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敦煌莫高窟“搬进”美术馆 (2)

复制品也是艺术精品

　　此次展出的展品虽然大部分是复制品，但置身其中足以感受到真品的震撼效果。要想达到以假乱真的境界，工作人员们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

　　据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介绍，洞窟复原工作十分复杂，复原一个完整的洞窟要4年时间。“没有数码相机之前，先要把壁画拍成照片打在幻灯上，再在幕布上勾出轮廓，之后再进入洞窟对照修改，用毛笔勾出白描稿，再在过稿台上复制，然后才能最终上色……现在工具先进了，很多工作可以在室内完成，人在洞里时间越短对文物的损坏越轻。”

　　侯黎明说:“所谓创作临本，就是治疗古画的‘病症’。”由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段文杰创作的《都督夫人礼佛图》最大限度地复原了原作。画面中供养人都督夫人及一干仕女，身着唐代时装，古韵丰满。画面充分再现了唐代画风的精髓，成为研究唐代艺术的经典标本。“而原作现在已经斑驳不清，看不出模样了。”

　　展览中，很多复制作品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一些美术大师完成的，有些作品已经超过了50年。侯黎明说:“临摹、复制品超过50年就是文物了。”由于搬运对展品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损，“以后不会再有这么大规模的展览了。”此次“敦煌”轰轰烈烈的千里进京很可能成为绝唱。

　　莫高窟里临画人

　　明天，“盛世和光——敦煌艺术大展”将在中国美术馆开展。

　　敦煌方面共派来40多位工作人员，他们的总负责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布展、调配人员，甚至购买材料都要侯黎明亲自协调。面对如此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这位一心作画的艺术家显然有些吃不消，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一脸倦容。但谈到敦煌保护和壁画临摹时，侯黎明来了兴致。

　　“最早对敦煌莫高窟进行研究和保护的人是常书鸿。”1935年，在巴黎塞纳河畔散步时，常书鸿无意间在一家旧书店发现了一套《敦煌图录》。看着《图录》中精美的敦煌壁画，常书鸿惊呆了。后来，他曾这样描述当时的感受:“我这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的人，面对祖国如此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惭愧之极！”于是这位已经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放弃了优裕生活，举家回国。1942年常书鸿冒着日军飞机的轰炸，辗转来到敦煌。这时，摆在他面前的却不是那个在巴黎与他邂逅的敦煌，而是满目疮痍、残垣断壁。失望之余，他感到保护敦煌的责任更大了。

　　来到敦煌后，常书鸿最早的保护措施是在莫高窟前筑起了一道土坯围栏。有了这道围栏，在那个乱世中莫高窟得到了最基本的保护。

　　对敦煌的真正保护和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又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娄婕此时来到了敦煌。“敦煌的水是苦的，刚来的时候我得冲茶才能喝下去。水里含碱量高，洗出来的衣服都带着白斑……”地处大西北戈壁滩上的莫高窟，生活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而对此，已经在敦煌工作二十多年的娄婕只是淡然一笑。“画画的人都是‘自投罗网’。”侯黎明这样对记者说。“搞美术的人眼中，这都不是什么艰苦的事。”

　　来到莫高窟后，侯黎明和娄婕的工作是在洞窟中临摹壁画。侯黎明至今记得，当时的院长段文杰对他说:“到敦煌首先要吃好、住好，画画的事慢慢来，十年以后才能上手。”“十年！”段院长的话把侯黎明吓了一跳。果然像老院长所说的那样，十年以后侯黎明才渐渐“画进去了”。一个人在洞窟中临摹壁画，从白天画到夜晚。侯黎明仿佛体会到古人作画时的心境，平和、专注、虔诚。通过岩壁上的图案他仿佛回到了千年以前，仿佛他便是当年那个怀着诚敬之心描摹佛国世界的画师。他记得一位来访的日本画家，看到他们在莫高窟中临摹壁画时说:“你们太幸福了，可以跟一千年以前的古人对话。”的确，此中的乐趣恐怕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体会。

　　而转眼间，他们已经在敦煌临摹了二十几年壁画。娄婕说，在此期间，她也曾在东京、上海等很多大城市停留过，但她觉得那些都市的繁华与她无干，她只属于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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