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清华简”的记载,周武王八年,武王征伐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席间,武王和周公留下了两首乐诗。
李学勤还发现,这两首乐诗与《诗经》中《蟋蟀》一诗也有关系。
现代人解读《蟋蟀》这首诗,大多是因袭汉代人的观点。《毛诗序》中说,《蟋蟀》是晋国晚期的民歌,用来讽刺晋僖公。大意是政府劳役过重,劳苦大众借诗表达对统治者的不满。
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读。根据清华简中的记载,周公在“饮至”典礼上喝酒时,听到了蟋蟀的叫声,于是作了《蟋蟀》一诗,表达的是打仗胜利后,对将士的慰问之情,大意是“一年快过去,你们很累了。不过不要太喜乐,因为还要准备更多的事情”。
在李学勤看来,这短短的14支竹简中,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上的意义。特别是秦代以后,乐经已全部亡佚,这两首“乐”的发现更有其重要性。
与这14支简相似,初步的研究成果显示,这批“清华简”多为书籍,且大多与历史有关。李学勤指出,如果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属于经部,但同时又富于历史价值。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早在84年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做了上述断言。
以这个观点来评价,此次“清华简”中最大的发现就是多篇从所未见的《古文尚书》。
据李学勤介绍,《尚书》有《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之分。现代人所读的《尚书》二十九篇被称为《今文尚书》,是汉文帝时由秦国博士伏生默写成。据传,《尚书》原共百篇,被称为《古文尚书》,早已失传。
在初步整理过程中,李学勤等研究人员发现了很多篇体例与《尚书》相近的文章。其中一部分在《今文尚书》中也有,对照起来看,差别很大;还有一些,过去知道是《古文尚书》中的篇目,古代典籍也引过其中几句话,这次发现了全文;再有是没有名字,也从来没听说的。
比如一组被命名为《保训》的竹简。这组简的长度只有28.5厘米,字体也有点特别,因此最先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整理之后发现,上面记载的是周文王临终前对其子姬发的遗言。“今本尚书中也提到过,说周文王有些遗命,但过去谁也不知道内容。”李学勤说。
这样的历史空白常常给小说家留下了发挥的空间。在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小说家就杜撰了一回“文王托孤”的故事,说文王遗命姬发拜姜子牙为“亚父”,临死还不忘灌输“忠君思想”。
根据“清华简”的记载,文王的遗言中讲的是关于舜和商朝祖先上甲微的传说,这两个故事是“过去没人知道的”。文王想用这些史事给太子灌输一个思想观念——“中”,即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也就是后来说的中道。“这说明《保训》的思想与之后的儒学有共通之处。”李学勤说。
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在李学勤看来,《尚书》是古史中的根本,史记就是根据这个写的,因此“清华简”的出现有可能实现前辈们“古史重建”的梦想。
不过,在采访中也有一些专家对李学勤的乐观持保留态度。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媒体‘炒’得有点过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说,他认为在报告出来之前,除了清华大学几位见过竹简的专家之外,其他人都缺乏评论的根据,因此他愿意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对于做研究的人来说,材料、报告发表之前,绝不应该谈论文物的价值。”在张忠培看来,搞考古学的人,应该是先坐冷板凳,潜心研究,而不应该急于发表没有成型的结论。
也有专家对清华方面的做法表示理解。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文字研究专家濮茅生认为,清华大学的专家们得到这些竹简,心情肯定十分激动,所以才会急于把一些信息告诉大家。“只是专家们要判断这些简的价值和内容,需要更多时间。”
据濮茅生介绍,目前存世的文献竹简只有三批,即1993年在郭店楚墓出土的“郭店简”、上海博物馆抢救回归的竹书“上博简”,再有就是此次公布的“清华简”。
其中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抢救回归的竹书,共一百数十余种,内容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语言文字、军事等。比如从中发现的战国佚书《孔子诗论》就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它的再现为人们认识《诗》的编次、诗的本义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也为人们了解孔子对《诗》意的评价、孔子授《诗》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濮茅生自1994年来到上海博物馆后,就负责这批竹简的整理和对外公布工作。据他透露,有关上博简的第八册报告即将出版,整理工作也将接近尾声。
“因为我没有看到‘清华简’的原始资料,我无法判断它们的内容、价值。”濮茅生说,“对于竹简来说,还是应该全部整理完,才能讲它们的价值意义。”
对于这些不同的声音,李学勤指出,此次清华大学公布部分信息的初衷,只是想提供材料,供大家讨论。“等到报告出来后,大家仍然可以讨论、质疑。我们愿意提供这样一个平台。”
根据计划,有关“清华简”的第一份学术报告将争取在2010年出炉。“当然,这样也算快的了。”李学勤说。
关键字: 内容标签:学术报告,清华,力争,出炉,明年,首份,李学勤
如果本站的内容资源对您有所帮助


献给世界,你的真心,以致来世,以致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