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30年中国流行阅读史:精神 物质 功利阅读 （2）

80年代：精神阅读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烨的印象中，那是一个“浪漫”的、“激情”的年代。那时的文学研讨会，大家很容易就在会上论争起来，相持不下；那些77级、78级的大学生，早上四五点钟就去新华书店排队买书。在那时的中华大地上，一股不可抑制的思想解放运动潮如熔岩般奔流，那是一个洋溢着阅读激情的阅读饥渴时代。

    而流行阅读，与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带有很强的时代的迫切愿望，重新建构文化统一体的想法，文革后的反思，‘拨乱反正’意识形态下的一种阅读，这种阅读与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代要求联系在一起。”陈晓明回忆，那时候，大家在看同一部电影，读同一本书，思考同一个问题，面向同一个困境，向着共同的未来，由一种共同性所承载。而流行阅读，围绕这样一种历史走向展开。

    那时，在大众阅读领域，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痴迷”阅读现象：男性读武侠，女性读言情。武侠的代表是金庸与古龙，言情的代表是琼瑶、亦舒。有意思的是，这些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的来自港台的通俗文化，至今仍有生命力，“开启了后来大众阅读的很重要的线索”。张颐武说。同时，80年代没有纯文学与流行文学的分野，纯文学如同流行文学一样流行，文学期刊经常脱销，“改革文学、伤痕文学，王蒙、刘心武的作品都很流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陶东风告诉读书报。那时候，全中国都在捧读同一部作品，譬如，柯云路的《新星》、张贤亮的《绿化树》，看同一部电影，譬如《天云山传奇》。

    80年代初，刚刚洞开国门，国外的文学作品就翻译过来了。莫泊桑、契诃夫、果戈理等外国大家的作品都在销行，其中苏俄文学比较多；到了80年代后期，欧美、日本的作品就出来了，比如西德尼·谢尔顿、松本清张的作品等，“都特别热。大家想通过小说了解国外的生活”。白烨告诉读书报。三毛也成为了80年代最热的文化明星之一，其流行的原因，张颐武概括为“80年代的中国人没有机会去旅行，而一个浪迹天涯的女子，她所提供的所谓国际化的经验，传递的那种浪漫气质，打动了一代青年人”。到了80年代后期，汪国真成了炙手可热的文化明星。那时候，抄录汪国真的诗是一种时髦，其诗集销量达数十万之巨。“汪国真迎合了当时的时代趣味，表达的主题没有脱出思想解放的范畴，只是用了更通俗的方式。”陶东风评价。

    有意思的是，在80年代那样一种启蒙的氛围和语境当中，思想文化著作、尤其是哲学理论书成为时髦。美学热，李泽厚的著作，萨特、尼采，包括80年代后期流行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成为当时的流行读物，包括柳鸣九的《萨特研究》也销售大热，非常轰动，“他人即地狱”、“人，诗意地栖居”成为一时之流行语。而这与当时的人急切地想把人从集体中解放出来，充分“发现个体”的时代背景有关。

    “也许那时的人并不了解存在主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哲学基础，也许那时的人读哲学并非深读，但大家是从哲学里寻找新的世界观，新的对世界的理解。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一个马上要与世界接轨的中国，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化的基础，渴望从哲学中寻找到这个精神的基础。”张颐武如此解释80年代的“哲学热”。

    所以，80年代的阅读出现了这样一种似乎很奇怪的现象，大众把金庸、琼瑶和萨特放在一起，大众文化和高端的哲学并行不悖。“其实这并不奇怪，当时整个社会文化语境是沉浸在新启蒙和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之下的，没有精英和大众文化的分野，人们即使在阅读通俗小说时，也将其纳入了另一个解释框架，比如，从言情感受到人性、人情的复归。”陶东风解释。据陶东风回忆，譬如，当时的文化精英普遍喜欢邓丽君的歌，但从中感受到的是人的解放，而非消费主义，将其纳入了另一个解释框架。

    于是，在那样一个时代，精神追求似乎有很“物质”的一面，而物质追求又有很“精神”的一面。张颐武认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混在一起，是为了完成一个共同的任务：让人从过去计划经济中比较压抑人的个性、让个人得不到发挥的氛围中挣脱出来，通过通俗文化达到感性的解放，通过理论和哲学达成理性的革命。

    而看起来是天壤之别的两种阅读，构成了那个时代重要的精神生活。

    简单概括，80年代的流行阅读呈现了以下的特征。“其一，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二，在建构文化统一体的共识之下，出现了阅读共同体；其三，阅读在美学上也没有出现分化。审美趣味本来是非常个人的，但因为时代的精神太强大，把美学的个人趣味给冲掉了。”陈晓明告诉读书报。

    显然，这样一种阅读在80年代后期开始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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