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中国在中亚的国家形象塑造：文化传播的视角

中亚地区位于国际政治中心舞台的亚欧大陆板块的腹地，历来是各种文化力量竞相角逐的战略要地。中国与这一地区接壤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必然要关注在中亚文化传播的形势。本文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对于中国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阐述了中华文化在中亚的传播对于中国和平发展以及国家形象塑造的战略含义，分析了中国在中亚的跨文化传播所面临的不利因素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关键词] 中亚、中国、国家形象塑造，跨文化传播
    中亚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东西方文明汇聚处和多种文化的连接带，其周围存在着俄罗斯、中国和拥有广阔地域的伊斯兰世界（包括土耳其和伊朗）。美国等西方国家虽远离中亚，但冷战结束后也积极涉足这一地区，从而使中亚进一步成为各种大国力量和文化、政治势力汇集与争夺的地区。对中亚这个更加动荡的地区环境可能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各种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理解迥异并做出不同的反应。而这种理解和反应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则是源于文化的差异。因为正是文化造就了指导社会集体的举止、观念和行动的潜意识的共有意群 [1]。要有效地解决并避免冲突，关键之一就在于要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所持有的深层次潜在假设和共有思维定势来理解文化。因此，作者在本文中采用格尔茨关于“文化”的定义来描述不断变化的地区环境下文化及其传播对中国的战略性含义以及对中国“和平发展”国家形象塑造的含义；继而再借助此概念来分析中国在中亚的文化传播的局限性并由此揭示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三者的文化传播之间的重要差别。作者认为，尽管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还未得到充分发展，文化传播的概念却是理解中亚地区正在出现的国际政治模式的有效分析工具；而中国和中亚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加强，不仅取决于政治和经济关系，还要取决于中国能否在中亚实施成功的文化传播。
    一、四种文化传播在中亚的角逐
    文化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它是由很多具体的和抽象的元素所共同组成的一个多层面的名词。英国文化人类学的创始人泰勒曾把“文化”解释为“一个复杂的总和，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能为习惯。” [2] 文化的典型定义是一个包括观念、认知和理解等诸问题的象征系统，它不仅仅是一个民间行为的抽象集合，也不光是一个旅游观光节日的组合。正如格尔茨所界定的：文化是一组象征体系，它们不仅界定和确认了文化和社会结构，而且还关联了人类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精神与世界观——的融合。 [3] 而西方传播学理论家也一直都认为，文化原本就是一个象征体系。“形象与符号的剧烈运动以及思维模式与交流模式的广泛传播是20世纪晚期和新千禧年的独有特征。” [4] 因此，只有深刻审视符号的性质及其转变和影响，人们才能充分理解这些力量是如何塑造和改变我们对自己生命的象征性理解的。
    在全球化环境下的当代中亚，诸如民族国家的政治抽象概念正渐渐式微，而各种文化的象征系统仍处在不断发展之中。从这点来看，把中亚看作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区并非是特别有效的分析思路。正如研究全球化与文化的学者汤姆林森指出，“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核心，而文化活动又处于全球化的核心。… … 很明显，文化是全球化这个复杂的连通过程中的一个固有的内在环节。” [5] 实际上，中亚地区政治的战场已经从地理和物质层面转移到文化和社会经济层面。文化传播在中亚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起着愈加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过去十年间，文化产业和通讯技术对中亚地区的政治发展至关重要；大众传媒业已在本地区的对外政策的信息和文化传播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从国际传播的理论看来，所有的跨文化传播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国、俄罗斯、美国和中亚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越来越受到这四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例如，如今越来越多的中亚人开始学英语，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对美国的屈从，而是体现了他们对新的国际文化关系的认同。这种大众传播行为所受到的文化影响也正是本文研究关注的核心所在。
