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却有些不太厚道,想在这样的时候,来说几句不合时宜的话,因为如果只能看到说好话的文章,看不到不同的意见,对现在的年轻读者来说,也是有失厚道的。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读过浩然的作品,近年来出于研究相关问题的需要,又很认真地翻阅过他的一些作品。我认为,浩然的作品文献价值大于文学价值。
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这两部小说写的都是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完全是为那个时代的政治服务的,是名副其实的“遵命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浩然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政治,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
浩然曾是全国最有影响的作家,当今任何一个时髦作家,都是无法和当年浩然的时髦相比的。对“文革”有所记忆的人都知道,“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是以八个样板戏和一个作家为代表的,这一个作家指的就是浩然。在众多作家都被打倒、被批判,被剥夺了创作权利的时候,唯有浩然却红得发紫,主要是因为他的作品最切合当时的政治需求。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浩然自觉地遵循了当时所谓“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则,他作品中的主要英雄人物都是完全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立场坚定的、没有缺点、没有情欲的“高、大、全”式的人物,他在《金光大道》中塑造的主要英雄人物,干脆就以“高大全”的谐音取名为高大泉,连作品主人公的名字都能表明他是在按谁的要求进行创作了。
真正的艺术具有穿透时空的魅力。为政治服务的浩然的作品在时空转换之后,就注定难有读者了。前几年,有出版商家想再拿浩然来炒作一把,把他的作品重新包装之后,希望成为长盛不衰的摇钱树,但事与愿违,热闹了几天之后又归于沉寂了。时间是真正的试金石啊!至于在国门之外,“文革”时期尽管我们也是把浩然作为代表作家往国外推,当时我们办给外国人看的、有多种外文版本的《中国文学》总是推介浩然的作品,但时至今日,在国外除了极少数研究“文革”的专家,恐怕就很难有知道浩然的人,更难有还在读他的作品的人了。
浩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他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为代表的许多作品都只能成为研究中国“极左”文艺的文献,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
最后,我们当然得承认,浩然也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人都无法脱离他所处的时代。因此,造成浩然作品致命缺陷的主要责任不应由浩然来承担,而应由时代来承担。这几句话,也可以为我挣回一点厚道的分吧!(作者:汤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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