传统为足，书法取向表现个人情性、得其天趣。
元代继起，转而提倡复古，晋唐书法传统得以延续。然而，不受传统束缚的意念也活跃起来，至明代浮现纵横跳脱的气息。明人书法面貌至为纷杂，行草书尤其活泼自由，适与当时依循传统法度者形成对比。其间突显个性自成一格的书家，也走出实现自己的路径，不为时代潮流所吞没。
清代以降，三代秦汉古文篆隶陆续出土，堪称是得天独厚。在务实的学术风气影响之下，清人摩挲碑版，从而与刻帖相互为用，书法发展的视野得以串联古今，终能在篆书、隶书两方面汲古创新，引领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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