    中亚各国原是前苏联的组成部分，俄罗斯在中亚的文化利益因此具有其内在的传统性。沙俄统治和苏联时期的历史则为当代中亚社会打上了深刻的东正教文化和计划经济的烙印。除独联体外，俄罗斯与中亚一些国家还借助安全条约组织、经济联盟乃至上海合作组织形式，维系彼此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不只是中亚历史的一种延续，也是对当代国际政治现实的一种认同。然而，俄罗斯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影响正趋弱化，尽管它对该地区依然有着广泛的历史和现实影响。无疑，这是由俄罗斯所面临的各种国内问题引起的，诸如人口剧减、社会危机和滞后的产业结构调整。但是，俄罗斯仍是一个对于控制中亚不仅有持久的战略兴趣而且也有能力控制的国家。在前苏联时期，俄罗斯文化就曾在中亚有着广阔的影响。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以及立陶宛这些将俄罗斯人视为“占领者”的波罗的海国家不同，大多数中亚人当时视俄罗斯文化为一种比当地文化更先进的文化。在这里，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去俄语学校学习是件令人自豪和钦慕的事。在中亚的主要大城市，许多人甚至讲俄语却不会自己的母语——事实上，他们常常还以此为荣。　
    在中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文化的影响也正在增长。中亚历来是美国影响力最薄弱的地区，美国曾长期渴望渗入而苦于不能入门。“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在中亚地区展开全方位外交活动和军事部署，从而弥补了其在中亚地缘政治上的缺陷，美国文化向中亚的传播方式和渠道更是呈现多样化趋势，不仅美国的电影、音乐、游戏等在中亚占有很大市场，电视、期刊等媒体也开始进入中亚市场。并且，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交流项目业已对中亚的公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著名的富布赖特访问学者计划和“未来领导者交流计划”；后者则为中亚国家的公民提供3至5周的专业实习，从家庭企业到跨国公司。此外，过去几年来，美国主流媒体还直接参与在中亚推行 “民主”新文化的进程。同时，中亚的新教和天主教徒也在不断增长，虽然目前的人口数量还不大。现今，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已经取代俄罗斯的外来文化统治地位。讲英语在当地被认为是一种荣耀。许多当地妇女，特别是穆斯林妇女，都梦想自己能够嫁给一个美国人或者欧洲人。对美国来说，尽管中亚现在是威权主义故态复萌，但该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多元化的长期发展前景依然令其深受鼓舞。 虽然俄罗斯在中亚继续享有决定性的文化优势，但伊斯兰文化正在中亚的政治和宗教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亚五国5000万居民的69.8%属于以伊斯兰为全民传统宗教的民族，保留了大量民族游牧历史中的政治文化沉积。目前，逊尼派穆斯林在中亚国家占压倒优势，不存在政教合一的气候和土壤。对伊斯兰国家而言，中亚是进一步扩大伊斯兰教传播范围、扩大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增强伊斯兰力量在世界的政治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场所。诚然，作为一种世界观，伊斯兰教可能很适合为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提供一个受人期待的衍生安定的温床。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全球化已给伊斯兰世界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让青年人接触非常不同的世界观引起的传统穆斯林社会的内部纷争。许多伊斯兰人对西方大众文化，尤其是露骨性爱电影的传播，感到大为恼火。除了俄罗斯文化的遗产，中亚大多数国家始终都受到来自本国国民不断增长的文化要求的压力，这种要求往往超过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但毋庸置疑，伊斯兰教已扎根于中亚的文化多元化的场景中。目前，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等硬实力的发展，中国在中亚的文化和外交等软实力影响也在增长。中国希望在睦邻友好、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中亚各国全面发展关系，包括文化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作为中亚最强有力、充满活力的紧邻，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已经引起中亚国家的浓厚兴趣，认为具有借鉴作用。尽管如此，中国文化在该地区的任何国家都还未占主导地位，甚至都无法和俄罗斯文化在此的传统和历史渊源相比，也无法与美国文化在此的显而易见的吸引力相妣美。中国的文化、烹饪、书法、电影、艺术、医学以及风尚流行在加强地区文化方面，一直都处于相对的弱势。而中亚新的贸易路线，诸如地下输油/气管道、高速公路和铁路却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不断参与该地区事务的影响力。这一点在中亚主要城市里的市场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但是，中国的旗舰消费品牌在中亚还未风靡，而中国产品在中亚市场的品牌建设将会对中亚社会产生积极的软实力影响和令人惊奇的传播效果。而且，中国文化本身也在“西进”，中国政府坚持作为主导力量鼓励文化企业按照国际规范来运作。总之，中亚地区不仅因为地处欧、亚、非三大陆地板块的交界处而成为自古以来的军事战略要冲，而且作为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四大宗教文化发展、传播、交流、碰撞的十字路口和世界上最复杂的民族分布地带，它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凸显了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
