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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已经出版。几经辗转，记者采访到了该书的整理者蔡德贵先生。在季老生前，蔡德贵曾为季羡林口述录音达75次之多，这本书，就是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的。
蔡德贵说，可能是巧合。季羡林先生是清华大学1930年入学的学生，清华园里，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梁启超。梁1928年曾讲过一句话，说古今中外的大学问家（指人文领域的），都是40岁以前做预备工作，50或者60岁，甚至70岁以后，开始有研究成果出现。梁启超1929年去世，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季羡林还没有入清华大学，但是几十年之后，这句话居然在季羡林先生身上应验了。为什么这样说？这就要谈到季羡林大国学思想的形成。在季先生76岁以后，直到其逝世，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才形成了这种思想。众所周知，现在国内的媒体也好，读者也好，都知道在季羡林头上，有三顶桂冠，一个国学大师，一个学界泰斗，一个国宝。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季羡林76岁以前，关注的领域主要是语言学。他是一个语言天才，掌握了七八种能够熟练应用的外语，而涉及到的，达13种之多。但在76岁以后，季老的研究领域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弯，这里面，体现了一个季羡林晚年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切，他发现，全人类目前面临着三种紧张关系，即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的紧张关系。

那么从这三大紧张关系来看，人和自然之间，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从1987年开始，季老先后写过几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其中一篇叫《天人合一心解》，谈的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而关于人生，季老特别提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第三种紧张关系，季老发现，人类现在对物质的欲望越来越高，怎么办呢？他认为假如真想从思想上解决问题，那就必须从中国传统的道德里面，把儒家的东西也好，道家的东西也好，祖宗们提出的修身养性原则也好，挖掘并提炼出基本的原则。这样，在2006年前后，季老便渐渐地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大国学”思想。他还强调，过去我们讲国学，讲的往往只是汉学，但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应该重视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这才能称得起“大国学”。而他提出的这个概念，因我去美国，没有继续做下去，只能成为一种遗憾了！

本报记者 周凡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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