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网:天下之事大小皆决于上

所谓皇权，就是在封建社会中由皇帝执掌的最高统治权。中国皇帝的权力究竟有多大？它到底有没有范围？这是一个无法用几句话所能够说清楚的问题。在皇帝的统治下，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还是立法、司法、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没有皇权的强大势力伸不到的地方。皇帝是全国的最高主宰，兵权是至高无上的无所不包的权力。这里，我们不妨从宏观角度，考察一下皇帝的权力。
在行政区域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一切政务的最高决定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原则上都得他说了算。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开始，对统治大权就抓得极紧，所谓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明太祖朱元璋则要求，一切中外秦章都得呈上御案由他过目，“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唯面奏取旨”。而清代的嘉庆皇帝更是洋洋自地宜称：“我朝列圣相承，干纲独揽，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于一切纶音宣布，无非断自宸衷，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即朕亲政以来，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他们都深知，一旦大权帝落，皇位亦将不保，故稍有点心计的皇帝总是牢牢掌握行政大权，不肯须臾放手的。
在财政经济上，皇帝“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在权力支配经济的中国封建社会权越大，获得越多。既然身为天子，则必然富有天下。正如古人所说：“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里，只要成了皇帝，就是家天下，经济上就可以“以天下恭养”，诚如顾炎武所云：“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关于这一点，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例子颇为典型。史载，刘邦身为庶民之时整日游手好闲，不事生产。其父骂他不治产业，不如他的兄长好。可是，刘邦后来却由布衣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了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有一次，他在“大朝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时，洋洋得意地对其父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君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这个事例生动地说明，无论是谁，只要登上龙椅，那么，“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天下就都成了皇帝的产业。所谓“天子无外，以天下为家，故称天家”。“天家”的产业哪里还有任何别的产业所能相比的呢？
在司法方面，皇帝出言为法，皇帝的意志成了判断一切是非的准则。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初定天下时，采纳大臣们的建议规定皇帝之“命为制，令为诏”，从此确定了皇帝的诏令为国家最基本的法权渊源，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皇帝的大印，称为玺，玺是皇帝权力的象征，盖有玺的命令，成为最高法律依据中央朝廷以至各级地方政府的文武官吏，必须彻底遵照皇帝的意志和指令办事。一切由皇帝发出的诏、令、诰、敕、旨、上谕、朱批或口头指示，都被赋予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朕即法律”，不允许任何抗拒，违反或异议，否则以抗旨论处。
即使有国家既定的法律，也可以随着皇帝的喜怒而任意更改。例如宋徽宗就对臣下说到法令与“人主之威福”的关系。他下诏云：“出令制法，重轻予夺在上。比降特旨处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为妨碍，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杀生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何格令之有？臣强之渐，不可不戒。自今应有特旨处分，间有利害，明具论奏，虚心以听，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论。”又规定：“凡御笔断罪，不许诣尚书省陈诉，如违，并以违御笔论。”可见，在皇权之下，是没有什么绝对的“常法”的，皇帝的旨意，就是最高的法律。又如，明代的国家正式法律为《大明律》，但朱元璋自己却根本不按《大明律》行事。在他统治时期。“无几时无变之法”，“或朝赏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完全以个人好恶执法。有的罪犯按《大明律》量刑，止杖一百，囚三年，崦朱元璋则用族诛之刑；有的按律止杖八十，而朱元璋则施以最残酷的凌迟之刑；朱元璋还在殿廷上施行廷杖酷刑，不少大臣在廷杖之下立即毙命。更有甚者，还有一些事根本构不成犯罪，只因不合朱元璋心意，便被宣布为有罪，而处以极刑。
“天威难测”，中国历代专制帝王都以一已之喜怒操纵生杀，使人简直无所适从。对于中国古代法律之精髓能够心领神会，并且还勇于把它讲出来，是西汉一个名叫杜周的司法官员。人们可以看到，他在办案时，完全是按皇帝的心意断案的。如果皇帝讨厌一个人，他便想尽办法要治那个人的罪；反之，如皇帝有意释放的人，他则又想尽办法去“微见其冤状”，为其“昭雪”。有人不满他这种态度，质问他：“君为天下决平，专以人主旨意为狱，狱者固如是乎？”他却振振有词地回答，：“三尺法安出哉，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杜周确实是很聪明的，他实际上是道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实质：即一切法律、制度都是皇帝制定的，皇帝有权订立任何法令，也有权撤销任何法令。因此，官吏办案，就应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皇帝的言论，就是办案的依据所以，法律对最高皇权没有任何约束力，法律从来就不是为掌握最高权力的君主制定的，而为他的臣民们制定的，这一点，充分证明了封建皇权高于任何法律之上。
在军事上，封建皇帝还控制掌握着军事指挥之权。军队是国家的基石。在商代甲骨文中，国写作，其中的意义为武力，即军队。可见在国家产生之初，军队就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军权是政权之本，军权在握才能保证政权和皇权的稳固，故君主要专权，首先就必须专军权，驾驭军队，控制将帅，使军权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据史记载：封建制度初步确立的战国时期，军队的调动大权就已完成合操纵在国君手中。其时，各国调发队都有虎符，国君任命统兵大将时，将左半个符交与主帅，右半个符则由国君亲自掌握，凡用兵五十人以上必须有君主的另一半虎符来会合，否则任何人均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秦统一以前的杜符铭文曰：“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用兵兴士被甲五十人以上，必会符，乃敢行之。”足以证明军队由国君直接控制。秦统一后，为了加强对全国的统治，保留了一支强大的数以百万计的军队。秦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立太尉和郡尉负责缠住军队和训练军队，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和将帅任免权，却完全操纵在皇帝手里，皇帝实际上是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庞大的国家机器则是皇帝的办事机构。无论多么精明练达的皇帝，如果没有百官的赞襄铺弼，也无法实现其统治。唐太宗说：“以天下之广，岂可独断一人之虑，朕方选天下之才，为天下之务，委任责成，各尽其用，庶几于理也。”明太祖亦云：“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独治，必设百官有司分理之。”这就说明建立国家官僚机构，任命文武官员，是皇帝重要的权力。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建立了一大好协助皇帝输政务的官僚机构。但整个官僚机构却完全操纵在皇帝手中，所谓“秦始以宇内自私，一人独运于上”，文武百必须绝对听命于皇帝，只对最高皇权负责。
当然，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纯粹的。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个别时期也曾出现过君主受制于权臣、外戚、后妃，甚至宦官家奴，从而导致君主权力丧失的历史现象。但后妃、外戚、宦官集团掌权决不是君主专制的对立物或否定者，相反它恰恰是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一个副产品，是君主高度集权的派生现象。因为不管后妃外戚也好，宦官阉党也罢，他们的权力只能算是一种寄生的权力，他们的得势不是来自他们的“文治武功”，而是得自皇帝对其宠爱。他们拥有的权力是从皇权中派生出来的，正是兵权至上的产物。他们是君主政体的寄生物。他们是君主政体的寄生物，如果没有君主，根本就谈不上后妃、外戚、宦官的专权，社会上就根本不会有这些集团的藏身之处。其次，正是由于封建王朝专制政体的强化，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了一切权力的化身，从而导致了只要挟制皇帝就可以左右全国政局这种微妙的局势，为外戚、宦官们打开了通向最高权力的大门，使其篡政专权的成为可能。所以从实质上说，内宠专权只是君主集权的一种变态，它恰恰从一个侧面表明：在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中，皇权是至高无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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