    二、中国文化在中亚传播的局限性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中亚国家就通过“丝绸之路”这条纽带互相学习，并建立了紧密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在过去的十年间，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及各个领域的合作，从而使双方传统的友谊谱写了新的篇章。但是，作为中亚国家众多市场和资金来源之一，中国要在中亚地区发挥至关重要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作用还有相当的局限性。中国文化不仅面临着一些内在的挑战，尤其还需要面对在本地区跨文化传播的不利因素。四大因素将会限制中国在中亚国家的文化传播影响力。
    第一个因素是持久不消的“中国威胁论”。在过去十年间，虽然中国政府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这些邻国发展了友好关系，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和所承担国际角色的变化，猜疑、戒备、防范的情绪难免掺杂其中，有一些中亚人将中国视为该地区的潜在威胁。尽管中国公开否认在本地区正寻求霸权的说法并一再强调，中国要的是合作，而不是霸权。但这样的承诺依然无法彻底打消中亚国家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长远后果的忧虑。他们对中国的这种忧惧既有深层的历史原因，也有对未来劳务市场和地区影响力的考虑。而正是出于这种对地区的共同安全与稳定的负责态度，中国积极地参与和推动了上海合作组织构架下的反恐合作，为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显然，这种合作与在中亚地区的大国军事角逐有着本质的区别，某些关于“中国威胁”的猜忌就更是捕风捉影了。
    第二个因素是，中国在中亚进行文化传播能够诉诸的资源有限。中国通过政治和经济外交实现自己的和平发展的战略，并希望当前的反恐努力来彻底捍卫其在中亚的文化利益。和语言一样，宗教对于缺乏安全感的人们来说，有种原始的吸引力，能够引发他们的想象并且成为政治动员的驱动力、力促经济发展和参与型政治相结合的社会力量。诚然，中亚国家的冲突多发生在穆斯林内部，但这并不能削弱穆斯林团结特定群体抵抗他者的力量；这一点在塔吉克斯坦就十分明显。而且，中亚地区对俄罗斯强有力的种族依附和经济取向，使得它并不易深受中国文化的主导。因此，如何培养对伊斯兰的跨文化传播的吸引力以避免本地区的冲突，对中国来说仍有许多难题有待解决。
    第三个因素是，各种地区不稳定因素，即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渐兴，尤其是后者同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相结合。并且，随着中亚许多国家元首无论自愿与否都将卸任，中亚国家临近的政权更替也是不稳定的一个原因。而中亚国家自身的政治稳定也影响到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在本地区的提升。中国与中亚各国互为近邻，尤其是中国的西部与中亚各国在地缘文化上有着悠久的联系，许多民族跨界而居，使用着共同的语言，信奉着共同的宗教。也正是因为这一便利的地缘条件，出现在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因素自然而然地也影响着中国西部的安宁。虽然中国在地区反恐方面的不懈努力更加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的角色定位，并使中国更有机会在中亚地区内实现其文化利益。但是，这“三股恶势力”已在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基础层次产生了重要的政策含义，即我们对中亚文化、社会和地区传播的理解方面。
    最后一个因素是，中国自身面临着创造有利于文化传播的环境的艰巨任务。这之中不仅包括政治和立法机构，还包括如何将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融合为一种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长远的、有连贯性的政治道德体系的新视角。基于儒家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向人们灌输如虔诚的孝顺、手足之爱、忠诚、真挚等品质，并且警示人们权力只是维护自己利益的最后的手段。于情于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似可成为帮助建构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有效公器。中国也正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行。但是，积极地为文化和精神价值观重新注入新的活力以应对这些不利因素的挑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理想的。否则，这些传统价值观则可能会慢慢枯竭，留下一个只能用其他文化的狭隘、有限的词汇来填补的道德真空。因此，中国不仅需要总结自身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还要清理当代文化大师的理论与实践并将这些思想成果对外传播，以使文化传播的双方真正在价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与思想意蕴。
    三、加强跨文化传播：重塑文化大国的形象
