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流动的花朵》：真切表现农民工子女生存状态

【作者】卢有泉

关于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前几年曾有不少争论，教育部门顺应民意，也做出过相应的政策性调整，极大地保障了农民工子女的入学权利。时隔几年，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情况如何，他们的生存、学习现状究竟怎样，这是许多有识之士最为关心的问题。
　　徐玲生活于南国某经济发达城市，长期在当地的小学执教，她的不少学生正是农民工子弟。所以，这次她用一部叫《流动的花朵》的长篇小说描述当下农民工子女的校园生存状态，无疑为我们了解这方面情况提供了一部“信史”，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说服力。
　　小说中的王弟和姐姐王花跟随打工的父母来到一座美丽富饶的江南城市。当他们刚刚来到这陌生的异乡，生活是异常窘迫的：衣着破烂，食仅果腹，居无定所，在随父母打工场所的变更而迁居、漂泊中，饱尝异乡生存的酸甜苦辣。在学校、在社会，他们曾遭受过个别人的白眼，甚至欺辱，也曾被视为城市的累赘、社会的不安定因子。但面对生存的种种艰辛，姐弟俩并不觉得痛苦，也从不气馁。毕竟，城市对外来人员有着巨大的包容心，当地政府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也非常重视，城市人总体上对他们也是宽容的、友善的。同学的友爱、老师的关怀、周围人的友好，让王弟时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并从心底滋生出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他渴望长大，渴望长大后能像城里人一样快乐幸福地生活……小说正是通过王弟的成长历程，激励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励志”的题旨非常明确。
　　深入文本，通过对这部小说的整体观照，笔者以为下述三点最值得首肯。
　　（一）小说题材新颖、视角独到，将农民工子女的学习和生存状态作为书写对象，努力开掘，体现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浩浩农民工大军进城，几乎遍及城市的角角落落、各行各业，而其子女的就学、养成问题也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徐玲长期置身杏坛，于教职之余潜心文学创作，先后有20部作品问世，如《我的红狐狸妹妹》《神奇小子汤吉儿》系列、《“厚脸皮”女生蒋小雨》系列、《４０３的俏妹妹》系列等。此次又以她对农民工子女近距离的观察和发自内心的亲和，以及作为一名作家的强烈的责任意识，全力打造了这部专以农民工子女就学和生存现状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流动的花朵》。这是徐玲在文学创作领域的新收获，也是她为当下文坛这一重要题材贡献的优秀之作。
　　文学即人学。对人的生存关注，对社会现实的大胆干预，正是我国新文学的优良传统。正如钱谷融先生所说：“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还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论“文学是人学”》）《流动的花朵》正是以王弟这个具体可感的人物为关注的中心，将他放在他赖以生存的那个“整体现实”的大舞台上，通过他的言行、他与周围现实环境的冲突，以及他心灵世界的深层展示，来达到“这一个”的典型性生成。而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的同时，并未孤立地就人写人，还将笔舒展开来，兼及群体、放眼现实，努力开掘题材的现实价值，从而达到了创作的终极目的，就是揭示生活的本质，教育人、启发人向更高的目标前行。这样，整部作品就具有了深刻的主题和长久的文学意义。
　　（二）小说营造了一个文学化的和谐社会，激励青少年心怀远志、积极向上，具有高尚的主题追求。
　　作家立身社会，以自己的文学作品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建设（特别是意识形态建设）尽一个作家应尽的义务，这是义不容辞的。况且，我国的现实主义传统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家的责任感，文学创作不仅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也应具有团结人、鼓舞人的力量。但目前我们不少作家对此似乎不感兴趣，有的甚至公开提出文学就是自我发泄，就是用身体写作，这是完全与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背道而驰的，很难产生出有生命力的作品。
　　《流动的花朵》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从主题的提炼到人物形象的塑造，皆紧扣现实、与时俱进。主人公王弟这位农民工子女的典型形象，他的成长历程、他的生活轨迹，几乎都与国家的相关政策密切相关。假若没有教育公平、没有惠农政策和和谐社会建设，王弟的人生道路恐怕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而作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将王弟放在社会现实生活的广阔背景中，从总体到细部深入全面地予以观照，从而成功地塑造了这一新形势下农民工子女的形象。
