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英时的史学及儒家文化论述,迎面扑来一股文字明快、清爽明澈的清新风,沿着文字的指向深读下去,余英时的思想清晰、逻辑和史学脉络畅通的表述,又给人以进一步的晓理之乐。我以为,再读下去,即获得余英时式对中华史实的深刻清醒,然这样的清醒,给当代的中国读者重新打量中国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中国人在当今的困惑,显然有很大的文化承传的困惑,中华文化优秀吗?文化传统需要我们承传下去吗?这好像没有疑问,即使我们主观试图超脱文化传统,事实上已经不能够,我们无法切断文化传统的血脉。然而,五四以降,渐行西化的世界文化融合性潮流,以至令我们深刻地检讨文化传统,它果然是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羁绊?是乎也是。这样,中国知识分子不免要进行停顿式的反思再反思,此间诸多深含偏激主义情绪的思想碎片便如历史砂砾铺陈,令人无以言状。
至少,余英时清新、清晰和清醒式对中华历史和文化传统思考与表达,给了我们一个打量历史和文化 传统的通道,我们在这里获得一个走向。诚如余英时议及儒学时,给我们这样一个提示:“为什么儒学的 困境和社会解体的程度有这样密切的关联呢?这首先要从儒学的性质说起。儒学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 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在两千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已一步步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我们常常听人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这句话如果确有所指,则儒学绝不仅限于历代儒家经典中的教义,而必须包括儒家教义影响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制度化的生活方式。”类似余英时这样的表达,可以让我们千千万万普通读者,即未经专业史学或文化考据专业训练的人,得 到更多对历史和文化的认知,且非读后更糊涂,这是读余英时的获益所在。我一直以为,在中国读史有些 时候是更令人糊涂的一件事,很多时间,我也是满足一种知道主义的文人心理,且疏于去逼近历史,悉心 清理。因此,对于余英时,便也给予一种现时比较珍稀的学识上的信任,我以为读史,对史学家的信任为 第一重要,尤其未曾专业训练,便易偏信。然轻易偏信,其后果更为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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