    在全球化兴起的今天，世界各国正在通过对外文化传播来努力使本国家民族的文化融入到世界主导文化结构中去，由此促使本国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认同。这其中，民族文化――核心的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及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奠定了该国在国际社会的国家形象。而国家形象塑造本身也是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政治信息的传播：文化信息背后隐含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也正是“软实力”的核心。而对中国来说，对外文化传播则是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对外文化传播可以展现中国外交政策针对新的地缘政治环境所做出的回应；第二，对外文化传播使中国更好地理解地缘政治的变化如何影响国家的行为方式；第三，国家间政治的新模式也突出中国外交中更为根本的文化延续性。显然，国家形象的文化因素仍然是国家软实力和国家利益的所在，并体现在国家的所有战略和战术竞争中。因此，中国要寻求和平发展，就必须通过对外文化传播建构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重塑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形象”；就应该进一步向中亚社会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传播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念，推动中亚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不仅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更有益于丰富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维度和内涵。
    重塑中国文化大国形象的根本利益源于其寻求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外交总战略。从外交角度来看，中国一直热切希望塑造一个国际合作者而非对抗者的形象，非常希望被视为中亚地区的友好邻国；而从文化的角度来说，对外文化传播作为“国际政治中一国政府为达到其外交目的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政策工具”， [6] 其“软实力”的作用则是其它力量难以比拟和无法取代的。对外文化传播依靠大众传媒培养或影响国际公共舆论，着力提升本国在对象国或国际社会的形象和影响力，进而促使他国的外交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自身外交战略意图。况且，同俄罗斯与美国的文化传播的效果相比，中国对中亚的文化传播在实际操作中还有不少误区，直接影响到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形象，影响到中亚国家的公众对中国的认知。而在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文化传播塑造的国家形象能否得到中亚国家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将会对中国的中亚政策的实施以及国家行为能力的提升产生巨大的影响。成功的文化传播不仅随着中国的中亚政策的演变不断调整自己的传播内容，还要能通过富有创造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引领外交活动的进展，从而更彻底地赢得广大中亚的受众。
    面对现代传媒带来的媒介化社会的新环境，中国要在中亚更有效地塑造文化大国的形象，就要充分利用其丰厚的文化资源，通过多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完整准确、全面真实地展示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形象。首先，要借助各类国际性文化博览会、文化产品交易会、影视节、出版物展销活动等平台，努力向中亚文化市场推出更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产品和品牌；要配合在该地区开展的重要的外交活动，精心组织“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周”等大型文化交流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影视交流、图书展示、文物和艺术展览等多种形式，让中亚各国人民从文化的角度更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其次，中国应发起一系列旨在加强高层文化交流的倡议，改进文化领域内的合作机制，并为文化交流相关的重要议题提供支持。比如，在中亚国家应该能够看到更多的中国经典作品的译本；要在这些国家的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加强培养“中国通”，因为他们能够帮助消弭中亚盛行的对华成见。再次，中国在中亚当地的领事馆应进一步加强对当地华人的教育和保护，以塑造一个更好的国家形象——无论采用哪一种渠道，由中国人传播的国家形象都是中国国内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教育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延伸和表现。
