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良渚遗址的发掘过程，刘斌是30年来的见证者。
从1986年开始参与反山墓地的发掘，到1987年参与瑶山遗址的发掘。直到2007年，他发现了真正的良渚古城。
“从发现古城到现在，经过十几年的努力，良渚申遗成功，对我来说确实是件非常荣幸的事情”，30多年前，刚刚从吉林大学考古系毕业的刘斌到了杭州，开始参与浙江的考古工作。如今，他已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从4个故宫大的良渚内城，到6.3平方公里的成片城址、粮食仓储仓库、14平方公里的大型水利系统，多方面见证着5000年前的这片遗址进入了文明——古方国时代。
刘斌说，12年来，关于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但这并没有阻碍5000年的文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2019年7月6日，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5项世界遗产。
“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武英殿展览现场
良渚为何受到如此广泛关注？
刘斌介绍，良渚的重要性，首先是从考古的角度，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界定。
“人类历史文明距今5000年历史，最早的有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都在5000年左右开始进入国家社会。从我国史书记载来看，我们有4000年历史，但从考古角度能够看到的，殷墟的历史是3600年左右，这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对中国东方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的历史印象。”刘斌由此阐释，良渚遗址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也因为它确确实实证明了5300-4500年前，在长江下游地区存在的国家社会组织，而且这样的国家组织不亚于古埃及文明。
“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展览开篇以5000年的良渚王国、3600年的商周、2200年的秦汉、1400年的秦汉等时间线索，说明良渚对于中国文明历史的重要性
良渚在今天得以被世界认识，不得不提及的，是已经故去的考古界泰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对于考古界来说，古文明的寻找是考古最为重要的，从苏秉琦到张忠培，考古学家们都在不断寻找着中华文明的起源。
而良渚大量精美玉器的出土，使得张忠培不断在学术界强调良渚的重要性，他一直认为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都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而在城址被发现之前，这在学术界并没有得意证实。如今，良渚文明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
同时，良渚遗址的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在5000年前存在的独立文化起源。良渚玉文化在陕北出土也证实，文化的传播能够推测出当时在长江、黄河流域，中国的文明起源像“满天星斗”一样，散布在中国的各个地方。
张忠培先生生前与刘斌
如今，国家文物局组织了“考古中国”的课题，其中长三角的课题就是以良渚为代表的文明模式的研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60多个人的团队有40多个团队在考古一线，参与良渚相关考古的团队则有十几人。
良渚古城，代表着古代文明的一个都城，而围绕着良渚古城一千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在如今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都有很多高级的墓葬，它们与良渚古城组成的统治模式依然有诸多疑问等待揭开。
良渚遗址到底是一座怎样的古城？
在故宫博物院武英殿的中厅位置，展览现场用沙盘和卫星地图的方式呈现了良渚古城遗址的全貌。
“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展”展览现场以沙盘的方式呈现良渚古城遗址
刘斌介绍，80年代挖掘反山墓的时候并不知道墓葬是在城里，1992年发现了宫殿区，2007年才发现城，也就是良渚最为核心的区域，被称作“内城”。
内城南北长1900米，东西长1700米长，相当于四个故宫的大小。2010年，又找到了良渚的外城，围绕着内城扩宽一周，共6.3公里，也就是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范围。
内城的设计利用了两座山的拐角，城内则是以水陆结合。中心是宫殿，宫殿外住的是制玉、制漆器的工匠。
这片6.3平方公里的遗址，很像北京城的格局。其结构的设计跟后来的都城格局都是一脉相承的，在城外，有11条水坝组成了一个很大的水利工程。
良渚古城粮食仓储区域和被烧掉的粮食
宫殿区域一侧还发现了粮仓，虽然粮仓是三面环水的防火设计，但是考古发现，早期粮仓依然有曾经失火的迹象，烧掉了很多粮食。经过精细的测算，粮仓应该可以储存20万公斤粮食。
总体看来，良渚遗址的整个城市规划是非常先进。
早于大禹治水千年：申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都说“大禹治水之后定九州”，意味着水利工程对于国家文明产生的重要性，而良渚遗址的水利系统，也是其能成功申遗的重要标准。
刘斌介绍：“良渚的治水比大禹要早1000年，这也是我们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古代水利系统，它有11条水坝组成，水库面积有14平方公里。”
城里的水源来源于山上引下来的河道，上游距古城大概14公里的位置，规划了一座水库，水库可以蓄水，也有大坝。河道引进城内，既可以使用水，又形成水陆交通，能把上游山区的木材运到城内修宫殿。
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兼具防洪、防潮、航运、灌溉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在考古角度来看，治水体系其实跟国家的产生、文明的产生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也成为国家和文明产生的有力证据。
良渚古城治水体系的工程量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村庄级的量级。“据估算，整个古城水利系统的土石方量加起来有七千多万方，我们可以想象到当年组织实施这样一个超大工程，其背后的社会组织一定是一个国家级的。”
这样的超大工程，往往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 同时对于水工建筑物的牢固可靠程度也有较高的标准要求。
当然，这样的工程还要有指挥的人，有一种社会组织和凝聚力，这也是社会文明和国家产生的重要条件。而良渚水利工程遗址中被发现的土坝, 就足够符合当时的技术要求。据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通过GIS软件，对良渚古坝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 发现其可有效阻挡该流域短期内960mm的连续降水, 即可抵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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