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易中天在复旦大学参加了自己的新作《帝国的终结》的研讨会,十几位沪上一流专家学者济济一堂,研讨会开始之初,易中天谦逊地将自己的座位转至边上,“今天,我是来听大家说的。”
没有了镁光灯的照射,没有了粉丝们的追捧,易中天重新成为一个平常的“大学教授”,他希望自己的著作得到大家的肯定,他希望此刻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简单的学者。
这小子贼聪明
《帝国的终结》写于2003年。那个时候易中天还只是一个在厦门大学教书的普通教授,他已经写出了《读城记》这样在圈内颇受好评的书,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回忆,在念研究生的时候,他的导师许道明先生曾经给他看过一本易中天的论文,笑道“这个小伙子贼聪明”,那是指易中天会做学问能讨巧,切入点不迂腐,和别人不一样。
此书在2003年11月18日写成,两年后由香港三联书店发行“海外版”,当时易中天的印数不过和一些大学里的学术著作一样,发行量在几千册,国内并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样一本书。
百家讲坛后,易中天如他的名字一样如日中天起来,他借机把之前写过没有发表的文章或者散乱发表的东西,重新结集出版。
这一本《帝国的终结》从出版社拿到版权到出版成书开始宣传,不过1个月时间。
这是别的文人不可能做到的。
曾经很拮据
这一次的发布会上,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家琪开口便称易中天为“老易”,他们都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武汉大学研究生,当时易中天念中文,陈家琪念哲学。下了课,一群人就在走廊里辩论聊天说理想,易中天的口才好,是大家公认的。
1981年,易中天毕业留武汉大学,而在1991年调到厦门大学之前,他的职称一直是讲师。
现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易中天来说,非常艰难。
1978年,易中天是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第一批研究生,1981年毕业留校。而在1991年调到厦门大学之前,易中天在武汉大学的10年里,职称一直都是讲师。1989年前,讲究论资排辈;1990年后,又鼓励年轻化,要给35岁以后的年轻教师机会。哪个机会都没有眷顾易中天。
评不上副教授,就申请不到科研经费,不能参加学术会议,无法和学术界交流。“有一次学校批了点经费去北京出差,报销标准非常低,只能住在地下室。最后实在没钱了,只能住在学生家里。”易中天这样回忆。
1981年,易中天留校后,和女儿、妻子挤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房间的另一头是厨房,易中天在厨房和房间之间搭了一张小桌子,等妻子、女儿睡下后,用帘子把房间和桌子隔开,一写就是一晚上。
1988年,厦门大学请易中天去上课,走的前一天,妻子煤气中毒了。只能用棉袄、棉裤、棉被包好,抬到阳台上,让她在那里透透气。
陈家琪说,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易中天红了,他们这些人中间突然出现了一个神,所有的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他,他在上面讲三国,讲那些老百姓们都听得懂的东西,这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的。
“我从来没想过回去”
在发布会现场,记者问易中天,昔日的同窗好友这样评价自己,心里是什么滋味,易中天摆摆手,“我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儿”。
出版人朱杰人指出,几乎现在所有的文化名人,都是靠电视这个大众媒体大红起来的,然后才能带动自己的书的销量,才有机会将自己真正的学术著作推出。单单依靠著作本身,无法在社会上造成任何反响。
这是出版界的悲哀。
易中天现在已经不能随便在大街上走,也不能和朋友去小酒馆喝酒谈哲学。他的书只要写出来,就会被数家出版社争抢,他终于可以将从前潜心研究的那些论文著作结集出版。
“我从来没有想过回去,我也回不去了”,当问及喜欢哪一种生活,易中天很聪明地回答。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成为名人之后肯定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在易中天看来,并非不能承受。
他坦言,曾经在录制百家讲坛开始,被制片人修理,“我比较聪明,只被修理了一次”,他是一个聪明人,很知道观众喜欢什么,更能接受什么,所以他用电视观众能接受的方式讲课,他红了。
接下去的计划,是把自己这些年的著作都作修改整理,重新出版。作为一个学者,易中天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有了大众关注的发言权,那么为什么不好好抓住它。
还是要仔细读书
将这本《帝国的终结》认真翻了一遍,果然是一本不同于《品三国》的学术普及著作。易中天讲历史的切入点很有意思,将中国自秦朝以来的2000年的制度仔细分析,将清朝的灭亡归结为“制度的灭亡”,并对当下的一些问题作了剖析。
如果说,之前的《品三国》只是将三国的故事娓娓道来,那么在这本书中,学者易中天是有着自己的独到的看法与见解的。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易中天。
易中天是聪明的,他懂得电视不过是一种推销自己的手段;而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学问,他写的东西真的有些趣味,需要沉下心来,仔细地读。(◎文/记者职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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