    最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要加大对中亚国家的汉语学习和华语广播节目的投资力度，并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的实质性合作，如建立针对年轻人的更广覆盖面的网站。这样，中国在中亚的声音将会越来越响亮。在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要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命，从而使中国文化不在新世纪再次被遮蔽，就要积极在中亚文化舞台上“发言”；而这主要有赖于中国传播媒介所呈现的符号真实。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可以构建起中国自身强有力的文化认同，在国际社会塑造一个美誉的国家形象。在这个方面，传播汉语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而语言传播的历史也表明，一方面，广泛传播的语言是国家实力和地位的标志，更是世界各国对一国未来的预期的标尺；另一方面，一种语言，如能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群使用，对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又有“反哺”作用，其影响可以惠及政治、外交、经贸等几乎所有的领域。所以，推动汉语在中亚的传播不仅是适应和满足本地区急速增长的对汉语的需求，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但是，对中亚的文化传播毕竟是在广阔的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背景中进行的，同时又体现了特定环境下的特殊社会规范和社会实践特征。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不同的传播方式往往很少能够于不同的文化模式中产生同样的共鸣，任何对中亚文化传播内容如果忽视了受众的差异性以及选择性，就有可能产生与传播既定目标相违背的效果。正是传播技巧，无论是传送还是接收，决定了个人、组织、行业或者国家如何更好地获取和应用知识，藉此提高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机率。因此，意识到不同文化模式和传播方式之间存在的差异，是化解跨文化传播冲突的一个基本前提。同时，在对中亚的文化传播中，不仅要避免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更应该反映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态度。这是建立和改善对外文化传播策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塑造中国和平发展国家形象的关键因素。只有当“软实力”真正由内而外地流溢，成为中华文化魅力的自然表达，中国的“软实力”才真正有了实力，中亚的“中国威胁论”才会得以化解并确保未来的中国和中亚国家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四、结 论
    在中亚这个地缘政治新变化的地区，国家形象和文化传播的分析框架有助于我们对新的地区战略关系有更深刻的理解。中亚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民族、宗教成份复杂的地缘文化特点，也造成了中亚各国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素。中亚地区正经历着上述四种文化力量的泾渭分明，它们将会塑造21世纪的中亚地区的历史进程。而处于激烈竞争中的各种文化往往具有跨国网络系统下的民族性格。承受文化压力的社会同样有可能走向原教旨主义，继而也会外溢到跨国和跨地区的边界。而且，这种原教旨主义在中亚有充裕的发展空间。笔者在本文要说明的是，在中亚的四种文化彼此间都有重要的战略相关性。鉴于中亚这四种文化互动的重要影响——政治动乱的可能性以及中亚各国当前对各种不同文化的复萌，在该地区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对地区的政治一体化至关重要。因此，跨文化传播的学者们不仅要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还需把握这些发展趋势对跨文化传播具体实践的重要影响。正是根据这个理论框架，我们才能更好地综合分析在一个跨文化、跨国界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大众传播发生的一些突出议题。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知识体系等的作用在上升，文化传播已成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在大国竞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必然追求本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与文化感召力，塑造亲和友善的国家形象，以减少偏见，消弭隔阂，消弭误解。一个有力的国家形象首先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一个充满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的形象。正是通过这种民族性的国家形象，中国人的价值观才得以表现。随着中欧关系的不断发展，中亚地区作为横跨欧亚间的联系不仅体现在地理方面，也表现在文化以及政治层面。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中亚地区的合作伙伴和稳定力量的形象。对中国来说，中亚是关乎中国西北边疆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是开发西部、发展经济的重要合作对象，也是外部势力企图向中国西北方向进行渗透和干涉的重要通道。当前，中国同中亚各国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都存在着共同合作的良好基础，加强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有着现实需要。 [7] 中国的稳定与发展不仅愿为中亚近邻的稳定、和睦做出积极的努力，同样也甘于为自己合作伙伴的健康、富庶付出力所能及的贡献。面对中亚地区政治和文化的深刻变化，中国会继续加强在这一地区的文化影响力以维护地区安全，为中国创造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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