　　作者在塑造形象的同时，还特别用心于题材的开掘。对源于生活的种种事件作必要的艺术处理，使之既符合生活的真实，又远远地高于生活。因而，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人物和人物活动的“整体现实”，具有了更多理想的成份。主人公王弟的人生追求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长历程足以鼓舞人、教育人；主人公生活的现实社会也充满了和谐的气氛，人人怀有一颗包容之心，互相关爱、互相敬重……这是文学化了的社会，是作者理想和责任感的艺术显现。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流动的花朵更需要呵护和浇灌……作为一名儿童文学作家，肩负的责任让我迫切地要把王弟的经历写下来，我相信它不仅能感动很多人，而且一定能激发读者内心蓬勃向上的力量。”因为有了这份责任和理想的导引，对生活的加工自然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而对主题的追求自然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样，就使整部作品具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
　　（三）小说最具感染力的是作者饱含深情的书写和对人物心灵世界的细腻剖析。
　　小说是叙事文学，但同样需要以情动人。因为“情”既是人与人之间相通的媒介，无“情”便无法感染人、无法打动读者，文学的生命活力也就不复存在了。我们说《流动的花朵》感人、耐读，正是因为作品中的人和事浸透了作者的情感，是作者用情观照、倾情书写的结果。
　　在书的《后记》中，作者告诉我们：“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和王弟生活在一起，我忧愁着他的忧愁，快乐着他的快乐。王弟，果真是生活中存在的，只不过他的名字不一定叫王弟。”这是作者进入创作期的角色投入。也许正因为职业的缘故，作者的投入才那样深、那样专，以至在创作中往往不能跳出教师的角色，去站在作家的立场客观、冷静地分析、评判生活。
　　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多种多样，但这部小说最主要的手法是心理刻画。比如王弟的自卑、倔强、坚毅……他的独特的心路历程正是他性格完善的过程。一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形象就这样一步步走到我们面前。一部小说成功与否，人物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这部小说人物众多，且都处于成长过程，性格的发展和不确定性最难把握，而作者正是通过每个人成长中心路历程的准确描述，来塑造形象突出个性的。因而，作品中众多的人物形象每一个几乎都具有典型性，是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这是非常难得的，足见作者的艺术匠心。
　　当然，艺无止境。对一部长篇来说，我们可以视之为精品，但绝不可称之为完美。徐玲作为一位年轻作家，还处于文学人生的成长阶段，出于对一位成长型作家的关怀，也有必要指出其不足来。通观这部长篇，窃以为最明显的缺憾是场景描写的缺失和人物言语的不够本色。
　　大约自十年前“痞子蔡”（即台湾地区作家蔡志恒）的小说进入内地以来，网络小说日渐流行，青年作家多受其影响。这种小说一反传统小说构建，自有其独特的模式。比如纯以人物对白结构小说，取消必要的场景和情节描写，语言简短而俏皮……由于青少年读者颇为青睐，市场前景不错，这种模式也便流行文坛。但站在文学艺术的高度审视，该模式的文学含金量严重不足，充其量是一种流行的通俗读物模式。这些作品缺乏场景描写，会使作品的深度、广度远远不够，人物的生活背景单薄，而作品的艺术性也由此将大打折扣。徐玲的这部小说也明显受了网络模式的影响，虽然构成一部小说的诸方面文学因素皆俱，且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有此一失，难免会降低艺术水准。
　　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本色问题，一直困绕着诸多的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由于阅读对象、阅读取向的确定，要求必须适合孩子们的口味。否则，就没有阅读市场，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而怎样才能适合孩子们的口味呢？通观中外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语言的本色至关重要。即不仅要使小主人公的对白完全出自“孩子们的口”，作者的描述性语言也应符合孩子们的口吻。简单地说，就是写孩子们的事、说孩子们的话，这是儿童文学最起码的艺术要求。以此来反观徐玲的这部小说，我们发现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欠缺。比如主人公王弟的对白，有的就不够本色，有大人的口吻，其他孩子们的对白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原载】 《文艺报·周四版》20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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