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皇帝圣旨朱批数字化 清史工程档案组组长邹爱莲(2)

清王朝还有另外一种官方文书——内阁题本，这是清朝高级官员向皇帝报告日常政务的文书之一，常用白纸写，官员升迁考核、兵马钱粮、大案要案审讯等都用这种文书形式。邹爱莲介绍，《内阁题本》和《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一起，构成了清代中央政府文书的三大支柱，是撰修清史最基础的史料，也是清史档案整理的重点。目前，清史工程立项的《内阁户科题本》和《内阁刑科题本》婚姻家庭、土地债务档共47万件的整理均已完成。  
    奏折或题本的外观很吸引人。它们虽然有薄有厚，但大小尺寸、格式都完全一样，如日常奏报公事的题本，每页只写6行，每行18字，遇皇帝、天、地等尊称抬头2个字，全用工整娟秀的小楷毛笔字写成。皇帝“朱批”毛笔字大多也很工整，只有乾隆皇帝的字常常龙飞凤舞。雍正皇帝批一个折子动辄数十字甚至数百字，显示出他工作的勤勉。题本上官员、官府的印章也刻得很精美。邹爱莲说：“可以说，每份清宫档案都是一件精美的书法艺术品。那时候，字写得不好是不可能当官的。”

    3八国联军侵华国耻密档总集出版

    1900年是农历庚子年，在北京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最屈辱的八国联军入侵事件。当时紫禁城及清宫各处到底损毁、丢失了多少物品？慈禧携光绪西逃的1年零4个月是怎么过来的？4.5亿两白银赔款从哪里筹集？2003年7月，清史工程的《档案丛刊》影印出版了《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一次翔实系统地披露了八国联军悍然侵华的全部过程。其中大部分档案为首次公布。

    与以往公布的史料相比，这部18册的《档案汇编》第一次从清政府的角度审视这次事变，主要集中于清政府在八国联军枪口下的应对措施，以及战后竭力搜刮以偿付庚子赔款的情况。里面不仅有北京损毁、丢失物品的详细记录，还有洋兵撤后各地清查损毁及丢失物品的情况；有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最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全部经过；以及清政府如何将赔款摊派给各省，割付各国的具体数额与经过等。慈禧和光绪西逃，过去人们只是从清人文集中了解到他们的狼狈情形，而从《汇编》所辑档案中，可看到他们从准备西逃、途中日常生活及经费开销，到回銮迎驾的种种细节；更能看到当时中国西部的社会经济状况。

    邹爱莲说，清史《档案丛刊》计划出版19项近14万件、共约411册档案。目前已出版6种111册。最早出版的《清宫热河档案》影印18册，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常去住的地方，从档案中，可了解康熙以后9位皇帝在那里批阅奏章、颁布谕旨诏令、考录提拔官吏、赏赐蒙古王公贵族、接见宗教领袖和外国使节的详细情况。《清代中南海档案》影印30册，不仅收录了清代许多与中南海相关的重大事件和决策的档案，还有中南海形成过程、修建管理、陈设收藏的详情档案。

    另外已出版的《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其中绝大部分档案也是第一次公布。清代从光绪五年(1879年)开设电报，此后电报通常被用于紧急的重大事件，中法和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中外勘界交涉、秘密镇压革命党等，电报档中都有记录。在清政府的军机处立档留下的电报总量达4万件，时间起自光绪10年，此次全部整理后影印40册出版。

    4满蒙藏文档案翻译量达上千万字

    清史档案整理，一个艰巨的任务是翻译数以百万件计的少数民族文字档案，尤其是其中的满文档案。

    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政权。清朝大量内政外交的公文、文献，都用满文书写；尤其是清前期，满文档案占了很大部分。在一史馆藏中，满文档案在200万件以上，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宫廷事务、民族事务、天文地理、民间习俗等方方面面。也许，诸多清宫疑案的答案，就隐藏在这些满文档案当中。

    满文档案的整理早在80多年前、一史馆的前身----故宫博物院文献部成立后不久就已开始，新中国成立后，也一直在进行。但是，满档的翻译始终是个难题。满族人入主中原后，文化习俗逐渐被汉化，到今天，懂满语的人已经微乎其微，能胜任满文档案翻译的人才，今天全国不过几十人。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史馆通过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及自己开办培训班，先后培养了30来名满文人才。并陆续翻译出版了《清代中俄关系档案》《盛京满文原档》《郑成功收复台湾档案史料》等满文档案史料十数种。清史工程启动后，一史馆的满文档案整理和翻译工作进一步加快。

    地方珍贵档案的发掘、整理和利用，也是清史工程的重要项目，它们当中不少是少数民族文字档案。如清代西藏地方档案立项进行整理翻译的有1600件、100万字，是目前为止西藏档案翻译的最大项目。还有收藏在内蒙古、辽宁等省区的蒙古文、满文档案。目前共有5个地方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立项翻译，约700万字，除全部数字化外，还将选择部分出版。

    5档案补史、勘误已见初步成效

    清代档案整理对清史纂修产生的作用可谓立竿见影，正在不断显现。邹爱莲从“补史”和“勘误”两个方面，介绍了清史档案利用的成效。

    补史方面，档案为清史新增卷章提供了基本史事框架和依据。新撰清史的纪、志、传、表都比清史稿内容有很大变化，并增加了一些新卷目。如新增重要典志《灾赈志》，三分之二的内容就来自从一史馆所藏选辑的《清代灾赈档案史料汇编》，乾隆以后几乎每一次重大灾害，都可以从中找到官方反应；多次赈灾资金的来源，赈灾发放的规模、数量，都有十分详细的数据。

    又如新清史中的《中外约章表》、《清帝世系表皇子宗室封爵表皇女表》等，分别是以清代条约档案、玉牒、礼科题本、外交档等补做和重做的。

    过去无法系统查找的档案在数据库中查起来容易了。典志组专家林乾过去一直想把清代的讼师案件档案查全，却因档案太多太分散难以做到。自从奏折上了网，很短时间他就查到了上百个案件。

    整理后的清代档案对传记撰修的帮助更大。在数据库中，只要用传主名字搜索，很快就能把与他相关的档案查准查全。如“钱度传”，钱度是乾隆朝有名的贪官，但他的生年没有记载，录副奏折中一份档案内容可以推算他的生年，还有钱度对自己案情的招供。又如“昭梿传”，昭梿是嘉庆朝宗室亲贵，《清史稿》中对他为什么被革爵，记述极其简略，但在这次整理的奏折中，对他两次获罪有详细记载。

    档案还勘正了不少清史稿及以往文献中的时间、史实讹误。如康熙年间川陕总督博霁死的时间，各种文献都记载10月5日，满文档案却明确记载，早在几个月前，博霁的灵柩已运往京城。类似依靠档案推翻原有文献记载的事例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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